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慶

王太慶，西方哲學史家、翻譯家。生於1922年1月，安徽銅陵人。1943年入西南聯大求學，194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47年8月至1949年7月任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研究編譯員。

我愛鑽研哲學問題，因此愛讀古今中外的哲學書、歷史書和文學書。這並不是象亞里士多德說的那樣只是出於好奇，而是由於我的時代向我的同胞們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國人到哪裡去？我和大家一樣要給自己找出一個答案。我生在北洋軍閥的時代，進小學時看到換了旗子，但是有一點不變，就是中國還在挨打。小學還沒畢業就來了“九·一八”，丟掉半壁河山，高中一年級時爆發“七·七”事變，開始全面抗戰。這一系列的打擊板著面孔在催促幼小的心靈早熟。我父親是只讀過三年私塾靠自學成為知識分子的會計，他要我念書卻希望我學“實科”，進農業或工業學校，靠技術吃飯。我沒有他當學徒的痛苦經歷，又靠著他從小縣城畢業考上省城的初中，再轉到上海有洋人的工業學校，看得多了，不能滿足於單純技術了。

我上初中接觸了聲光化電，可是最感興越的是希臘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氣歌》、史可法的《復多爾袞收》。念法文我偏喜歡看聖女貞德的抗英事迹，《馬賽曲》也能背。進了高中，工廠實習成績平平，假日卻愛上四馬路，到書店裡站著看書，從尼採的《蘇魯支語錄》看起，直看到杜蘭的《哲學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還想再讀些別的；也正因為自己知道有許多東西不懂，想求助於別人寫的文章，進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沒有成功，因為我不懂的地方別人也很少說。我自己意識到中國人到哪裡去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個哲學問題，但是我聽來的那點哲學還遠不夠用。

抗日戰爭開始后，我離開上海回到故鄉，起初是參加了抗日群眾運動，辦報紙，以後家鄉淪陷，躲藏在鄉下養病。這樣，不但離開了學校，而且離開了書本。有三年多我只能苦思冥想，連談話的朋友都沒有。這才體會到兩句古話：“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於是逃出淪陷區，先在黃山腳下做了一個學期刻臘紙的抄寫員，然後跑到四川當流亡學生，念完高中課程。我不但補足了數理化，也恢復了自己學的習慣，把能弄到手的一本英文書Hays and Moon的世界史念完了，還讀了馮友蘭先生的新著《新理學》和《新原人》。馮先生的哲學吸引了我，因為他提出來的的確是哲學問題，與我自己想到的連起來了，但是他的主張和方法並沒抓住我，我不能完全滿意，因而沒有滿足。可是因為馮先生的緣故，我下定決心要學哲學，而且要到西南聯大去學。

昆明很苦，而且老要逃警報，可是一進聯大我感到回了老家，一輩子不想離開它。那裡有最好的學習條件：老師們在以身作則地鑽研，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生活比學生還苦，卻沒有一個人叫苦，也沒有一個人下海。他們為了改變人的（首先是我們中國人的）命運，在不斷地追求真理，修正錯誤。教師們在這樣做，學生們也大都模仿著這樣做。我們中國人比較現實，因此科學不發達，一說科學就想到船堅炮利，這種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的精神，只能達到船不堅炮不利的結果。這是中國人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學精神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

但是聯大並不是單提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連清華縮影的聯大工學院也不是這樣。這裡強烈要求抓住科學的根本，這是哲學問題。科學不只是應用技術，主要在於理論核心；而且科學不只是自然科學，此外還有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更是解決中國落後問題的關鍵。聯大的物質條件非常差，實驗室的設備是幾乎老掉牙的，然而聯大能出科學家，這主要是靠人的科學精神。這是我在這所大學親身體味到的第一課，一輩子都忘不掉。

科學是實事求是的，不能講排場拿架子，壓抑別人抬高自己。聯大同學好議論，對事不對人，沒有什麼為親者諱的老毛病。我從這裡頭看到科學前進的希望，也學著這樣做，不憑一時心血來潮下判斷肯定或否定，一定要認真研究，如果判斷錯了，要再從頭研究。

