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裕

1932年 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畢業。

1932-1936年 在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航空門學習。

1936-1937年 在南昌航空機械學校高級班學習，后遷成都。

1938年 在延安陝北公學學習。

1938-1939年 在中共中央軍委軍工局安塞茶坊機器廠（兵工廠）任工人訓練班主任等職。

1939-1945年 在中共中央軍委軍工局延長石油廠（軍工五廠）任工務科長。

1946-1948年 任東北軍區航空學校（老航校）修理廠廠長、機務處副處長。

1949-1951年 任空軍工程部修理處處長。

1951-1952年 任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生產處處長。

1952-1963年 任第二機械工業部航空工業局（四局）副局長。

1963-1965年 任航空工業部飛機生產技術司司長。

1965-1978年 任航空研究院副院長。

1978-1982年 任航空工業部副部長兼航空研究院院長。

1982-1985年 任航空工業部顧問。

1985年 離休。

2003年12月23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徐昌裕，曾用名顧光，1914年3月17日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現吳江市）一個高級職員家庭。四歲喪父，大姐英年早逝。他與二姐在母親撫育下自幼勤勉好學，發奮圖強。從小學直至上海聖約翰

大學附中畢業，他的成績均在班上名列前茅，並獲得獎學金。1932年他被燕京、清華和交大同時錄取。因家住上海，他就近選讀了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航空門。在大學期間，適值國難當頭，他一面讀書，一面關心民族安危，閱讀進步書報雜誌，接觸先進思想，並於1934年4月秘密加入宋慶齡等愛國人士發起的共產黨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在校內創辦讀書會，從事宣傳和組織學生抗日救亡工作，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5年參加上海“一二九”運動。1936年在交大航空門畢業后，徐昌裕進入南昌航空機械學校高級機械班深造。由於日本侵略軍大肆轟炸，他隨學校遷往成都，並在當地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文化界救國會”，繼續進行抗日救亡活動。鑒於國民黨當局置民族危亡於不顧，頑固堅持消極抗日和積極反共、反人民，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徐昌裕便決心直接投身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鬥爭最前線。1938年初，他通過中共地下黨介紹，毅然從成都出發，衝破國民黨重重封鎖，於1938年2月抵達革命聖地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5月被派往中共中央軍委軍工局安塞茶坊機器廠（兵工廠），先後任工人訓練班主任等職。因延安石油奇缺，1939年他被調到延長石油廠（軍工五廠）任工務科長，在邊區勞模廠長陳振夏領導下，克服物質技術上的種種困難，打下了一口口油井，其中包括數口旺井，經煉製后，除保證機關、部隊和學校的需要外，還部分銷往邊區附近換取布匹等生活用品，為解決延安地區物資緊缺問題做出了積極貢獻。在1942年軍委召開的技術人員座談會上受到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在東北創辦一所航空學校，為建立人民空軍做準備。徐昌裕聞訊后，幾經申請才得以批准去航校。他長途跋涉，飽經艱難險阻，終於在1946年10月抵達東安（今密山市）航校，即被任命為修理廠廠長，參加搜集日軍投降后留下的航空器材，並籌建修理工廠。1947年2月，航校成立機務處，他被任命為副處長，與同事們一起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千方百計地開始了對破舊飛機的修理，以應培訓飛行員之急需。當第一架“九九高練”飛機被修復后，歸順的日本飛行教官心存疑慮，不敢飛。徐昌裕見此情況便很有把握地對他說：“我來陪你飛！你在前艙駕駛，我在後艙觀察。”這位教官被徐昌裕這種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精神所感動，在他的陪同下駕駛飛機上了藍天。航校機務處在徐昌裕等人的領導下，在兩年時間裡共修理出30多架飛機，為培養航校首批飛行員做出了貢獻。這批飛行員後來都成為創建人民空軍的骨幹。

1948年11月，徐昌裕作為航校接收組成員，隨四野部隊進關，在北平地區接收機場、航空工廠、倉庫和航空器材。

1949年11月建立人民空軍后，徐昌裕被任命為空軍工程部修理處處長。此前他曾奉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之命執筆起草《關於建設航空工業的意見》，由劉亞樓等人與蘇聯顧問聯名呈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為後來航空工業的建立做了醞釀和準備。

