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大華

武漢裕大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創建於1919年的裕大華股份有限公司武昌裕華紗廠，后組建為全民所有制的武漢第四棉紡織廠，1994年，經武漢市體改委批准，武漢第四棉紡織廠正式改組為武漢裕大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經過艱苦卓越的努力，在成功與曲折的實踐中苦苦求索，經過85年之磨礪，積85年之薈萃，毓85年之精神，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轉變觀念，深化改革，開闊進取，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終於有了今天嶄新的天地：公司現有環錠紡6.8萬枚，氣流紡672頭，織機962台。配備了國際最先進的紡織設備：特呂茨勒清梳聯全機、日產精梳機、FA506細紗機、薩維奧自動絡筒機、貝南格整經機、祖克爾雙漿槽漿紗機、日產滕田結經機、畢咖咯190型噴氣織機、蘇爾壽390型片梭枳機與360型大小提花劍桿織機、國產230、200型劍桿織機、德國針織提花大圓機、以及織物后整理配套設備等。年生產各類純紡，混紡紗13000噸，各類坯布3300萬米，汽車內裝飾面料350萬米。2003年生產各類汽車阻燃裝飾布20餘種共計291萬米，是武漢神龍，安徽奇瑞，廈門金龍，海南馬自達等汽車廠所用汽車裝飾布面料的主要供貨單位，產品質量高，經營信譽好。2001年，公司一次性通過ISO9001-2000版質量體系標準認證，聯通了國際市場。幾年來，公司不斷拓展自我，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體，現已實現年產值4億元，年利潤超過1000萬元。

面對迅猛發展的世界經濟，我們將力求創新，充分利用武漢地理優勢和自身經濟實力，以技術進步為依託，以質量管理為主線，以企業內部改革為動力，全面推行現代化管理，提高企業綜合競爭力，拓展裕大華髮展的新里程。

公司是國家命名的出口生產基地，擁有自營進出口權，管理水平先進，享有盛譽。願與海內外客戶竭誠合作，互惠互利，攜手共進。

裕大華之明天充滿希望，裕大華之未來燦爛輝煌！

“裕大華”是舊中國的一個以紡織業為主，並囊括了礦業、商業、金融業的民族資本集團，其主要資本家是 徐榮廷、蘇汰餘、張松樵、姚玉堂、黃師讓等，可算作一個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典型。它存在時間長，自1913年租辦湖北紗布絲麻四局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止，有三十七年的歷史，其發展過程較為迅速平穩，從承租“四局”的楚興公司起家，到二個大型的民族資本聯合企業，只用了三十年來的時間。除了對外進行投資外，還直接開辦經營有裕華紡織公司，大興紡織公司，大華紡織公司，利華煤礦公司，華年貿易公司和永利銀行等，它一改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廉集於沿海的常規，將所屬企業分佈於內地各城市，開創了內地民族資本企業成功的先例。研究這一集團的發展對於研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重要的意義。本文擬從“裕大華”的發展方向入手，探討其經營管理的一、二。

一、承租“四局”與“裕大華”的創辦、發展

“裕大華”的發家，是從辛女革命后承租“四局”開始的，所謂“四局”，是指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湖北紡織、紡紗、繅絲、制麻四局。“四局”是湖北最早採用資本主義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的官辦民用工業，也是中國近代機器紡織業大型企業之一。但是，這些官辦機器工業企業，卻是一個畸形時代的畸形兒，它們是大機器工業，但實行的卻是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建廠及開辦一切事宜，均耍聽候清政府所派委員及總辦之員處理，事事皆須稟承官府意旨，它們是生產部門，但卻有濃厚的官衙習氣，引用私人，浮員冗多，濫耗公費，舞弊營私，局面大，耗費大，它們名為“四局”，實則被與官辦的軍事工業捆綁在一起，要將“餘利挹注鐵局與槍炮局”，企業經費經常被清政府亂挪濫用。從1890年(光緒十六年)辦湖北布局開始，歷經十餘年，虧損嚴重，始終沒有還清創辦之初所欠下的款項，始終沒有擺脫沉重的債務負擔。在“官辦”難於維持，走投無路之時，1902年走上招商承租的道路．當時，商人韋紫封、鄧紀常組織應昌股份公司租辦“四局”，租期為20年。1911年，鄂督瑞激又將“四局”改租為大維股份有限公司，辛亥革命發生后，因大維公司總經理劉伯森逃離武昌，“四局”陷入停工狀態。這時，商人出身的徐榮廷任湖北官錢局總辦，徐利用其與鄂軍都督黎元洪“金蘭之交”的關係，乘機與劉偉(又名劉象羲)等人組織楚興公司承租紗布絲麻四局。楚興公司資本130萬兩，先收六成，合78萬兩，從1913年1月起租期為10年，議定“四局”每年的租金11萬兩，押租25萬兩。楚興公司承租“四局”后獲得巨大利潤，使得湖北的大小軍閥垂涎三尺，他們極力刁難並製造借口在承租期未滿時，便提前於1923年奪走了楚興公司對“四局”的承租權，及唐春鵬等人為首重新組織楚興公司租辦“四局”。雖受此挫，但徐榮廷等人，畢霓積累了經辦近代企業的風險，尤其是積累了自己投資開辦機器工業企業的資金，遂自行創辦了大興、裕華紡織公司。

