紅機網電話

紅機網電話一般被稱為“紅色機器”，簡稱“紅機”，也被稱為紅機電話。1949年7月，中共中央領導搬進中南海，中南海專用電話局正式開通。

初期，中南海專用局在局內安裝了步進位自動電話交換機、中繼台、蓄電池，遷入人工磁石交換機，還敷設了地下和架空電纜。1951年4月，中央辦公廳和郵電部決定，在中南海新建自動機房，由已經改名的北京電信局負責執行。1952年7月，局號定為39，對外稱“北京電話三九專用局（簡稱三九局）”。根據規定，“三九局”的話務員每月只許回家一次，不許在家住宿，不許隨便外出，不許與親友通信，不許向親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點和任務，不許聽領導同志的電話。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電台還有紅黑之分，紅色電台是首長保密電話，黑色電台有首長的普通電話及其他單位的電話。紅色電台、紅機子是在保密網內，黑紅不能混接。一般電話找到首長就要接黑色電台，領導拿錯了電話還需要換接。據悉，毛澤東使用“紅色一號機”。

與一般電話不同，紅機的號碼只有四位，能接到同一加密系統內的其他四位電話，通信聯絡的可靠性和暢通性很高，這些電話均經過了加密處理。

1、所用電話機必須符合《電話機電磁泄漏發射限值和測試方法》（BMB1—94）保密技術標準，並具有國家保密局頒發的進網許可證。

2、嚴禁在專網上使用無繩電話機。

3、不得在專網上私自連接其他終端設備，確有必要必須經過專網局批准，並經過安全保密檢查合格後方可使用。

4、避免在同一房間同時使用專網電話和普網電話，以免因聲音耦合造成泄密。

前蘇聯紅機

1963年6月，美蘇在日內瓦簽署《建立直接交流熱線的備忘錄》，這條熱線是為了建立美蘇之間的信任，防止因誤解或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導致核大戰的爆發。根據備忘錄的要求，美蘇熱線是一條雙向電報線路，途經華盛頓、倫敦、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和莫斯科，其中華盛頓-倫敦段通信聯絡依靠世界上第一條跨大西洋電話電纜連接。

熱線在莫斯科的終端被稱為“紅機”。“紅機”沒有語音通話功能，更像是一台電傳機，這種安排主要是因為兩國元首擔心聲音傳達容易產生誤解或誤聽。“紅機”被蘇聯視為頂級機密，為保證安全，機器被設置在克里姆林宮的一間地下囚室里，這裡在沙皇時期曾關押過十二月黨人。

美蘇熱線的首次使用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以色列空軍開戰不久就重創了對手。作為阿拉伯國家的盟友，蘇聯在地中海集結重兵。美國注意到蘇軍的異動，立即向相關水域派遣了航母戰鬥群，美國國務卿臘斯克甚至威脅說：“如果蘇聯敢動以色列一個指頭，美國不排除與蘇聯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

考慮到可能與美國發生衝突的風險，蘇聯在最後一刻退縮了。1967年6月10日，受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委託，總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走進克里姆林宮地下囚室，首次通過“紅機”呼叫美國總統約翰遜。號稱“蘇聯首席翻譯”的蘇霍德列夫陪同3位領導人來到熱線旁，當柯西金髮現熱線不是一部電話時，立刻質問蘇霍德列夫：“為什麼沒有聽筒和話機，我們怎麼和美國佬通話？”蘇霍德列夫回答：“總理同志，這不是電話，而是一台遠程電報打字機。”

除了安德羅波夫，柯西金和葛羅米柯都對這條熱線表現出急躁情緒，兩人習慣於在電話前高談闊論，而不是一個接一個把話說完，由口譯員速記下來再發送出去。柯西金抱怨自己就像“在排隊買麵包”。儘管溝通如此不便，美蘇首腦最終還是就共同緩和中東緊張局勢達成協議。不久，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正式停戰。

經過這次事件，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不再忽視熱線的功效。1971年，美蘇雙方一致同意將軍事熱線系統提升到更先進的衛星傳輸模式，由兩顆美國國際通信衛星和兩顆蘇聯通信衛星擔任信息中轉任務，使美蘇領導人實現了真正的語音通話。根據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克格勃第16局的專家們在他的政治局辦公室里安裝了熱線電話，確保其可直接與白宮通話。當勃列日涅夫需要與美國總統通話時，這部電話會自動啟動“機密專線”，專線上的聲音信號全都經過加密處理，即使被人竊聽或捕捉到也不可能還原成原始的聲音信號。熱線電話的話機上沒有撥盤，也不用撥號，只有各種神秘的字母按鍵，而這些字母的特殊含義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秘書以及安全人員知道。

1986年，美蘇熱線又得到新的技術升級，兩國用地球靜止軌道衛星取代原來的衛星，使熱線通話效果得到顯著提高，並增加了高速傳真和圖樣顯示功能，這一能力使得兩國領導人能迅速交換大量信息，包括地圖、圖表和表格等。新的熱線具有最高級加密防護，其外殼可抵抗最強烈的電磁干擾。

