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北

王惲《秋澗集·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國家興王地，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盤盤鬱郁，為朔土一都會。”虞集《道園錄·送蘇子寧北行詩序》：“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富庶比於都會。士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資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柳貫《柳待制文集·蘇志道墓碑文》：自予游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為雄要。”朱思本《貞一齋稿·和寧釋》：“和寧即哈刺禾林，乃聖武始都之地，今嶺北行省治所，常以勛舊重臣為之，外則諸王星布棋列，於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實一巨鎮雲”

初中地理上講過亞歐大陸由於帕米爾山結的存在極大阻礙東西方的交流。中原想要到達歐洲，只能通過絲綢之路翻越帕米爾高原，但北方情景就截然不同，隨著緯度半徑不斷減小地貌也越平整，是北大西洋暖流以北受到北冰洋濕潤氣流影響的區域，騎兵可以一路從嶺北杭愛山快速機動到喀山汗國境內，僅僅只有3000多公里，遠不如東漢首都洛陽到西域喀什的距離。所以歷史匈奴遠遁歐洲、蒙古西征歐洲看似很遠，其實難度和嶺北機動到杭州是一樣的，任何勢力從嶺北右臂打歐洲，據上攻中原是相當方便。

從嶺北出土的遺跡以及突厥碑文證實漢唐曾在這裡設置過統治機構，但漢唐都以為這地方不適合耕種，忽必烈卻建五衛，每衛萬人，其中屯田者2000 人，屯田軍與其他軍人為二與八之比。京師六衛，每軍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這就告訴我們，十分之二屯田，即滿足其餘十分之八的糧食需要。之後，其他各衛抽調的屯田軍有多有少，都與2000 戶相去不遠，雖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軍人數要高出，但還是少數。歷史上中原軍民不斷打走一波總會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從蒙古高原淵源不斷的涌下，為此元朝從嶺北扼守北方成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來通過農牧互補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內地”的大元雄關，朱元璋與他的謀臣武將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但在嶺北之戰遭遇失敗。而自土木堡之後更是少有出塞之軍，自此嶺北行省成為明朝唯一沒有拿下的元朝實土行省。

明朝對蒙古（嶺北）封建主雖然也封以王位等，同時給印、授敕、賜衣，允許世襲，但並沒有改變蒙古貴族的封建游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狀態依然如故，這是蒙古各部不斷與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後金皇太極繼位以後，為了確保對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堅定地在蒙古實行了劃分牧地、編旗設佐（佐領）、更定爵秩、軍令政令統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從關係。

民國時期蔣經國1945年夏赴蘇聯談判時，斯大林曾對蔣經國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嶺北），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圖，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中蘇對峙時蘇聯以蘇軍幫助蒙古國南方邊防為由在那裡駐軍。蒙古國擁有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這片遼闊的土地橫亘在中國版圖“雄雞”上方，差不多就是“騎”在中國的脊背上。對中國來說，這片土地上的蒙古民族構不成威脅，但如果這片土地為強權所利用，則戰略威脅立竿見影：向東可抄東北戰區的後路，向南直接壓迫京畿重地，向西矛頭指向河西走廊，威脅通往新疆的後勤補給線，用一個蒙古壓迫中國的三個“北”，在中蘇對峙時期表現得尤為嚴峻，從蒙古起飛的“逆火”轟炸機，十幾分鐘就可以攻臨北京上空，迫使當時中國北方的防空差不多是枕戈待旦，不敢有絲毫鬆懈。