1951年4月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成立。徐昌裕連同空軍所屬的16個修理工廠、機器設備以及一大批技術幹部和工人轉到該局，並擔任生產處處長。1952年航空工業局劃歸二機部，他被任命為主管飛機生產技術的副局長。1963年成立航空工業部后，任飛機生產技術司司長。1965年被任命為航空研究院（即六院）副院長。1978年他被國務院任命為航空工業部副部長兼航空研究院院長。1982年被聘為航空工業部顧問。

徐昌裕曾先後兼任過：航空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工程技術職務評定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航空學會第一、第二屆副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委員，國防工業科學技術研究成果評選委員會委員等職。

1985年離休后，徐昌裕仍繼續關心航空事業的發展，參與領導航空工業編史工作，接受重要諮詢並向有關機關建議開展隱形技術、槳扇技術和陶瓷材料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研究。

徐昌裕是一位務實的飛機生產技術領導人。他不講空話，對工作一貫嚴謹、認真、細緻。經常深入基層了解第一手情況，督促檢查，即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他善於在推進全面工作的同時，緊緊抓住不同階段的工作重點和關鍵，採取有效措施，不斷解決新問題，確保任務的順利完成。

在航空工業建立初期，物質技術基礎薄弱，抗美援朝的飛機修理任務緊急而又繁重，困難很多，新調進的大批幹部和工人都不懂飛機修理技術。徐昌裕面對現實，積極推動各飛機工廠採取多種形式，認真組織職工邊干邊學，並掀起學技術、學管理、學文化的熱潮。徐昌裕以身作則，帶頭學習俄語和鑽研蘇聯飛機，特別是噴氣式飛機的結構特點、製造工藝和管理方法。從而使工廠迅速掌握和提高了修理技術和管理水平。

當修理速度和水平普遍提高以後，由於蘇聯按原來比例供應的零備件不能適應實際需要，致使工廠因缺件而經常出現停工現象。為此，徐昌裕便提出並指導工廠從小到大、由簡到繁地開展零備件自製，並有意識地安排擬仿製機種的一些零部件進行試製，還實行了獎金制度，從而調動了各廠的生產積極性，既解決了零部件供不應求問題，又使修與造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為航空工業“走向製造”做了準備。

轉入整機製造后，鑒於飛機結構複雜，氣動外形和對稱性等要求嚴格，零構件多，精度高，徐昌裕始終把質量問題作為生產過程中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在工廠大力推行工藝規程，認真採用飛機製造所特有的模線樣板、標準樣件等正規工作法，嚴格工藝紀律，建立和完善各種管理制度，從而使生產迅速走上了正規化的軌道，適應了各種飛機的製造要求。在零構件製造和逐級裝配中，徐昌裕緊緊抓住協調互換、成套交接和提前交件幾個關鍵環節，要求工廠嚴密組織，精心安排，他經常下廠檢查督促。

各飛機廠的中心實驗室、靜力實驗室和試飛站更是徐昌裕常抓不懈的要害部門。他要求中心實驗室一定要把好原材料的入廠檢驗關，絕不允許留下任何事故隱患；要求靜力實驗室對飛機的結構強度進行嚴格驗證並認真做出靜力分析，以確保飛行安全；要求試飛站對飛機的全面質量進行嚴格考核和鑒定，把住飛機出廠關。每當工廠進行整機靜力試驗和試飛時，徐昌裕都要自始至終地蹲在現場，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

徐昌裕很注意發現並認真總結我國飛機行業自己的實踐經驗，不定期地召開各種專業會議進行總結交流。這對提高飛機行業技術與管理的總體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他主持制定的《飛機試製工作條例》，充分體現了他所提出的“新機試製四環節”思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新機試製的指導性文件。

徐昌裕在工作上比較謹慎，但對已經成熟而又實用的新工藝、新技術和新材料總是持歡迎和支持的態度。西安172廠陸頌善從國外帶回繪製模線用的明膠板、飛機裝配用的光學准直鏡及組合夾具等，都是在他的積極支持下得到採用和普遍推廣的。

仿製外國飛機並不是徐昌裕的追求，自行研製才是他一生的夙願。作為一位航空工程專家，他一直認為：一味地搞仿製，就只能永遠跟在別人後面爬行，要開展自行研製，就必須有科學研究作後盾。因此，早在執筆起草《關於建設航空工業的意見》時，他就明確提出了在建設航空工廠的同時必須建立航