2001年2月21日，為了決定2008年奧運會主辦城市，由17位成員組成的國際奧委會評估團開始對北京進行最後一輪視察。

在國際奧委會評估團視察之旅的最後一個上午，他們參觀了中國中央電視台，下午，他們拜會了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向他告別。歡迎國際奧委會評估團視察中央電視台的是年富力強的台長趙化勇。

當晚，趙化勇坐在他位於15樓的辦公室里，觀看中央電視台半小時的國家新聞節目“新聞聯播”。

此時正是19點20分，專門接聽高級領導人來電的紅色電話機響了。

一個聲音問道：“你是趙化勇嗎？”在得到略顯不安的確認之後，那個聲音繼續說：“總書記要和你說話。”

“你好，是趙化勇嗎？”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問道。

“晚上好，總書記，是我。”趙回答道，盡量掩飾著內心的不安，“我剛才看到了‘新聞聯播’對您的報道。會見奧委會評估團時您看起來真的太棒了。”

江澤民並未因為受到恭維而分神：“謝謝，但是你注意到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總書記，對不起，我沒有注意到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趙的臉都紅了。既然江澤民親自打電話過來，肯定是極端敏感的“新聞聯播”出現了某個嚴重的問題。“總書記，我們出錯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江澤民繼續說，“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間會議室有過兩次會見——一次是應當報道的，另一次則不應報道。在‘新聞聯播’上報道我接見奧運會主辦城市評估團是完全可以的，你們的報道搞得也不錯。表現我問候代表團成員並與他們握手的鏡頭是準確的，但是隨後播放的我們坐在一起交談的鏡頭弄錯了。另一次我見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電子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我擔任電子工業部部長時就認識他了——但我們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談，並非是出於官方目的。雖然你們有關奧委會評估團來訪的畫外音一直都是正確的，但是鏡頭卻搞混了，播的是我與老朋友進行私人會面的畫面。”

“總書記，我非常抱歉，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趙化勇的語速變得急促起來，“我會立即調查這起事件，查明情況，儘快向您報告。我們將處理有關責任人，並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其實這是我的疏忽，”江澤民親切地回答道，“我不應在同一間會議室里兩次會見外賓。就像外國人所說的，我們在他們眼中都是長得差不多的，他們在我們眼中也是一樣啊。”

趙化勇幾乎能感受到江澤民在微笑，但是他知道這樣的錯誤不容輕視：“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總書記，我們會立即調查。”

“雖然可以說這是我的疏忽，”江澤民繼續說道，“但你應當分析問題的起因，它看起來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計奧委會評估團也不一定會注意到這個差錯，但這麼一個錯誤卻反映了我們的專業精神和細心程度不夠，不應再出現了。”

“是！是！總書記，您所言極是。”

“我是一個工程師。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但是工程師必須分析錯誤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現的問題呢，還是由於疏忽或是生產線上的系統性錯誤而造成的問題。這三種情況要區別對待。如果是生產線上的問題，那就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請別太自責，也別對你的手下大發雷霆，但必須確保晚上10點重播時的鏡頭是準確無誤的。”

“我先去新聞中心，然後向您作全面彙報。”

“調查完了給我回個電話，我等著你。”

趙化勇很快發現了問題所在。原來，攝像師與編輯之間沒有任何交代，既沒有書面的，也沒有口頭上的。江澤民是在下午4點進行會見的，攝像師們在完成拍攝任務之後就匆忙往回趕——由於交通擁堵，他們6點多才趕到中央電視台把錄像帶交給焦躁不安的編輯（這些編輯並未去拍攝現場），而編輯為了趕在晚上7點之前播出，直接衝到剪輯室剪片子去了。

在迅速而仔細地換上正確的畫面之後，趙化勇多次檢查了糾正之後的圖像，並讓攝像師確認，確保這次再沒有任何差錯。之後，趙化勇吩咐將修改過的新聞在中央電視台晚上9點鐘的新聞摘要及10點鐘《新聞聯播》重播時播出。

晚上8點25分，趙化勇回到了自己的辦公桌邊，準備給江澤民打電話。他在拿起電話之前深吸了一口氣。

“我是中央電視台的趙化勇，”他憂鬱地說，“根據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彙報情況。”

“稍等。”一個女聲似乎會意地笑著說道。數秒鐘之後，江澤民接了電話。

“您好，總書記。我們找到問題所在了：責任在我們，但已經改過來了，修改之後畫面正確的片子將作為頭條新聞在9點鐘的要聞播報和10點鐘的《新聞聯播》中播出。我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們甘願受罰。”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別忘了，我仍是一個工程師，我還想知道問題的緣由。”

於是，趙化勇詳細地說明了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澤民聽完之後回答道：“我也像你一樣在生產線上工作過多年，所以能夠理解這種失誤。製作電視節目與製造汽車是一樣的：生產線上的各個環節進行良好溝通是非常關鍵的。你要有明確的計劃，這樣就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最後，江澤民囑咐趙化勇說：“你的記者、攝像師和編輯們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勵他們努力工作，不斷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沒有給相關部門打電話（趙化勇和中央電視台的上級）。我想在你我之間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就行了。”

摘自《他改變了中國》，上海譯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