冷戰時期的蒙古（嶺北）是蘇聯的寵兒，是蘇聯面向東方的戰略前進基地，它使蘇聯獲得了巨大的戰略優勢。

最初人民是在半山坡居住因為洪水淹不到，待外界知識提高后逐漸下山選擇有水有獵物的地方居住，漁獵是人類最初最原始的生產方式，漁獵基本是從自然資源中直接攝取，沒有自身的生產資料，而游牧有自己的羊群馬群作為產出的生產資料，游牧定居后逐漸演化為農耕文明，在農耕社會耕地是價值最大的存在。農耕統治者為了讓農民安心耕地宣揚安土重遷思想並禁止商業流通，所以農耕社會有耕地慾望沒有領地慾望，因為游牧思維是地方越大牧地越多，農耕則是除了佔領戰略要地外能耕種的沃土與會耕種的人才是寶貝，對疆域有選擇挑剔性。沒有進入工業社會之前世界上農作物的產量都是有限的，耕戰模式中，秋收剩下的食物成了糧食暴兵線，這種不好好種地又損失男性勞力又消耗糧食去打不能耕種的土地在儒教眼裡虧大發了。也只有秦始皇、漢武帝等雄主或李世民、朱棣等篡位皇帝以及漁獵、游牧的思維慣性才會啟動耕戰模式，其結果無一例外的被儒教譴責。農耕文明的安逸性發展到最後對耕地的慾望與早期相比又出現挑剔思想，沒排水開發過的耕地（三角洲、沼澤地）亦不願搬遷。雖西方文明朝代更迭，但古希臘、古羅馬的時候，對周圍的蠻族都是傳遞教授本國的文學知識和生活習慣，對科技是嚴防死守，所以後來羅馬覆滅，蠻族們還是羅馬，也都自認是羅馬後裔，不過科技就黑暗的中世紀了，科技知識則被羅馬帝國遺民輾轉西方各國回到西方（由於地緣優勢無法做到元朝、清朝的統一以及赤眉黃巢這些燒書的舉動），儒教反之，對儒家思想嚴防死守，奇技淫巧當賞賜隨便送，工匠隨便賜。這樣西方的文化、科技一直未被蠻化斷層，由於歐洲地理不便通過生活需求迫使其發展航海商業，通過流通性吸收各國文明知識與自身文明知識進行交流沖洗與積累。至16世紀以後擺脫宗教束縛的教育，隨著知識大量傳播普及推動西方進入工業文明科學大爆發。科技創物出現后，耕地、牧地、海洋、沙漠各種地貌的價值被徹底釋放。

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蔽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主父偃附議。

韓長孺：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強，自上古不屬為人。

漢武帝：“今單於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子漢。何但遠走，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前漢紀》：“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

江統：“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

苻融：“虛氂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

張淵、徐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

狄仁傑：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

嶺北又稱漠北，位於蒙古國南部的東戈壁省、南戈壁省、戈壁阿爾泰省等省份以北，漠北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和林。自從秦朝起，“大漠”一詞就經常在史書中出現。漢朝時漢武帝派大將軍衛青將匈奴趕到“漠北”。後來霍去病深入漠北至狼居胥山（蒙古國的肯特山脈）。公元89年（東漢永元元年）夏六月開始，竇憲、耿秉與北單於戰於稽落山（今蒙古國額布根山），北單於大敗逃走，漢軍追擊，俘殺一萬三千餘人，北匈奴先後有二十餘萬人歸降。竇憲、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由班固撰寫《封燕然山銘》文，刻石紀功而還。杭愛山以北，中國人稱為“極北”，基本上被視為蠻荒地帶。

皇慶元年（1312），改名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和林改名和寧，仍為治所。行省轄境樂至哈剌溫山（今大興安嶺），接遼陽行省；西至也兒的石河，接欽察汗國和察合台汗國；南隔大漠與中書省和甘肅行省轄境相接，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亞北部）之地，凡服屬於元朝的各森林部落均歸其統轄，共轄區內設和林路、稱海宣司等機構，此外，其中還有諸王、貴族、勛臣的封地，直屬於朝廷的各部落的領地。諸王、貴族各置王傳府或斷事官，負責管理本部行政、財賦和司法。蒙古戶按千戶、百戶、十戶劃分，由各級那顏管理，不設州、縣。至大四年（1311），罷嶺北行省中諸王所置斷事官，蒙古人犯法應由本管千戶鞫問，加強了中央集權，溪北諸王勢力漸被削弱。元朝設立嶺北行省以後，實行了建城、屯田、教民業農、發展手工業等一系列措施使嶺北地區的經濟有較大的發展。此外，其境內建有眾多的宗教寺廟，元廷為諸王所部配置儒學教授，使嶺北地區的文化逐漸興盛，有利於民族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