空院校和航空科研機構。當航空工業從修理轉向製造時，他便和他的同事們一起圍繞生產的需要，建立了第一批研究所，並著手開展了研究試驗工作。特別是在1956年仿製成功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之後，徐昌裕更是竭力主張開展自行設計，積極參與決策和籌劃，並在飛機生產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抽調一批技術骨幹和優秀的青年技術人員，組建成新中國第一個飛機設計室。這個設計室在他的積極推動和著名飛機設計師徐舜壽等人的直接領導下，僅用1年零9個月的時間便設計試製成功新中國第一架自行設計的飛機，而且是噴氣式的。它不僅為新中國開創了飛機設計的先河，探索了路子，還在技術上突破了米格式飛機所固有的機頭進氣布局，首次成功採用了兩側進氣。更重要的是，該室通過實踐鍛鍊出一支設計隊伍，培養出了大批優秀人才，為後來新建的幾個設計所輸送了不少領導幹部和技術骨幹。有一段時間，由於缺乏技術儲備，徐昌裕只好針對新機研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斷組織技術力量，採取邊設計邊攻關的辦法開展突擊式的研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研製工作相當被動，進展緩慢，也拖長了周期，這使徐昌裕嘗到了“無米之炊”的苦頭，從而加深了他對航空科研重要性的認識，堅定了抓科研工作的決心。1978年徐昌裕參加全國科學大會，直接聆聽了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精闢論述后，深受鼓舞。為了貫徹落實大會精神，部黨組決定召開一次航空工業科技工作會議，並責成徐昌裕進行準備。為此，他專門用了兩個月時間蹲在招待所里，分期分批地召集各航空廠、所、院、校的有關專家、教授約300人次進行座談，共同回顧和總結了航空工業20多年來的經驗與教訓。在座談過程中，他反覆闡明了航空工業作為高科技產業，必須科研先行、搞好預研、增加技術儲備以及在新機型上必須採用新技術等一系列重要觀點，並在摸清航空科技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將航空科研工作的內涵劃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預先研製—型號研製—改進改型五個階段。其中前三個階段統稱作預研，后兩個階段稱作發展。他將這些思路與專家們一起討論並取得共識后，就組織各專業組根據世界航空科技的發展趨勢，結合國家戰略對空軍與海軍航空兵提出的要求，起草了會議文件和《1978-1985年航空科技發展規劃（草案）》。其中在預研方面所提出的8大關鍵項目共119 個重點課題，都很具前瞻性，也符合我國實際，因而於1978年7月在天津召開的航空工業科技工作大會（簡稱天津會議）上得到一致通過。天津會議是在呂東部長主持下召開的。呂部長全面總結了航空工業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了科研先行、加強預研和加快飛機更新換代的方針，充分肯定了科研工作在航空工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會議理順了各種關係，明確了部、院的分工，統一了認識，統一了行動，成為航空工業發展史上一個新的轉折點，在廣大幹部和科技人員中產生了深刻影響。

天津會議之後，徐昌裕始終不渝地貫徹執行會議決定，積極落實預研經費，實行副院長分工負責制，明確重大課題的主要責任單位，制定階段實施計劃定期進行考核，大抓重點試驗設備和測試手段的引進和自製，積極組織各種規範、手冊、標準等基礎技術的搜集、研究和編修，從而大大推進了預研工作，新品開發也由過去的混亂無序狀態走上了科學軌道，許多重要課題都不斷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徐昌裕在新時期為航空工業做出的功在當代、利在未來的重要貢獻。

為了發展我國航空事業，徐昌裕早就希望有機會與國外航空界進行合作與交流。在五六十年代，儘管蘇聯不支持中國搞航空科研，他還是積極利用四次赴蘇訪問或談判的機會，仔細參觀和了解蘇聯五大航空權威科研機構的情況，以資借鑒。1965年他率領中國航空代表團首次參加巴黎航展時，就曾主動探索過與西方國家的同行進行合作與交流的可能性，但當時因國際環境和條件尚不成熟而未果。改革開放后，為使航空工業走出封閉的狀態，徐昌裕參加了呂東部長率領的中國航空工業代表團首次訪問英、法和聯邦德國。他著重考察和參觀了三國的航空科研與教學單位，主動試探了相互進行合作研究的可能性，並得到對方的積極響應。回國后，他分工兼管國際合作與交流工作，積極通過各種途徑，採取合作協定、學術會議、考察、講學或短期工作等形式，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對外活動。首先選定的合作夥伴是聯邦德國航空航天研究院（DLR），並在相互訪問、了解的基礎上很快簽署了兩院間的合作協定，共同研究一些重要課題。接著他又先後與瑞典航空研究院（FFA）、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等達成合作研究的協議。從而為中國航空工業的對外合作打開了局面，合作範圍不斷擴大，進展順利。

