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學

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旨在探討各地區人類社會的文化定型活動，人們對景觀的開發利用和影響，人類文化在改變生態環境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該地區區域特性的文化繼承性，也就是研究人類文化活動的空間變化。

除此之外，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例如乾旱、半乾旱地區不適合發展耕作業，因此就發展了牧業，進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會組織作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所以說，文化的產生與發展，與自然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文化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經過近90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穩定的學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與遠在希里多德、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歷史學家和斯特雷波（古希臘地理學家）時代的學者有重大關係。被稱為現才划也理學之父的德國地理學家卡爾·里特爾（1822年），關心人類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里特爾以後的幾十年，美國學者G .P.馬什（1864年）研究了人類活動改變陸地的方式。可是另一位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克·拉采爾（1891年）為人類文化的地理研究或給他創造的人類學一詞提供了一個線索。他在1866一1875年考察了美國和墨西哥，被美洲生活方式的各種文化類型（德國人、中國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貢獻所感動。他闡述了由文化的結合所引起的地理模式的總的思路。與拉采爾泊兔國發現了人類地理學的同時，法國地理學家維達爾（1899年）帶動了法國文化地理學的發展。維達爾在他開闢的索幫被任命為主席，他提出了人類文化與他的地理特徵。他發展了作為繼承人類集聚特徵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1822年，李特爾便對人類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興趣。幾十年後，拉采爾倡議研究人類文化地 理，提出了“人類地理學”一詞，論述了歷史景觀，認為文化地理區是一個獨特集團的、各種文化特徵的複合體，而且很重視對文化傳布的研究。與此同時，維達爾·白蘭士在19世紀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類文化及其地理影響的思想。

20世紀初，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認為地理因素替代時間居於突出地位。在他的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學思想影響下，索爾提出了關於文化地理的重要論點，主張用文化景觀來表達人類文化對景觀的衝擊。他認為文化地理學主要通過物質文化要素來研究區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觀既有自然景觀的物質基礎，又有社會、經濟和精神的作用，他還強調人文地理學是與文化景現有關的文化歷史研究。受索爾影響的美國文化地理學者們被稱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學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對文化景觀、區域文化的歷史的探討之外，瑞典地理學家哈格斯特朗將空間擴散分析法應用到文化傳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學派。

中國文化地理的思想起源很早，歷代各類著作、方誌中有大量文化地理資料記載，但很少有人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代的中國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等只從本學科研究的需要出發考慮文化的地區差異和文化起源的地理背景，歷史地理學、聚落地理學、地名學等地理學研究中亦有所涉及，但文化地理學尚未成為獨立研究的學科。

文化地理學，作為人文地理學範疇下的一個亞分支，是研究不同地域特有的文化，以及文化滲透、轉變關係的一門學科。隨著中國對文化事業越來越重視，文化地理學也正到了用武之時，將在規劃、文化等多個領域發揮巨大作用。

周尚意認為，文化地理學研究的是廣義文化，它分為三個層面，即生計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文化。

生計文化主要研究人們日常的生產生活，如衣食住行、生計類型等；制度文化則指組織生產、生活活動的機構、制度，如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家族制度等；意識形態文化則是與人們心理、信仰、價值觀相關的宗教、藝術等。

自1920—1970年代，文化地理學逐漸形成5大研究主題：文化生態學、文化源地、文化擴散、文化區和文化景觀。文化生態學討論文化區是否由自然區決定；文化源地主題涉及文化最早出現在什麼地方；文化擴散主題涉及文化自源地通過何種形式擴散到其他地方；文化區主題涉及文化擴散后形成的各種類型區域的組織形式；文化景觀是研究上述主題的切入點或觀察對象。

新文化地理學的出現，以若干里程碑式的代表性著作為標誌。例如兩位新文化地理學領軍人物傑克遜（P. Jackson）和科斯克羅夫（D. Cosgrove）的著作《意義的地圖》、《景觀圖解》。這些著作雖有振聾發聵的新觀點，但是均沒有呈現一個完整的文化地理學框架。

