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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鈺
地層古生物學家
徠王鈺(1907年10月25日—1984年4月5日),字勿齋,河北深澤人,地層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1933年王鈺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后被地下水研究室錄用為調查員;1935年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歷任技佐、技士、技正;1944年至1946在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古生物研究室做訪問學者;1949年開始在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工作;1952年之後一直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工作;1955年受聘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兼任學術秘書;1956年擔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第三研究組組長;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擔任古無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1960年兼任南京地層工作中心站主任;1961年擔任第四研究室主任;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1984年4月5日在南京病逝,終年77歲。
王珏
1927年10月,王鈺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
1929年9月,王鈺升入北京大學地質系(本科)學習,在北京大學,他受業於中國現代地質學古生物學的先驅者李四光、丁文江等及古生物學家葛利普(A.Grabau)等,在校期間他刻苦學習地質科學的基礎知識和野外工作技能。
1933年7月,王鈺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8月是被設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前農村復興委員會合辦的地下水研究室錄用為調查員,從此開始了奔走于山水之間、穩坐於書桌燈下的一生事業。
1935年,王鈺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後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歷任技佐(1935年—1938年)、技士(1938年—1942年)、技正(1942年——1949年)。
1944年,王鈺前往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古生物研究室,做訪問學者(至1946年),考察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古生代地層。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鈺先在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工作。
1952年,王鈺擔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在該所工作直至逝世。
1955年,王鈺受聘為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兼任學術秘書。
1956年12月,王鈺擔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第三研究組組長。
1958年,王鈺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王鈺擔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古無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
1960年,王鈺兼任南京地層工作中心站主任。
1961年,王鈺擔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
1980年,王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19徠84年4月5日,王鈺在南京病逝,終年77歲。
• 科研綜述
二十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王鈺對中國煤田、天然氣等非金屬礦床進行過詳細調查,對奧陶紀、志留紀和二疊紀部分三葉蟲有較詳細的研究,其中對揚子區下古生界的研究成果,成為中國南方早古生代地層分類與對比的奠基性工作。五十到六十年代奠定了中國腕足動物群和南方泥盆紀地層研究的基礎。與中國國內外學者合作的“中國志留紀、泥盆紀生物地理”、“晚奧陶世至中泥盆世腕足類群落生態”研究,以及與戎嘉余合作的《廣西南寧-六景間泥盆紀鬱江期腕足類動物》獲得1988年、1989年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王鈺自1933年8月開始從事地質事業,對多個分支學科進行調查與研究,這中間既有實際應用的項目,又可不斷探索其理論。