還在初入學的時候我選了馮友蘭先生的“倫理學”。他講的內容就是他的《新原人》一書，我早讀過的。他的方法是讓同學先提問題，他用解答問題的方式講課。我每次課前都把自己的不同意見寫出來提問，他都逐字宣讀了，然後一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個方法我過去沒有見過，聽了覺得大有益處。並不是說在所有的問題上他都說服了我，而是說他的分析啟發了我繼續深入思考，使我的看法不停在原處而前進了。馮先生是不喜歡黑格爾的辯證法的，但他的認真態度卻正好教了我辨證思考方法。

我的另一位哲學啟蒙老師賀麟先生在“哲學概論”課中給了我難忘的啟迪。他並不是以客觀方式照講某個別人的思想，而是以他自已的哲學見解為綱貫串一些主要的哲學問題來講授的，但是又不是空論，密切聯繫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史實立論。他的課好象物理、化學課上的實習，用親身的活動示範，來教我們學哲學。我學到：哲學並不是什麼腦子靈的人靈機一動，要學習，先跟古人學，對照著事實，看別人是怎麼分析的，最後更上一層樓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果不學歷史，那就等於初生嬰兒，停留在呀呀學語的原始階段。經驗要全面，既要知道中國人的歷史，也要知道外國人的歷史。學習西方哲學的歷史對於我們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正是西方人揍了我們，我們不知道那船堅炮利背後的根本，就還要挨揍。學歷史，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念書。要想不念書耍機靈是不行的。

怎樣念書？在這個問題上，我必須感謝陳康先生。陳先生教我們希臘哲學．辦法是領著我們一句一句讀，讀出它的本來面目，。（傻按：“，。”，原書如此。）既不把自己的想法往古人身上貼，也不把古人的說法拉來給自己的說法作註腳。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做到“人我不混，物我分清”。這是最嚴格的科學態度。而且這並不是只呼一聲口號，他親身給我們作了榜樣，有他譯註的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為憑。這樣做比較費力，乖巧的人不大情願干。但是我反覆考慮，接受了，因為這正解決了我們中國學習西方哲學不夠認真，因而常常捕風捉影的毛病。

賀麟先生大力提倡翻譯西方哲學經典著作，這是跟陳先生的科學讀書法聯繫在一起的。因為過去我國的翻譯不夠，而且不嚴格，以致於想讀書的人得不到書，得到的書又在內容上打了折扣。這樣就嚴重地影響了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了解，因而影響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我走了賀先生指出的路，從青年到老年都在翻譯哲學原著，而且老在盼望著我國哲學翻譯質量的提高。我也教書，目的也是和翻譯一樣，在於促進我們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了解。我沒有著書立說，雖然有些人認為翻譯只是傳聲筒，低人一等，我覺得這個傳聲筒也很值得一做，可能比自己著書立說的用處還要大一些。

總起來說，我認為只有科學是我們的出路，它是實事求是的認識，哲學的任務就在於為實事求是作論證。人的認識就是實事求是的發展過程：從實際出發，加上認識主體的分析和綜合，求得一定程度的“是”，這是第一步。以後的人再繼續這個過程，同時吸取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的提高，求得進一步的“是”。後人的認識是前人認識的發展，前人的認識是初步的、相對的真理，後人發展了它，前進了一步，但還是相對的真理。如此反覆，至於無窮。

我國習慣上以為“哲學家”是無條件的“哲人”或“智慧的人”（sophos），加以崇拜，便稱之為聖人”。“聖人”是偶像化了的，其作用只能是不利於科學的發展。因此我很不願意做“哲學家”。當然我更不願意做兜售“智慧”的即所謂“智者”（sophists）。的確我不是那個意義的“哲學家”或“智者”。但是我追求真理、愛好“智慧”（sophia），很願意做個“愛智者”（Philosophos），用現在中國話說，就是“學哲學的”或“搞哲學的”。“哲學工作者”這個名字我也不敢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