徐昌裕除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外，也非常重視國際學術會議。他每年都要親自組織篩選和制定擬參加會議計劃，落實經費，安排人選。他要求參加會議的人員在出國前一定要做好專業準備，回國后全面彙報收穫及體會，帶回的文件資料集中管理使用。截止到1985年，航空工業系統共派出約500多人次分別參加了280多個國際學術會議，並在國內舉辦了多次專業性國際學術會議，應邀來華講學、技術座談或短期工作的國外專家學者達250多名。通過這些活動，使我國航空科技人員開闊了眼界，促進了科研工作。有的人還被推薦擔任有關國際學術組織的領導職務，為進一步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提供了方便。

徐昌裕在領導航空科技對外合作與交流的工作中，嚴格貫徹執行國家有關政策和紀律，認真履行協定，堅守信用。他有幾點做法很值得重視：

（1）以誠相待，廣交朋友。徐昌裕的英文較好。他通過直接交往結識了不少外國朋友，並且以誠相待，因而能在增進友誼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合作。例如，他與德國航空航天研究院院長約爾丹、不倫瑞克大學拉希加和斯圖加特大學阿其里斯等教授，以及美國格魯門公司科研部的國際著名學者旭英、方俊鋆和波音公司研究部的林驊教授等，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進行家訪，節日和生日互致函電祝賀，經常保持書信往來。

（2）不卑不亢，實行對等。主動為合作創造條件，提供方便，排除障礙，以增進相互信任和了解。

（3）選派精兵強將，高質量地完成課題任務，以體現出中國是有能力的合作夥伴。

（4）成果共享，積極應用推廣。徐昌裕很重視合作研究成果的推廣應用。在他的倡議下，將合作研究成果彙編成《國際科技合作課題論文集》，採用中英文對照的形式不定期出版發行，深受國內外科技界歡迎。

尊重科學、實事求是，是徐昌裕一貫的作風，也是他遵循的行為準則。特別是在重大問題上，他都能做到實事求是，直言不諱，從不隨波逐流，更不去討好迎合。

1960年，徐昌裕和學生們在做實驗

1956年我國制定全國科學規劃，在有關會議討論飛機與導彈的發展問題時，徐昌裕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飛機與導彈各有各的用途，導彈不可能完全代替飛機，主張兩者都應發展，但可將導彈列為重點。經過爭論后，會議基本同意了以徐昌裕為代表的觀點。縱觀世界航空大國，幾十年來，在大力發展導彈的同時，仍積極開展新型飛機的研究，不斷出現高空、高速、高機動戰鬥機以及遠程轟炸機、隱形飛機、高空偵察機、大型運輸機等，並使飛機在現代戰爭中成為了強有力的武器系統。實踐證明，徐昌裕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在“大躍進”熱潮中，某軍工學院設計一種馬赫數2.5、升限2.5萬米的高空高速殲擊機，被人們稱作“雙二五”飛機。這在當時的確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因而受到急於增強國防實力的高層軍事領導的關愛。以徐昌裕為代表的航空工業技術專家們在參加方案審查時，曾實事求是地提出過異議，但未引起重視。在只有草圖的情況下倉促上馬，採取“邊設計、邊修改”的辦法展開試製，並限期半年上天。由於在試製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太多，致使工作進展緩慢，並且影響到工廠的戰備生產。面對這種嚴重局面，徐昌裕與當時的航空工業局局長王西萍聯名向上級機關書面報告，說明試製工作進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於該機設計指標過高，遠遠脫離了國內當時的經濟技術水平，許多技術問題尚待解決，必要的試驗手段還缺乏。因此，建議將該機由研製任務改為科研項目，先設計一種性能低於“雙二五”、高於米格19的飛機，以應國防急需。這個建議也被拒絕。結果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大量損失之後才不了了之，然而徐昌裕這種不怕風險、敢說真話、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的確令人起敬。