在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與前農村復興委員會地下水研究室的兩年工作期間,王鈺先後對江西南昌、河南安陽等地區地下水做了調查研究,寫出了《江西南昌附近之地下水》等數篇報告。抗日戰爭期間,原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往內地,在艱難困苦的環境和條件下,王鈺先後在四川對油頁岩、天然氣及鹽等國計民生所需的非金屬礦產進行調查研究,發表了《四川蓬安縣鹽田及自然氣》(1940)等三篇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王鈺以很大的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他先是領隊進入中國重工業基地東北地區調查了遼寧太子河流域的三個煤田以及河北薊、平、興錳礦。提交了《遼寧省本溪煤田地質》、《關於本溪煤田鑽探施工的建議》、《關於地下水對本溪煤田發展前途關係的建議》、《薊、平、興錳礦調查報告》等數篇報告。此後,參與了川黔鐵路、天成鐵路的工程地質和鑽探工作,擬訂了設計報告書,先後提交了《南方鐵路坍方地質》、《貴陽龍裡間鐵路工程地質初步意見》、《川黔鐵路涼風埡隧道地質概況及鑽探計劃》等近10篇報告。這些活動和工作報告、建議等對於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收到了實際的效果。
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王鈺進入原中央地質調查所后將工作重點轉為從事古生物學與地層學研究工作。在對三葉蟲化石做了一些研究之後,對於長江三峽及川黔地區的早古生代地層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湖北峽東“宜昌石灰岩”的時代問題》、《三峽式下部古生代地層之分佈》、《中國南方之Tremadoc期地層的初步研究》、《關於半河系》、《再談黔北中寒武紀地層》等研究成果令人注目,奠定了中國南方早古生代地層的劃分對比之基礎。50年代初率隊參加東北地礦調查時,對遼東地區的地層詳盡調查,與人合作寫成《遼東太子河流域地層》(Ⅰ、Ⅱ)一文。這項研究改變了中國東北淪陷期間日本學者建立的舊地層系統,糾正了許多錯誤和混亂。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生物地層綜合研究的首次重要成果,1957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三等獎。
20世紀50年代中期王鈺把目光轉向中國南方泥盆紀地層,這項工作長達20餘年。在綜合分析前人資料的基礎上,重點做了調查研究,於1962年發表了《中國的泥盆系》,對中國泥盆紀地層劃分,與國內外的對比做了詳盡的論述,進而探討了地層區劃、古地理輪廓等重要問題,為中國泥盆系的綜合研究奠定了基礎,指出了方向。1962-1965年,他主持了桂、黔地區泥盆紀地層的調查研究,發表了5篇研究報告,詳細討論有關層段的地質時代歸屬及劃分問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仍在關注這個研究領域的工作,發表了《中國南方泥盆紀生物地層研究的進展》(1974)。其後主持編著發表了《華南泥盆紀生物地層》(1979)、《中國泥盆紀地層對比表及說明書》(1982)等有關論著,在國內外受到好評。70年代後期,他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出野外考察採集標本,以期解決底棲和浮游生物相地層對比,為把中國泥盆紀地層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而努力。
• 學術論著
王鈺的代表作有《中國的泥盆系》、《中國的腕足動物化石》、《華南泥盆紀生物地層》、《黔南桂中中泥盆世北流期腕足動物》和《南寧—六景間泥盆紀鬱江期腕足動物》。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
王鈺對學生、弟子的嚴格,在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現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盡人皆知;王鈺對學生、弟子的愛亦是有口皆碑。正是基於這種嚴與愛,他帶出了一支敬業奉獻的高素質的專業研究隊伍,成為中國古生物學(古腕足動物學)的中堅力量,其中戎嘉余、金玉玕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王鈺的研究生和弟子們都知道王老師“厲害”,他嚴格要求每個後來者刻苦學習、工作認真、敬業、勤奮,稍有懈怠便會受到嚴肅而又中肯的批評。他充分相信“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科學論斷,他說過“甘當引路人,重視後來者”,把中國腕足動物和泥盆紀地層研究水平的提高寄希望於朝氣蓬勃的年輕一代。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地給他們壓擔子,“出難題”,手把手指導青年人的工作。
王鈺對於後輩人,循循善誘,孜孜不倦,言傳身教。他與學生共同制定學習計劃,勉勵他們“腳踏實地打基礎,循序漸進攀高峰”;幫助青年學者選擇研究課題時,要求他們“實事求是……既不可好高騖遠,也不可妄自菲薄。方向既定,就要堅韌不撥,不畏艱難,持之以恆,全力以赴”。他還一再指出,研究工作的全過程,“第一要膽大,第二要心細。沒有膽大就會墨守成規,不敢越雷池一步,無以創新;沒有心細,就會一知半解,異想天開,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在他的帶領下,腕足動物專業組形成了嚴謹的學風和工作作風。
