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氣象

在唐詩研究史上，“盛唐氣象”的概念來源於嚴羽《滄浪詩話·考證十九》：“‘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

但嚴羽只是以氣象論詩，並談到了盛唐詩的氣象特點，這與後人以“盛唐氣象”評價盛唐詩還不能同等看待，也就是說盛唐詩的氣象與盛唐氣象還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因此，盛唐氣象作為一個理論概念，是歷代學人共同研究與探索盛唐詩的結晶，不僅應當包含嚴羽詩論中的妙悟說、興趣說，而且，它還是以殷蟠“氣來”、“情來”兩個方面作為基本的理論構架和起點的。

徠“盛唐氣象”是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唐帝國文治武功極盛與古典詩歌高度繁榮成熟所結出的碩果。

首先， “盛唐氣象”是盛唐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開元、天寶的40多年間，是唐王朝、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富強繁榮的頂峰。唐玄宗即位后，進行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改革，使全國迅速呈現出一片空前繁榮的景象。在貞觀以來勞動人民創造的物質財富的基礎上，盛唐社會經濟發展，國勢強大，人民生活安定，前期政治也比較開明。此外，玄宗改革科舉制度，推行以詩賦取士，為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政治舞台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但是，“盛唐之音”中所寄寓的情感是十分複雜的，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壯、飄逸，也有低抑、蒼涼、孤獨與悲愴。

第二， “盛唐氣象”又與唐代詩人的思想解放密切相關。由於大唐帝國的開疆擴土、對外交流及國內的統一安定, 也由於唐代統治者推行了比較開明的思想文化政策，所以盛唐時期出現了空前的古今中外思想的大交流大融合，呈現出儒、道、佛、俠、縱橫、陰陽、隱逸各家並存、自由發展的局面。

第三，“盛唐氣象”的產生，還有文學繼承方面的原因。杜甫在《戲為六絕句》的第六首中論及了文學繼承中的兩個極重要的問題，一是“別裁偽體”，一是“轉益多師”。如果我們把初、盛唐詩人對待文學遺產的態度加以比較，我們就不難發現，盛唐詩人在“轉益多師”的問題上，要比初唐詩人成熟得多。

在前期，盛唐氣象主要表現為：投身於社會和政治的熱情，躍躍欲試的參預意識，強烈的自信自尊，昂揚奮發的精神面貌。到了盛唐後期，李林甫、楊國忠等奸相當政，敏感的詩人們便及時地預感到繁榮下面包藏的危機，用詩歌大聲疾呼發出警告。這時盛唐氣象主要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暴露社會矛盾的勇氣，對國家的責任感，以及對社會危機即將到來的優慮。

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氣象，這蓬勃不只由於它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

這種風貌是盛唐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基本特徵的統一，它集中反映出盛唐詩人的獨特精神面貌和創作個性。盛唐詩人由於生活於同一時代，與國家同命運、共呼吸，利害相關，脈搏相通，其所創作的詩歌作品中自然會既保持個人鮮明獨特的個性，又呈現出特定時代環境某些共同或類似的思想藝術特色。“盛唐氣象”正是對盛唐詩歌的一種共性的概括，一種集體狀態下的思想藝術風格和時代精神的整體把握。

盛唐氣象不是文化意義上的“盛世”氣象，不是充滿了青春朝氣的“浪漫”，而是一種從滿懷生存憂患的詩人的詩歌中所折射出的盛世悲音，這種悲音不同於衰世之悲，悲唱中包蘊著憂世救世的仁者情懷、傲對權貴的抗爭精神、超脫痛苦的自由意願。這種盛世之音，發之於詩，便形成了雄渾悲壯的盛唐氣象。

盛唐詩歌豐富多彩而又和諧統一，其主要風貌特徵是什麼，歷代學者曾有種種概括，往往各有所得，如有以“聲律風骨兼備”為盛唐氣象特徵者。盛唐詩歌的確體現了二者的完美結合，然以此作為詩歌走過建安、齊梁而趨於成熟，達到極高藝術水平的標誌則可，作為一個時代詩歌風貌的總體概括則未必最準確。綜合各種因素，似仍以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所說“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更為確切。

從歷代唐詩的評論看，盛唐詩歌的主要美學藝術特徵是“風骨”與“興象”。但就各家風格而論，卻如高木秉所論是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等各種風格。

總之，從“盛唐氣象”概念的生成及意義指向看，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長期的演化，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審美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