研究文化與自然環境關係的研究為縱向研究。在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時代，文化地理學研究者可以挖掘不同地方生態保護的地方知識，為因地制宜地開展生態保護和生態建設服務。例如，貴州喀斯特地區的人們，自古以來有一套防止土壤侵蝕的地方性知識，而這套地方性知識遠比科學家的方法更符合地方地理特點，更為行之有效。

有些文化地理學的研究與自然環境沒有關係，我們稱之為橫向研究。這方面的研究著眼於文化的空間關係。例如北京各回族聚居區，其興衰命運各有不同，很難解釋。而文化地理學家研究后得出結論：那些位於主體民族文化邊緣地區的回族聚居區，以及回族聚居區的經濟自組織中心與宗教文化自組織中心在空間上重疊的回族聚居區，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區就是一例。

文化景觀是某一群體利用自然景觀的產物。包括不同區域的文化景觀差異、形成過程以及形成因素的研究。聚落是組成文化景觀的一個主要部分，文化地理學對房屋的形式、布局以及它們同交通、建築材料、田地類型、自然障礙和自然資源的關係等作了很多研究。

文化是驅動力，自然區是媒介，而文化景觀則是結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響下，由於文化本身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文化景觀所經歷的發展變化則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或許最終將達到其發展循環的終點，但隨著某種不同外來文化的介入，便開始某一文化景觀的更新，或進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觀殘餘之上的演化過程。

文化擴散是指用歷史發展的觀點研究文化現象在空間上的發展過程。研究文化源地的地理背景並不等於說為文化源地的產生找尋地理的答案，因為地理條件僅僅提供某種產生文化的可能性。文化源地與定居灌溉農業有關。索爾主張文化首先在農業最早取得成就的地方發展。每個文化源地發展的結果又有很大區別。由於移民、領土擴張和商業往來，不同文化常發生混合或替代，文化地理學研究它們之間傳播交流的路線和過程、文化中心的變遷、傳播的方式、文化區的擴大和進退等。研究範圍包括生產工具的形式和應用、植物和動物的馴化、農業體系、民族的分佈、語言文字的傳播以及宗教的價值和信念等等。文化與地理學有著天然的聯繫。每個文化都有它最早出現的地方，這個地方被稱為“文化源地”。文化從這個源地向外傳播、擴散后形成的分佈範圍是“文化區”。

人類活動把自然景觀逐漸轉化為文化景觀，從而改變了人類所處的生態環境。從生態學的角度探討人類活動改變自然環境的過程。文化地理研究者認為環境的估價是由文化決定的，人們依靠科學技術影響自然環境，依靠他們對環境的價值觀念調整生態系統，可以以文化為基礎來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生態環境變化。這一概念稱做文化生態學，它與人類生態學大致相同，但更強調文化的作用。地理學家要了解地理現象的今天分佈，不僅要了解其歷史的發展過程，還要了解它的背景，及影響其分佈變化的各種因素。當然，這些因素既包括自然方面的因素，也包括人文方面的因素。

區域是地理學的核心概念，文化區則是文化地理學的核心概念，文化區或地域文化歷來是區域地理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1920年代，文化地理學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伯克萊大學誕生。自此地域文化成為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內容。文化地理學之父索爾（Carl O. Sauer）從景觀入手，分析文化區的特徵和範圍。地域文化以文化區（cultural region）的概念形式列為文化地理學研究的5大主題之一。在傳統文化地理學中，文化區被劃分為形式文化區（formal region）、機能文化區（functional region）和鄉土文化區（vernacular region）。這些文化區已明顯不同於區域地理中的“地域”。例如漢語區為形式文化區，它覆蓋了很多傳統的地域文化區；再如嶺南文化區或美國迪克西（Dixie）文化區作為鄉土文化區，比人類學研究的鄉土文化單元要大得多。

地球表面盛行一定文化特徵的地區。一個文化區具有一個特定的文化體系，包含許多文化綜合形成的文化複合體。劃分文化區並確定其界限，探討當前的和歷史時期的文化區，研究文化區的演進過程及其內涵，其範圍可包括全世界，也可限於個別國家或地區，都是文化地理學的重要內容。