王鈺組織中青年學者的專題研究,悉心指導,竭誠鼓勵。逐字逐句精心修改青年人的研究報告,從不署名。他曾對年輕人說:“你們稱我為老師,老師就要授業解惑。你們的論文是作業,我是給你們改作業,我不能署名”,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自改革開放以後,國外雖多次邀請王鈺去講學或參加國際會議或訪問,但他則一概謝絕。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的聲譽,為中青年學者創造機會和條件,讓他們出國開會,進修學習,開闊視野,增長才幹,同時諄諄囑咐他們要珍惜機會,刻苦努力,為國爭光。晚年的王鈺主動讓賢,力推有才幹的青年學者走上學術領導崗位,熱情扶助他們儘快成熟、成長。
王鈺曾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兼學術秘書、第三研究組組長、古無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第四研究室主任。他還擔任過全國地層委員會委員、國際地科聯泥盆紀地層分委員會選舉委員。他早年參加中國地質學會及中國古生物學會,曾任《古生物學報》主編、《地層學雜誌》副主編及代主編、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常務理事、名譽理事。曾當選為南京市第七屆人大代表、江蘇省第四屆人大代表。1960年任《古生物學報》主編。1979年當選中國古生物學會常務理事。1979年當選第二屆全國地層委員會委員,任《地層學雜誌》副主編。1980年當選為中國古生物學會全國腕足動物專業組組長。1981年5月受聘於國際地層委員會,任泥盆系分會選舉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幫助、負責編輯《地質論評》達12年之久,為這份著名的地質學雜誌付出了相當多的精力與心血。
1960年應中國古生物學會之要求,中國科學院決定把《古生物學報》掛靠在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並負責編輯、出版事宜,楊鍾健任編輯委員會主任,王鈺任主編,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編輯生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全國地層委員會刊物《地層學雜誌》復刊,王鈺又任副主編、代主編達數年,肩負起新的職責。
王鈺將辦好《古生物學報》、《地層學雜誌》作為學術交流的論壇、培養新人的舞台,團結全國地層古生物工作者的陣地。長期以來,他以極大的熱忱從事這項科學性、綜合性極強且又浩繁的工作,而不惜花費很多的精力與時間。在編輯工作中,他嚴格把關,一絲不苟。在每期刊物發稿前他都要逐字逐句審閱,執筆修改詞句,乃至標點符號,力爭把錯誤消滅在出版前。他架起了作者與出版部門的橋樑,溝通了各方面的關係,密切了全國古生物學者的聯繫。他廣博的學識、勤奮的工作精神和嚴謹認真的工作作風,成為編輯部同事們的榜樣,多年來在他的帶領下同心協力將刊物的質量不斷提高,《古生物學報》在國際地層古生物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發行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王鈺一生專註於科學研究和培育人才,不追名逐利。他常說:“如何對待黨和人民給予的‘名’和‘利’,的確是對每個人的考驗。弄虛作假,固然不好,就是貪他人之功,據為己有,或平分秋色,也有損於科學道德。名利身外物,應漠然處之”。
王鈺一生生活節儉,不求奢華,而同事、後輩有困難時則慷慨解囊幫助渡過難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多次捐款支援國家建設。20世紀80年代,數次購買國庫券,每次達千元以上,拳拳愛國心溢於言表。
王鈺一生秉性剛強正直,豁達大度。早在20世紀30-40年代,中國處於抗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社會動蕩不定,地質調查人員的工作條件極為困苦,甚至生命安全也難以保障。1944年4月,原中央地質調查所古生物研究室無脊椎古生物組主任、技正許德佑(1908-1944)、技佐陳康(1916-1944)、練習員馬以思(1919-1944)在貴州晴隆進行地質調查時慘遭土匪殺害。王鈺作為許德佑等的摯友和同事,聞此噩耗,悲憤萬分,他編錄了《許德佑先生年譜及著作目錄》,(發表於《地質論評》1944年第9卷,第5-6合期),表達對好友的深切悼念,對社會黑暗的抗爭。王鈺對於一些錯誤傾向和現象,敢於提出批評,不顧個人之得失,體現了正直科學家的優秀品德。而對於他人乃至後輩的不同意見或批評,他一貫持“聞過則喜”的態度,虛心接受。
王鈺對泥盆紀地層和腕足動物化石研究頗有建樹,是中國腕足動物化石系統研究的奠基者;精心組織了中國南方泥盆紀地層研究,在國際地質學界有重要影響。為中國腕足動物化石和上古生界地層的系統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鈺在地質科學研究領域作出的又一個重大貢獻和成就在於地層研究,特別是中國泥盆紀地層在他的組織主持下,得到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跨入國際先進水平的行列。
王鈺在半個世紀的地質工作中,跋山涉水,足跡踏遍祖國的大地,為中國的古生物學、地質學的發展與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