1922年 徐榮廷、蘇汰餘等人拿出白銀210萬兩在河北石家莊籌造紗廠，即大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廠址選在石家莊，確實棋高一著，他們看到，石家莊綰毅西北，控制燕晉，既為棉煤出產之富城，又靠近棉花產地。優越的地理條件，為此後的成功奠定了基礎。1919年，楚興公司的主要股東張松樵也倡議自辦紡紗廠，並曾邀集楚興公司會計姚玉堂及梁熔妮，胡秉清，何紹儀等人籌集資金50萬兩，后又聯合漢口紗業公會(出資72萬兩)籌設裕華紗廠，由漢口紗業公會主度孫志堂任總經理，張松槽任經理。后因孫志堂在經營上受挫，裕華紗廠改組，將紗廠改為裕華股份有限公司，由“楚興”經理徐榮廷出任董事長，張松樵任經理，資本總額為120萬兩，廠址設在武昌上新河。1936年，裕華，大興兩廠投資在西安合建大華紡織公司，從此造成武昌裕華，石家莊大興，西安大華三大紡織企業遙相呼應的鼎立之勢。到年底時，裕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300萬元，紗錠43416枚，布機504台，工人2093名，年產棉紗41977件，棉布221500匹，大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300萬元，紗錠30144枚，布機 500台，工人2334名，年產棉紗32744件，棉布290645匹，火華紡織股份公司資本額250萬元，紗錠12000枚，布機320台，工人700名，年產棉紗6685件，棉布120387匹；

1931年，位於武漢下游的利華煤礦，因營業不振特邀徐榮廷等人投資入股，經過現場察看盾，徐榮廷，蘇汰餘，張松樵，姚玉堂，黃師讓等決定投資利華煤礦50萬元，並將該礦改名為利華股份有限公司，到1936年底時，該礦資本額高達120萬元，工人1838名，年產煤 187720噸。

舊中國金融業畸形繁榮，但在官僚資本的控制下，大銀行熱衷於債券和商業投機，與民族資本機器工業極少往來，私營錢莊雖與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有融通關係，但它們資力較小，難於滿足企業的要求。為了解決企業集團發展的資金問題，裕大華還自籌金融事業。 1942年，裕大華資本集團開始投資於永利銀行，年底將共改組。由於裕華投資300萬元，大華投資330萬元，大興投資60萬元、利華投資60萬，裕大華的投資已佔該行股本額的75%，從而將永利銀行控制在自己手中，拉入了裕大華資本集團。從此，裕大華資本集團已超越了紡織行業的界限，而伸展到了採礦業、金融業，成為一個跨行業的經濟聯合體。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民族資本工業企業在夾縫中生存，困難重重，首先，由於洋貨和外資在華企業的產品泛濫，產品市場狹小，其次，資金不足，卻難於得到金融扶持，不能以票據向銀行貼現，借款利息很高且要以廠基抵押，再次，稅捐負擔沉重。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中，“裕大華”為什麼卻能得到發展呢？有客觀的條件，也有企業內部經營管理的主觀原因。