雖然文化地理學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物質文化，但如今已包容一定的作為社會集團的文化標記或組成工具的非物質文化。形成語言地理、民俗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

以漢語為例，漢語以中原地區為其產生的源地，通過歷史上多種形式的文化擴散，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小不同的漢語文化區。

不同文化區的文化可以通過人口的遷居、戰爭等形式相互滲透。例如游牧文化區與農耕文化區的文化交流和不同宗教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有時這種交流是相互融合的，有時又是衝突的。而文化區重疊時的文化整合，也是文化地理學的研究範疇。

即地理環境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如探討古文化中心的地理環境，近代文化發展與溫帶氣候的關係等。有些學者過於強調環境對文化的作用，如E.亨廷頓強調人類文化進步主要取決於氣候，溫帶氣旋區遠比地球上其他地區為"優越”，認為西歐和北美具有促進文化發達的理想氣候。英國的F.馬卡姆所著《氣候與國力》（1947）中，認為地中海文化從埃及、希臘到羅馬，是冰川後退以後幾千年氣候變遷的結果。這種環境決定論曾為地理學家所拋棄，歷史學家也曾不再為人類文明尋找地理的答案。但是自然環境對社會發展有推動和延緩的作用，所以作為影響因素的一個側面也還是值得研究的。

環境不僅僅指自然地理環境，一定地域或民族的文化是多種環境因素制約的結果，探索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正確掌握該地區或該民族文化特點的形成過程，文化的複雜的傳播和擴散影響的範圍，它對該地區和民族物質和精神生活的作用程度。

儘管文化地理學的主題比較分散，但研究分析問題的方法比較一致。景觀研究在小區域主要依靠直接考察和形態分析，具有經驗的、觀察的和歷史的研究特徵。從大範圍講，文獻資料更為重要。廣泛收集文獻和實物的第一手資料，從而進行整理排比和分析論證。文化地理學是論述相對於自然而言的各種文化現象的地理規律的科學。其中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種族、人口、城市、農業、工業和交通的起源、景觀、擴散分佈及生態等方面的論述。內容涉及國家的起源與職能；宗教的產生與傳播，民族和種族的習俗；民間文化與流行文化的特點；工、農業的區位；交通的作用與發展；城市的產生和職能；商業網點的布局；人口的理論與動向，人們居住地的選擇。

從內容來說，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是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和自然地理學的多變的複合。由於一個地區的文化體媳有它的歷史傳統，歷史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它們之間可以互相補充，形成文化-歷史地理，但文化地理學對歷史地理學的依靠更多。由於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文化地理學和社會地理學有互相交叉的研究課題，所以歐美國家有時將兩者合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從它的研究內容來說，就是狹義的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有共同的研究對象，但側重不同。例如對農業，文化地理著重研究它對人類生活方式所起的作用，勞動工具的起源和傳布，以及農業景觀的形成等，而農業地理學著重研究農業生產地域分異規律。此外，政治地理學研究常常要涉及文化地理學的內容。聚落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同文化地理學也有許多重疊的研究領域。

具體分支學科

地理學概述（地理學導論、地理科學導論）、自然地理學、地貌學（動力地貌學、構造地貌學、氣候地貌學、應用地貌學）、生物地理學（植物地理學、動物地理學）、冰川學、凍土學、古地理學、水文地理學、土壤地理學、化學地理學、綜合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農業地理學、工業地理學、商業地理學（公司地理學、企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旅遊地理學、人口地理學、人種地理學、聚落地理學、鄉村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醫學地理學、政治地理學、軍事地理學、地圖學、地名學、理論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區域地理學、應用地理學

社會地理學研究各種社會類型的區域分佈並分析比較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探討人地關係上強調社會因素對地區文化景觀、生活方式的影響。研究內容包括人口、聚落、民族、宗教、語言、行為和感應等方面的地理問題，並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文化地理學從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的角度，解釋各種文化要素如何使不同地區具有各種區域特徵，研究對象和內容與社會地理學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前者主旨是研究人類不同社會集團的地域特徵及其與環境的關係，後者則是研究人類創造的文化地域。有些學者將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的內容合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

