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長統

任尚書郎，參與曹操軍務。他一邊主張張“教化以禮儀為宗。禮儀以典籍為本”。另一方面又提倡道家學說。把超脫、豪邁、自足作為理想境界。主張“思老氏之玄虛”。“求至人之彷彿”。“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進而主張“出宇宙之外”(《後漢括·仲長統傳》)，、他還表現了任自然而毀名教的強烈傾向他寫道：“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同上)。追求玄虛、縱情逍遙，叛散五經。這是仲長統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個特點足與魏晉玄風息息相通的。《後漢書》有傳、著作有《昌吉》(見《群書治要》。

仲長統生活在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皇親國戚，宦官豪門大族和以商業、高利貸起家的大地主，形成了龐大的豪強地主集團，他們肆無忌憚地兼并土地，搜刮民財，造成地主階級同廣大勞動人民的嚴重對立。於是在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爆發了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在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腐朽的東漢王朝已名存實亡，滅在旦夕。仲長統著《昌言》，凡34四篇，10餘萬言，以泄義憤。仲長統認為“天”即自然，它沒意志和目的。“天”的運行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們只要順“天時”，如適時播種，辛勤管理，及時收穫，就有好收成。收多少不在於“天命”，而是在於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政權得失上，仲長統批判了“神的旨意”。他認為創業者奪天下，建立霸業是由“人事”所致。同樣，王朝由盛而衰，毀業亡國，也是由“人事”所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天命”決定社會興衰的說教，從而否定了宗教神學的統治地位。這在兩漢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見”。

東漢靈帝光和三年即公元180年，仲長統出生於其時的山陽郡高平縣，也就是今天的山東省鄒城市。統當生長在中下層地主家庭，因為他少時“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後漢書·本傳》），試想遭逢亂世且又是窮苦家庭出身的子弟，應該是沒有條件去讀書識字的。從現今保存下來的著作《昌言》來看，少時的統讀書誦經、研習經典，尤好《禮》、《易》。至於弱冠之年，統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涯。時間大約是漢獻帝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

歷史上的公元180年至199年，正值漢末亂世。其間帝位由漢靈帝劉宏（168—189年在位），過渡到漢朝末代皇帝獻帝劉協（190—220年在位）；年號幾經更改，由靈帝光和（178—184，共7年）、中平（184— 189年，共6年），到獻帝初平（190—193年，共4年）、興平（194—195年，共2年）、建安（196—220年，共25年）。今天看來，這些年號多有反諷之意，因為在當時，所謂的“和”、“平”、“安”已成為幻影。

在大動亂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仲長統，於二十歲時開始遊學於青、徐、並、冀四地。其地域主要分佈在今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河北、遼寧一帶，這是當時戰亂最頻繁地區。試想年輕的統在其間行走，目睹民生凋敝、戰火紛飛、“白骨蔽於野，千里無雞鳴”的場景時會是怎樣的心情！統始游上黨（在今山西黎城縣南），與常林為友。常林，字伯槐，少時即有嘉名。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約在190年之後），林因其叔父獲罪，而“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高幹召其為官，堅辭不受。后被并州刺史梁習舉薦成為“南和縣長”，治化有成，遷至太守、刺史，多為曹丕謀划。魏建國，拜尚書，封侯，官至大司農，徙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壽終。時論以節操清峻。據前述，統於199年游上黨交接常林，而林規避於此近十年了。林比統年齡要大很多，對統也多有影響。

繆襲《上統〈昌言〉表》記載：“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與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此間，統在州郡召喚下屢屢拒絕出仕。“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後漢書·仲長統傳》），遂作《樂志文》和《樂志詩》。在復為尚書郎到離世的幾年裡，統可能像《樂志文》中所期待的那樣過著“躕躇畦苑，遊戲平林”、“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的日子。然而他終歸是英年早逝，非但沒有“永保性命之期”，相反比一般人離去的要早。他的主要著論是《昌言》，此外還有詩和其它文章傳世，不過，在歷史的沉浮中，遠非來之面目了。

在《昌言》中，仲長統十分重視研究社會歷史經驗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注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上帝”對社會歷史的主宰作用。他提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論點，反對將自然現象與人間吉凶附會起來，強調“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認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群書治要》）。