60年代，航空救生研究所負責建設一個火箭橇滑軌試驗場。下達的設計指標是，滑軌長度為6千米，並要求留有發展為10千米的餘地，火箭滑車速度為3倍聲速，配備相應測試手段。由於選址困難，幾經改點，拖了8年都未建成。後來徐昌裕到西歐考察后提出，我們沒必要一開始就建這樣高水平的試驗場，建議只建一個3千米長、1.2倍聲速的就能滿足需要，還親自到有關部門徵詢意見並取得了一致。經上報批准后，這個長期未能建成的試驗場終於較快建成並投入使用，既爭取了時間，又節約了資金，曾獲得國家獎勵。

在初級教練機的選型問題上，是選自行研製的初教6飛機，還是選仿製蘇式雅克18A飛機，爭論長達一年之久，不得解決。徐昌裕堅決支持選用前者，並反覆與使用部門磋商，終於達成一致。實踐證明，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初教6飛機的性能超過雅克18A飛機，已生產的2000多架在使用中都未發生過重大安全事故，至今仍是我軍初級訓練的惟一機種，1979年獲國家質量金獎。

在我國自行研製高空高速殲擊機——殲8時，在動力選擇上也有過“單發”與“雙發”之爭。當時作為主管飛機生產技術的徐昌裕，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果斷同意採用兩台業已成熟的發動機作為動力。這是保證殲8型飛機研製成功的重要決策。

徐昌裕很熱心對身邊工作的青年人的培養。早在延安的時候，他就親自幫助身邊一位只有初小程度的勤務人員提高文化，指導他學珠算，使他成長為一位優秀的企業會計。在航空工業創建初期，徐昌裕也親自輔導和幫助身邊工作的一位秘書自學高中課程，使他考入了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后還去荷蘭深造，現在已成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位卓有成就的研究員和研究生導師。

徐昌裕對國外回來的老一代技術專家如昝凌、徐舜壽、黃志千等能以誠相待，充分信任，做到知人善任，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彼此已成為情篤誼深的朋友。他對青年技術幹部更是關愛備至，帶出了一批飛機設計和科研管理方面的優秀人才。徐昌裕培養幹部的方法主要有兩條：一是壓任務，嚴格要求，親自指導、督促；二是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用自己廉潔自律的高尚品格和嚴謹務實、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去影響和帶動他們。許多曾在他領導下工作的人深感得益匪淺，受用終生，至今難忘。

改革開放后，徐昌裕從科研、生產、教學及管理第一線選派了大批中青年技術骨幹到國外實習深造，又為航空工業培養了一批新的人才。

徐昌裕為我國航空事業奮鬥了幾十年，始終遵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策和中央對航空工業的方針，積極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他參與組織領導飛機行業廣大職工完成飛機修理和仿製任務，成批生產了教練機、殲擊機、強擊機、轟炸機、運輸機和直升機，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和部分友好國家，逐步實現了我國空軍、海軍主力航空裝備的國產化；他狠抓航空科研，使許多重要課題取得新的成果，自行研製出多種新機型；培養和鍛鍊出一支科研、設計、生產和管理隊伍，為我國航空工業、航空科研，為國防和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徐昌裕又是深受群眾敬重和愛戴的高級領導幹部和航空工程專家。著名飛機設計師徐舜壽曾深情地說過：“像他這樣既懂技術又能掌握原則的領導人真是難得呀！”

1 《航空工業科技詞典》編輯委員會（徐昌裕任第一副主任）.航空工業科技詞典.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2

2 徐昌裕.關於赴蘇談判轉讓米格-21飛機製造權的片段回憶.航空工業史料，1983（2）

3 徐昌裕.延長石油廠回憶片段.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科學技術發展史資料.北京：中國學術出版社，1985（5）

4 《中國大百科全書.航空航天卷》編輯委員會（徐昌裕任副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航空航天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

5 徐昌裕.回憶老航校機務處的工作.航空工業史料，1986（5）

6 《當代中國的航空工業》編委會（徐昌裕任副主任）.當代中國的航空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7 《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工業史》編委會（徐昌裕任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工業史.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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