客觀原因是，在徐榮廷等資本家承租“四局”后不久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爆發后，源源進口的棉布棉紗頓形銳減。到1918年時，小國從英國進口棉布071325匹，從美國進口棉布100309匹，較1913年英國減少為八分之一，美國則不及十分之一，日本對中國的棉布進口數量，雖從1913年的5716594匹，增至1918年的7005088匹，但所增數僅足彌補原來自美國的進口數。而從英國、印度、日本進口的棉紗1018年則為1114618擔，亦減一半。由於進口減少，國內市場上棉布棉紗行銷走俏，價格上漲，如16支紗由每件銀1S0兩漲至230兩，而與此同時，棉紡織工業所必須的原棉價格，卻由每擔銀20餘兩下降到18兩左右。一方面是棉紡織產品布、紗價格上漲，一方面是棉花價格下跌，它給民族資本紡織業造成極為有利的發展良機。以致“過去30年所成諸廠，歷久奄奄不振者，茲者頓然起色，盈利年余百萬，企業者乃踵起而營紡織廠矣”。

由於產品易銷，供不應求，該廠從1914年下半年起開始增加夜班，到1915年春季改為日夜兩班，擴大了生產規模。在未加夜班以前，“布局”每天產紗(混合紗支)40件左右，布450匹左右。加夜班后，每天可產紗58件、布610至630西。改為兩班后，每天產紗80餘件，布900至1000匹。結果，楚興公司在不到十年(實為9年另9個月)，獲利千餘萬元之多。尤其是木戰剛剛結束的1919年和1920年兩年，便盈餘達800萬兩。“楚興”的優厚利潤，使楚興公司的主要資本家及股東大發共財，到楚興結束時，每100兩銀子的股本便可分得350兩。除了股紅分配外，他們還有所謂“人紅”的收入，公司幾個主要人員歷年分得的紅利和酬勞費相當高，如徐榮廷分得50餘萬兩、蘇汰餘30餘萬兩、姚玉堂30餘萬兩、張松樵30餘萬兩、黃師讓5萬餘兩。

抗日戰爭開始后，沿海民族資本棉紡織業受到很大的破壞和摧殘，廣大內地紗、布缺俏，紗、布供不應求，價格節節上漲。當時因申紗銷行受阻，需求者逐漸集中於武漢。然而武漢每日出產有限，供不應求，市價扶搖直上，以裕大華所屬企業生產的紗、布售價為例，從1937～1938年幾乎是月月上漲。

與棉紡織價格扶搖直上相反，棉花卻出現相對的供過於求，以致棉價下跌。如，裕華 1938年2至3月購進棉花每百斤價格只相當於1937年1月的66%左右，大華1938年2月所購上細陝花每百斤價格只相當於1987年1月的56%左右。

上選前後兩次棉紡織品價格的上漲及棉花價格的下降，是發展民族棉紡織業的有利客觀條件。“裕大華”資本集團高明之處就是充分利用了這一時機，謀求了企業的發展和擴大周而成為民族資本中的姣姣者。

“裕大華”是民族資本企業集團，這種性質從本質土決定了它經營的目的只能是為追求資本增殖服務。出於這種根本目的，該公司較早且較為成功的運用了費事主義的經營管理去組織企業的各方面工作。簡要地說，裕大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很注重以下幾點：

一、不斷增加設備、擴大規模。不斷擴充設備，增加生產規模是裕大華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一大特色。設備的擴充，規模的擴大有力地提高了裕大華的素質和競爭能力。裕華紗廠原先只有紗錠2萬枚，“五四”運動后，國貨銷售增加，裕大華的決策看不失時機地決定該廠紗機增加一萬錠，並附設布帆四百架，以提高紗、布的生產能力。這一計劃在1922年完全實現。二年後，裕華滅再次增加紗錠一萬枚，布機百餘架，由於資金不足，這次實行了賒買的辦法，由張松樵出面向安利英洋行賒買紗機一萬錠，商定的付款辦法是以這一萬紗錠開車后的盈餘分斯償還，兩次較大規模的增加設備，使裕華廠在不太長偽時間裡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紗錠4萬隻，布機504台及全部配套設備，並且不欠外債的棉紡織企業。大興廠的設備增加速度也很快。該廠1922年6月建成投產時，擁有紗錠25000隻，到1924年就增設了布廠，添置了布機300台，1926年又添布機100台，1941年增加布帆 100台，1942年再次增加紗錠5000錠。除紗錠布機外，該廠還在1928年增設毯廠，置毯機8台，在設廠后的幾年間，裕華、大興紗、布機設備的增加速度高於同期全國華商紗廠紗、布機的增長速度。如，192i年全國華商紗廠紗錠增加指數是1922年的116.19，而同期裕華，大興廠紗錠的增加指數卻是131.74；1924年全國華商紗廠布機增加指數是1922年的148.11，而同期裕華，大興廠布機增加指數是199.90，由於不斷地增加設備，擴大生產能力，為裕大華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物資基礎。