對於社會危機的根源，仲長統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社會統治地位和被統治地位的形成和劃分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變化、發展的，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的享樂腐化，以及他們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他說：“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長統把社會歷史的發展概括為“亂世”——“治世”——“亂世”，他用春秋至漢末近五百年的歷史發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同時，他還用社會的原因來分析“治”與“亂”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會、超自然的“天命”來解釋。

在社會歷史觀方面，仲長統認為，政治上採取什麼措施，用不著求“天”問“神”，只要考察現實社會的實際經驗，從中找到“損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張一切治理社會的措施、法律，凡是對時代有利，對現實生活有效的，就說明它有採用和存在的價值，就必須堅持，相反的就應當放棄和反對；對過去行之有效的，現在已經失去作用的，就必須改變，如果已經改變而還不如從前的，就應當仍然恢復原來的東西。這種以現實的實際效果決定政策的取捨的觀點，對於打破神學迷信的支配產生了積極影響。

清代的嚴可均在評價仲長統時說：“然其闓陳善道，指抲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蕩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非過譽也”。（《全後漢文》卷八十八》）。清人馬國翰也說：“其言時事，切中利弊，繆熙伯以董、賈、劉、楊擬之，洵非溢美”（《玉函山房佚書》第十一函，第五十四冊）。

然而，仲長統的政治思想主張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難以實現的。由於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使他理想破滅，信仰動搖，並對傳統的儒家正統思想產生了懷疑。在極度苦悶之中，他便想超塵拔俗，避世高蹈，《後漢書》說他“常以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減，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后。……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消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後漢書》仲長統本傳）。

仲長統以“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唯物主義武器，批判了兩漢時期宗教神學的喧鬧，他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他是一位偉大哲學家和進步的思想家。

仲長統在政治思想方面

與當時流行的神權政治理論相對立，提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國家興亡和社會治亂取決於“人事”，而不在於“天道”，主張廢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聯合執政體制，恢復西漢時實行的丞相執政制度，認為“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他對於外戚擅權尤加譴責，提出人君不可與掌權的大臣結為婚姻關係，已經結為婚姻關係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權執政。

仲長統在法制問題上有以下主要觀點：

一、因時勢決定法律，繁簡寬猛相濟。他雖然持儒家“德主刑輔”觀點，強調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刑罰為之佐助”；但並不反對使用重刑。他主張“繁簡唯時，寬猛相濟”，當“□宄成群”，非嚴刑峻法不足以“破其黨”時，則必須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簡、輕重應當根據形勢的需要而變化。

二、“治”、“亂”在於用法者。他認為，國家“治”、“亂”，不在於“法制”的不同，而在於統治者執行“法制”的好壞。“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

三、恢復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西漢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詔廢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後，時有人提出恢復肉刑，東漢末期甚至開展爭論。仲長統也主張恢復肉刑。他認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間增設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因為對“中罪”殺之則太重，髡之則太輕，如果沒有與“中罪”相適應的肉刑，必然造成執法上的混亂，使刑罰“輕重無品”，罪與罰“名實不相應”。

仲長統還認識到，上古人民大體平等的社會結構解體以後，貧富相差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在當時，財富之集中，已達到令人驚嘆的地步：“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嫗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這確乎是社會發展之必然，直至今日之社會，財富集中的情狀更令人驚駭。連社會主義革命都未能解決的社會貧富問題，讓幾千年前的古人解決實在荒唐。仲長統也未開出什麼好藥方。但他能對這種現象有所認識便很可貴，這對於思考宏觀養生與個體養生，恰恰是已存在的事實，不能不加以正視。

從個體養生來說，奉養過厚，並非好事。仲長統認為，今人不像古人那樣長壽，正因“所習不純正”，由個人淫樂，到影響後代，使得今人先天不足，疾病難醫，少高壽之人：“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數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戶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宴內不出，游外不返。王公得之於上，豪傑馳之於下。及至生產不時，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脈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綿纊。爍之以五味，胎傷孩病而臆，未及堅剛，復縱情慾，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奸佐其問，過謬常有。會有一疾，英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這種見解十分正確。今日許多“富貴病”，正與營養過剩、護衛過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