很早以來，地理學的著作中已注意到種族和民族的分佈以及自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拉采爾的人文地理學代表著作即以人類地理學命名。在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的人文地理學著作中，也都包含種族和民族地理的內容。不過，當今的人種地理學和民族地理雖然仍是介於人種學、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但研究者則多為人種學和民族學者。各地的人口數量、分佈和遷移是重要的地理現象，人文地理學者十分關注。維達爾-白蘭士的《人文地理學原理》第一章即論述了人類在地球上的分佈、密度以及各洲的人口狀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I.鮑曼分析了中歐的人口地域分異現象，瑞典地理學家S.德·耶爾深入研究瑞典人口分布並制出人口分布圖。從此，人口地理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聚落是一種重要的文化景觀，既反映自然環境的特徵，也表現人類文化的差異。德國地理學家J.G.科爾最早對聚落作系統的研究，他於1841年發表了《人類交通居住與地形的關係》。白呂納則把房屋這一聚落現象列為人文地理事實的第一綱第一目，包括房屋類型、村落形式、都市位置及其與環境的關係。此後，聚落地理研究在一些國家形成各自的風格。如德國著重聚落景觀，法國重視經濟對聚落的影響，英國偏重聚落歷史地理，美國則關注白人拓荒者居住問題。聚落地理學形成后，最初包括在其中的城市地理學由於發展迅速，逐漸獨立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使得聚落地理學如今實際上是研究鄉村聚落地理。以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以及資源和環境問題為研究對象的鄉村地理學也是在聚落地理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其研究內容已超出鄉村聚落地理範疇。

20世紀80年代，在與西方文化地理學的交流中，中國文化地理學逐漸復興。與之相較，中國歷史文化地理此時已步入學術正規。代表性的著作有兩部，其一是1986年出版的周振鶴先生與游汝傑先生合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其二是盧雲先生在1988年寫就，1991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漢晉文化地理》。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語言和宗教是兩個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但在中國，由於民眾宗教觀念淡漠，政治對宗教的強勢控制，無論佛教還是道教，區域差異並不顯著，故語言研究就顯得頗為重要。

正如薩皮爾—沃爾夫假設（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所論，世界是通過由語言產生的概念而得到過濾的，而且對於特殊語言慣常的、規則化的使用，產生了具有文化特定性的習慣化的思維模式。所以選擇語言來研究中國文化地理，實際上是切中了中國文化研究的關鍵。《方言與中國文化》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漢語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二是方言所折射出來的文化現象。第一個問題是一個純粹的語言地理學問題，作者主要通過“移民與方言”、“方言地理與人文地理”和“歷史方言地理的擬測及其文化背景”三個專題來論證。作者把移民史和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方言地理研究中，解決了許多重要語言地理問題，例如我國七大方言的淵源關係和地理格局，正是藉助了移民史這一有力工具，才得以很好地解決。

進入20世紀90年代，學界開始著手以省區為範圍的區域性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這樣做的意義在於：“一是，從現在還不很成熟的文化地理理論來看，一個行政區就是一個機能文化區，因為行政機能的作用，使得一個行政區有同一化的文化基礎，而且有的省區已經出現基能文化與形式文化區重合的現象。二是，行政區有明確的邊界，便於將研究限制在確定的範圍內。”這樣的研究取向也與東、西方史學界自20世紀70年代重視中國區域社會研究的學術理路相一致。

關於區域史研究的意義，在美國學者柯文（Pail Cohen）看來，“因為中國的區域性與地方性的變異幅度很大，要想對整體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滿足於平淡無味地反映各組成部分間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須標出這些變異的內容和程度”。單就區域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意義，張偉然的看法是：“在中國這樣一種兼容性極強的文化中，各個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都朝著一個共同的文化理想而趨近，其發展水平的空間序列確實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二者的看法可謂殊途同歸。區域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方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探究該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文化差異；二是分析本地區內部的文化地域差異”。

有司徒尚紀的《廣東文化地理》、張偉然的《湖南文化地理研究》、周振鶴的《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藍勇的《西南歷史文化地理》、張曉虹的《文化區域的分異與整合》、劉影的《皇權旁的山西》和朱海濱的《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浙江民間信仰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