二、注重對企業的技術改造。“裕大華”資本家投資並控制利華煤礦后不久，即著手對該礦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架設空中運輸索道。利華煤礦位於黃荊山背長江的一側，距江邊8里，所產煤炭耍繞山路以人力運至江邊上船，因運輸成本高，經營中虧損嚴重，裕大華投資該礦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即著手解決煤礦運輸問題。他們根據礦山地勢特點，決定引進德國勃來息脫複式空中運輸索道。1933年8月開始建設，1934年7月全線竣工，索道全線長4.350公尺。空中運輸索道從根本上改變了該礦的面貌：提高了運輸效率，每日運行20小時，運煤能力達1200噸，大大減少了運煤工人數量，索道兩端日夜兩班總共只需32人即可，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包括折舊費在內，每噸煤只需二角四分；擴大了該礦出煤能力，使該礦原煤年總產量在1935年上升到138.045噸，1936年進一步增到187.720噸。達只是其重視技術改造的一例，其它還有很多。

三，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確保企業的產品質量。裕大華的主要經營者十分重視產品的質量，他們清楚地知道，質量是鞏固和擴大產品市場、增加盈利，使企業立於不敗的根本。裕華生產的棉布在大革命前後的一段時期，以十三磅布居多，這種布除暢銷湖北省外，還遠銷江蘇、山東，湖南等省。這種布的生產中嚴格用料，以21支紗為經、23支紗為緯，經紗密度緊，捻度大，緯度松，捻度小，組織嚴密。由於嚴格用料，保證了棉布的質量，使“所出紗布，大受社會歡迎，賣價常高出他廠出品數兩以上。”至於名牌產品“萬年青”紗，布的用料則更為講究，該廠對於生產這種牌號的原棉必嚴格篩選，凡次色棉，黃色棉，油污棉等均要一一加以剔除。整個生產過程執行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如“掐紗”一道工序就配有二名監督人員和一名記帳員。他們手中持著小秤，隨時對棉花進行稱量並督促。按照規定和質量要求做好接頭、扎絞，補絞及用剪等各項工作。在產品的包裝方面，該廠對出廠產品的包裝至為嚴格，十分考究，尤其是打小包，必使其甚為美觀而後可，小包頭尾異常整齊，紗路平行且少縐痘，深受用戶歡迎。有資料說，“該公司三萬錠之出產，除供給布廠320檯布機之經緯紗外(通開夜32)，僅余紗五六十包耳，10部打小包機猶戚不足。”可見該廠打包工序之精細。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在保證該廠的產品質量上起了重要作用。

四，抓緊進行資本積累。“把剩餘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纜，把剩餘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積累就是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能正常發展，但達並不排斥某些民族資本企業進行有限的資本積累。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另一方面，“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一個民族資本的企業家，為了在與外資企業，外國進口商品以及同行業資本家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站住腳，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就必須進行資本積累。裕大華資本家徐榮廷等人，在內在追逐剩餘價值、外在競爭的驅使下，從經營實踐中不斷悟到企業進行資本積累的重要。1923年冬，石家莊發生金丹案，造成通街閉市，買賣絕跡，使石家莊大興廠的存紗數千包無法推銷。幸公司資本稍裕，從武漢運款發放大興廠職工工資，避免了停產。總經理徐榮廷為此戚慨萬端，並樹立了“公司之發達，地點與人力固屬重要，尤以鞏固資本為先”的思想。為了鞏固資本，擴大積累規模，裕大華實行如下措施：

