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

(1909年1月2日~1987年10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60年代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主持研究和選定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創辦文物出版社，注重文物博物館研究和人才培養，為建立新中國文物保護工作完整的科學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革命闖將當起偵緝隊隊長

1923年夏末，14歲的王冶秋隨胞兄王青士離開安徽霍邱縣來到北京求學，在東城貢院附近安頓下來。這裡有一些破舊民房，專門租給窮學生。青士考入俄文法政學校，打算學成後到俄國留學。在這裡他結識了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瞿秋白之弟瞿雲白及小同鄉韋素園。冶秋先考入志成中學，不久轉入英國英文補習學校。兄弟兩人很快與雲白和素園成為志同道合的好友。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俄國革命勝利的衝擊波激蕩在少年王冶秋的胸中，使他成為思想十分激進的大革命闖將。1924年，15歲的冶秋便由小同鄉張目寒介紹，加入了李大釗領導的國民黨“左派”，開始有了政治歸屬感，認清了國民黨左右派的根本區別。“左派”容共，依靠工農和貧窮的知識分子；而右派反共，依靠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是一群新貴。從這時起，只要北京城有遊行示威、集會等革命活動，就會有冶秋的身影。1925年春，他被組織安排就讀於西山中學，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建立起西山中學團支部，冶秋擔任書記，帶領學生參加孫中山逝世的悼念大會，參加逼迫段祺瑞下台的“首都革命”與“收回關稅自主權”等遊行示威活動。年末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北京市委負責人吳可到香山慈幼院布置發展組織、響應北伐的工作，冶秋與他的幾個好兄弟王正朔、張恩澤、揚廷賓、董漢雲等發展了二百多人的隊伍。此時的北京完全處在奉系軍閥的統治之下，1927年4月，張作霖竟絞殺了李大釗等二十個共產黨人，接著又秘密逮捕並處決了吳可及北方局負責人王荷波等十八人。這些殺戮激起了冶秋的無比憤恨，他根據“北方局暴動計劃”組織了“西山偵緝隊”並擔任隊長。不料，有人叛變，冶秋遭到圍捕。他憑藉熟悉地理環境和學生身份連夜翻山越嶺逃脫虎口入城，后在台靜農的幫助下至天津登上一條開往上海的日本船，獨自輾轉回到霍邱。事後，台靜農根據冶秋逃脫追捕的驚險經歷及二人在路途中的談話寫了短篇《昨夜》，發表在未名社刊物《莽原》上，文中那個19歲的革命青年“秋”就是冶秋，未曾料想，靜農的這篇作品卻為以後冶秋與高履芳的戀愛播下愛的種子。

1928年末，冶秋由於霍邱“文字暴動”失敗而重返北平，他很快接上組織關係加入北大支部並擔任團支部委員，自1928年末冶秋一面以王師曾的名字在北大聽課，一面從事革命活動。他擔任過順直省委交通員，負責到天津接取中央文件，這是一項十分危險而艱苦的工作，因為他把文件綁在大腿內側攜帶，常常八九個小時不能上廁所，由於他的謹慎機智，跑了半年多的“交通”，沒有出過一次差錯，后調北平團市委秘書。1929年秋，北平市委應河北大名七師校長謝台臣之請，派王冶秋、千家駒等赴大名七師講授馬列主義學說和“普羅”文學，冶秋在這裡還擔任縣委秘書，並參與建立“紅24軍”的工作，后因“紅槍會”首領反目暴動失敗。1930年春夏之交，冶秋隻身返回北平。是年八月，冶秋參加了北平黨、團市委發動的“八一示威”，這是一次貫徹李立三“左傾”盲動路線而失敗的典型案例。當遊行隊伍行進在海王村公園附近時，早已埋伏好的“偵緝隊”打手們，衝進人群抓人，有七八十人被捕，冶秋被捕入獄后遭受到嚴刑拷打，挨了二百鞭笞外加三壺辣椒水，他始終堅貞不屈。閻錫山離開北平后，所有政治犯無罪釋放。冶秋在台靜農的幫助下住在西山養傷，由此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保護了魯迅故居

冶秋自從1924年結識了韋素園后，又相繼結識了台靜農、曹靖華等。冶秋對這些新文化運動幹將們尊如師長。1925年韋素園在沙灘紅樓對面的新開路五號租了一間小南房，8月，一個在魯迅扶掖下的文學社團《未名社》誕生了，而這間陰濕小屋就成為《未名社》最初的“社址”。入冬，《未名社》的牌子尚未掛出，魯迅譯的《出了象牙之塔》卻已經出版了。此時冶秋時常來素園處，幫忙推銷。而未名社的期刊《莽原》在魯迅的主持下成為當時青年最喜愛的刊物之一。此間，素園和靜農去西城阜內西三條21號魯迅住處請教時，冶秋同去。那時，在魯迅看來他還是個未諳世事的半大小子，給他端了一盤瓜子安排在南屋看書。可是，就是那一次魯迅先生與素園他們談到的辦刊宗旨“批評社會、批評文明”以及寫文章要“率性而言，平心立論，忠於現實，望彼將來”一席話，使冶秋終生受益，為他打開了新文學殿堂之門。由此，除了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外，冶秋專註於新文學的學習與研究，1931年初在《育德月刊》上發表了《新文學小史》，1936年5月完成頗受魯迅先生期許、但最終未及出版的《魯迅先生序跋集》；1942年冶秋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在重慶出版發行，而在此之前發表在

