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金富
洪金富
徠洪金富,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聘教授。研究專長為元史,代表論著為《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
洪金富(Chin-fu Hung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聘教授。
史語所副研究員(1982.9-1989.7)
研究員(1989.8-)
內陸亞洲史專題討論、遼金元史專題討論、蒙元歷史與文化、遼金元史專題、元典章研究、元朝文獻研究、元代社會史料導讀、遼金元國家與社會
走上《元典章》點校之路
我三十多年的元史研究可籠統分兩期。前期以政治社會史為主,後期以文獻考釋為主。名曰籠統,因為我的專題研究頗賴文獻的考釋,而考釋文獻往往用以闡明政治社會史上的若干問題。
元史研究主要仰賴文獻。元代文獻基本上很少造偽問題,問題主要在於解讀的困難。一如其它朝代文獻,元代文獻也有誤抄誤刻以致無法通讀的問題。但是元代文獻有其特殊困難。首先是審音勘同問題。按今傳元代文獻,以漢文為大宗,蒙文次之,其它文字又次之,彼此可以對勘和證補,但是這需要熟諳多種語文、具備漢語音韻知識者始能勝任。漢字文獻中夾雜的外來語,即所謂譯語,或為人名,或為地名,或為其它專門名稱,我們不能理解其語源語義者仍然不少。最為難讀的是元代硬譯公牘。這類公牘,系由蒙古原文直譯而來,語彙為漢語口語,卻不遵守漢語語法,並且摻雜許多蒙古語、突厥語、波斯語等借詞,以致句法乖戾,詞語奇特,難以卒讀。舉一個簡單的例:“於內多一半是漢兒女直契丹達達小名里做達魯花赤有”云云,稍具蒙古語知識,了解不成問題,但是,對於不懂蒙古語的人,這已經就是天書,遑論更為複雜拗口的句子。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集前述困難於一書。傳刻上的錯訛隨處可見,部分譯語涵意仍然不明。俯拾即是的硬譯公牘既非漢語也非蒙語,倘若夾帶著傳刻上的錯訛,我們只能望字興嘆,茫然以對。
八十多萬字,兩千七百條的《元典章》,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處理過的案件彙編,是最為原始的元代傳世文獻。我們從中既見到了蒙古大汗與其臣從一來一往的對話,也見到了田長宜三兄弟暴力收繼已有四個兒女的寡嫂的驚悚場面。內容豐富的《元典章》,是元史研究取之不竭的寶藏,無怪乎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競相從事於其點校也。
迄今為止尚無人完成《元典章》的全文點校,原因包括前述重重困難。我的學養和能力遠遜於前賢,曷勝任之敢言。學然後知不足,我把點校《元典章》做為自我學習的工作。歷史研究畢竟必須建立在正確了解基本史料之上──這是我的信念。
1、《元代蒙古語文的教與學》(台北:蒙藏委員會,1990)。
2徠、《元代台憲文書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3、洪金富編著,《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4、Introduction to Altaic philology : Turkic,Mongolian, Manchu, by Igor de Rachewiltz and Volker Rybatzki; with the collaborationof Hung Chin-fu (Leiden;Boston: Brill, 2010).
5、洪金富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遼金石刻拓片目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1、〈從元史到新元史〉,收入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台北:正中書局,1974),第3冊,《歷史學》,頁329-379。
2、〈元代監察制度的特色〉,《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 (1975):219-276。
3、〈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一)〉,《食貨月刊》6.12 (1976):1-19。
4、〈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二)〉,《食貨月刊》7.1 (1977):11-51。
5、“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Inner Asi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1 (1981): 597-628.
6、〈數目字人名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2 (1987):281-379。
7、〈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 (1987):843-907。
8、〈“欽此”再議〉,收入楊聯升、全漢升、劉廣京主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88),下冊,頁635-656。
9、〈髑髏飲器史料一則〉,《大陸雜誌》77.4 (1989):148, 163, 167。
10、〈元代馬球史料二則〉,《大陸雜誌》80.1 (1990):25, 28。
11、〈元代的收繼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279-314。
12、“The Tung Brothers: Tung Wen-ping (1217-1278), Tung Wen-yung (1224-1297), Tung Wen-chung (1230-1281),” 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e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p. 621-645.
13、〈四十萬蒙古說論證稿〉,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上冊,頁245-305。
15、〈元代監察官吏的出巡日期問題〉,《新史學》13.2 (2002):157-176。
16、〈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2 (2003):325-388。
17、〈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漢學研究》23.1 (2005):461-497。
18、〈《元典章》點校例釋〉,《中國史研究》(北京)2005.2:113-118。
19、〈和林元碑與嶺北官員管窺〉,《法國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12),第12輯(《邊臣與疆吏》),頁324-351。
20、〈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1-40。
21、〈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41-61。
22、〈元代漢軍軍戶的正貼結構與正貼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2 (2009.6):265-289。
23、〈元朝文獻考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 (2010.12):737-767。
24、〈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古今論衡》21 (2010.12):3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