第一，發行公司債，吸收企業內部存款。裕華公司股本共計銀156萬兩，而截止1926年9月，所有地皮、建築、機具等共費銀達280萬兩，兩數相較，不敷甚巨，而營運一項，尚另需流通資金百餘萬兩，為了解決不足之困難，1926年該公司決定發行與股票數相等的156萬兩公司債。以公司特別公積金100萬兩和按月從盈餘項下提2萬兩作為公司債基金。債票利息為月息一分，債票面額分為一萬兩、五千兩、一千兩、五百兩和一百兩五種。裕大華還大力吸收內部存款以擴大營運資本的來源，如“大興”的存款，除股東固定“存單”159萬元以外，還經常保有共它存款百萬元左右，內部存款的主要人員是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和高級職員。內部存款的利息高，通常月息在1分到1分2厘間，而且實行三個月一轉息，息上加息．因為利息高，所以公司的職員都樂於將錢存在廠里而不願存往錢莊。裕大華吸收內部存款，為企業帶來了兩大好處：一是使企業有了較為充足的營運資本，從而較少地受外界金融行情的影響；二是大量吸收企業職工存款，增加飛職工對企業的依附性，便於加強對職工的管理和控制。

第二，設立折舊基金。舊中國的工業企業，大多規模狹小，技術低下，不提折舊準備基金。但“裕大華”卻與此不同，較為重視提取折舊基金，他們認為“紡織機器照例只有二、三十年之壽命，如果折舊過少，則公司根底不厚，將來機器朽壞，不無危險。”在原提折舊之外，每月再增提5000兩，撥入折舊月內，按月生息，以保公司根本。

第三，企業無盈利則減發股息。1932年，“大興”因為營業不振而暫時停發了股息和債息。“裕華”1934年也曾採取過類似措施，只發放債息，而將幾萬元官息劃撥存入折舊項下。裕大華這種視經營盈虧的具體情況酌發股息的作法同那種不顧企業虧損，哪怕借債也要照發股息的經營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對於穩定企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從1922年至 1937年，裕大華共計盈利1901萬元，而企業資本家通過自辦保險公司，折舊生息以及隱藏利潤、減少分配等手段盡量擴大積累，十餘年間企業積累達332萬元，占盈利總額的 17.4%。

第四、分庄盈餘不列入分配，堅持公積金計息。裕華公司開設有重慶分庄，三十年代初，該庄年年都有盈餘，但盈餘均不分給股東而轉為公司積累。裕大華還堅持公積金計息， 1936年，裕華所存公積，保險，折舊金額180萬元，便以月息一分計息。

由於裕大華採取了種種措施，因而有較快的資本積累，如以1923年為100，那麼1936年裕大華三大紡織公司的股本額為162.57，自有資本額為222.90，資產總值為234.56，固定資產值為181.58。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促進了該公司生產能力不斷得到提高，1922年，裕華、大興廠有紗錠54768枚，布機792台(1924年)，股本總額330萬兩(折銀元4714300元)，連同原楚興公司轉來的部分自有資本不過5298311元，而到1936年時，裕大華已有紗錠85560枚，較1922年增加56%，布機1324台，較開辦時增加67%，自有資本達17315331元，較1922年增加了227%。以上，我們從經營管理的角度討論了裕大華資本積累的措施。但決不能誤以為經營管理是資本家資本積累的唯一途徑，相反，民族資本家對本企業工人進行殘酷的剝削，並利用一切手段和機會(如不等價交換)去佔有農民、小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這些才是民族資本企業資本積累的源泉。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這樣一個複雜的階級的研究，切不可簡單化、模式化、應該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針對民族資產階級近代經營實業的特點，挖掘民族資產階級從事經濟活動的經驗教訓，是一份應加以揚棄，繼承的歷史遺產，其中合理的成份還可以為我們今天的經濟工作所借鑒。

註釋：

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三輯，第279頁。

《湖北實業月刊》1卷9號叢刊類1924年6月。

《漢口商業月刊》1卷6期，第26頁、24頁、26頁、28頁．

《湖北實業月刊》1卷1942年。

《資本論》1卷，1975年版，635頁、637頁、649頁。

《南開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第18頁．

其它資料見《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