重慶《抗戰文藝》上的《〈阿Q正傳〉讀書隨筆》，現在被人們讚譽為閱讀經典作品的範文；1946年末當他以第11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參議身份，回到北平從事黨的軍事情報工作時，仍積極宣傳魯迅作品和精神，1947年春，冶秋應北師大等北平的五所大學之邀，作關於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運動的演講，之後在《知識與生活》上發表了《五四時代的魯迅先生》；他還與劉清揚、徐盈、吳煜恆等人一道巧妙地把西三條魯迅故居(現擴展為北京魯迅博物館)保護下來。作為業餘作家，冶秋還寫了小說《青城山上》、專著《琉璃廠史話》等。

婚姻

在“來今雨軒”完婚。王冶秋的妻子高履芳1926年16歲時考入天津女師，這是一所培養出劉清揚這樣傑出女性的進步學校，活潑外向的履芳在這裡如魚得水，她對閱讀新文學期刊如醉如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莽原》月刊是她的最愛。當她在《莽原》上讀了台靜農的短篇《昨夜》后，便對那個19歲的主人公“秋”產生了濃厚興趣，她約上好友拜訪了台靜農和在西山養病的韋素園，從他們口中得知這個“秋”就是他們的小同鄉、小老弟王冶秋，一個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熱忱革命者，一個極具才華的新文學青年。履芳還從他們的介紹中感受到他們很喜歡那個“秋”，慢慢地“秋”的形象在履芳頭腦里高大起來，產生了一種說不清的英雄崇拜感。而此時的冶秋也從台靜農及在天津女師執教的同鄉好友李何林處得知，有一位高姓女生是《莽原》、未名社的痴迷者，是一個嚮往革命生活的新潮女性，冶秋對她的好感油然而生，急切地想見到她。於是，當冶秋從河北大名七師返回北平后不久，台靜農便安排二人見面，他們一見鍾情開始熱戀，並於1931年1月在北平訂婚，1932年7月在北平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完婚，大媒就是台靜農。

把文物當成生命一樣

冶秋自1941年1月成為馮玉祥先生的國文教員與秘書，實際是周總理領導下的隱蔽戰線一員，從事統戰和情報工作。1946年11月，冶秋作為國民黨華北軍事慰問團的秘書長，又回到了古都北平，這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參議兼華北設計委員會資料室主任。1947年中秋節前夕，我秘密電台被國民黨軍統偵破，有關人員叛變，軍統特務開始大抓捕，冶秋在他的勤務兵掩護下脫險，后經吳晗的幫助進入解放區。當他再一次回到北平時，古都已經成了人民的天下。

1949年2月，冶秋擔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物部副部長，開始了對故宮博物院、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歷史博物館等文物單位的接管和整頓工作，從這時起直到1979年末，他從未離開過我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領導崗位。他對於北京的文物古迹，一磚一瓦更是有一種特別的熱愛之情。上世紀後半期故宮曾兩次險遭改造破壞，一次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北京市打算將故宮改造成“人民大眾的休閑樂園”，要在故宮裡修馬路、建廣場；另一次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要把故宮改造成接待外國遊客的旅館、飯店。對於前一次，冶秋採取消極對抗態度，而對於后一次，身為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冶秋不惜直言犯上，堅決抵制。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北京城市建設中，古建築與文物遺址的保護同施工單位發生衝突的事時有發生，每當發生這樣的情況，冶秋就向當時的市委書記吳德報告，如大葆台西漢墓遺址發掘工地就是在即將被推土機推平的情況下保護下來的；又如建國門外古觀象台在修地鐵拆城牆時，面臨或拆除或遷移的命運，也是冶秋先得到吳德的支持制止拆遷行動，后在周總理支持下保留了觀象台，地鐵線繞行。原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中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期間，曾多次評論過冶秋的功績。他說，保護文物是關係到全民族的大事，既要堅定不移，又要有遠見卓識。過去搞城市建設，對王冶秋這也要保，那也要保，這也不能動，那也不能動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現在看來，多虧有個王冶秋。沒有他當時的強硬態度，今天北京城裡的文物古迹早就被拆毀得差不多了。周總理也說過，冶秋同志把文物當做自己的生命一樣。

冶秋過著平民的生活，上世紀五十年代，冬天在煤球爐上坐壺開水沏茶，早上最愛吃的是稀飯、油餅和鹹菜，最愛去的地方是琉璃廠書市，還喜歡逛德勝門和什剎海小市，有時候騎車去那些野窯坑釣魚……北京是他生活的福地，是他情感寄託的港灣。1987年10月冶秋逝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從司馬台長城的望京樓上撒向這塊他深愛的土地，永遠安息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