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

中篇小說

《空山》,作者是沈念,刊登在《十月》2020年第3期。

小說節選


易地扶貧搬遷動員會是在鄉政府食堂召開的。
很多人是第一次參加這樣邊吃邊開的會。到會的扶貧隊長、村支書和村民代表坐了六滿桌,臉上笑嘻嘻的,跟過節似的。廚灶間熱氣騰騰,陳劭東站在餐桌前講話,聲洪音亮,每個字都像是剛扒出火灰堆的山芋,燙手。
“安置點裝修在掃尾,下月上旬,最好是本月底,山上的貧困戶都搬新家!”他反覆強調時間表,只能提前不能推后,這事他比誰都急,還有兩個月,省里就要來考核驗收,眼下脫貧攻堅是全縣中心工作的中心,陳劭東這位鄉黨委書記,碼市鄉第一責任人,絕不允許關鍵節點掉鏈子。
陸續傳菜上菜,原先的鴉雀無聲開始鬆動,有人咽口水打餓嗝,或者小聲點評菜品菜色。食堂的廚師是全鄉辦紅白喜事的老廚子師傅,到縣裡最豪華的酒店當過大掌勺。他們很久沒嘗過他的手藝了。這兩年提倡移風易俗,年輕人外出務工,很多的酒宴不辦了,老師傅就被請進了食堂。一日三餐,平時吃工作餐的鄉幹部衝破頂就擺兩桌,老師傅好不容易逮住這個大顯身手的機會,忙乎了一通宵。
飯點到了,該動筷子但沒人動,在等請客的人把話講完,這是禮貌也是禮節。陳劭東在問:“各位還有什麼特殊的困難嗎?”
無人回應,他又問了一次,石喊坪的黃旺生站起來:“陳書記呀,兩個問題,碰到搬不動的釘子戶怎麼辦?”說完他就坐下了,陳劭東盯著他,等他的第二個問題。
“沒有了。”他又站起來,大家哄堂大笑。
按理說,易地搬遷是精準扶貧的好政策,按人頭二十五平方米建房,面積有大有小,每戶都只出一萬元,一般是搬到集鎮附近的安置點新居。此前縣裡花了大量人力摸底排查,搬遷對象也有好幾項明確要求,現居地是深山石山邊遠高寒荒漠地區,交通水利電力教育醫療衛生服務薄弱,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話說,就是“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的貧困戶。
石喊坪村人多地少,多數散居山上,前年修了條公路上去,豆腐盤了肉價錢,出行看似便捷了點,但資源捆縛手腳,集體經濟上不來,村民生活難有大改善。外人眼中,政府安置,從山上搬下來是件好事,求之不得,何況事先還有繁雜的資格審查、逐層評議等各項程序,入了名單也都是本人簽字承諾過,黃旺生說的釘子戶應該是不存在的。
有人交頭接耳問到底是回什麼事,少數幾個幹部明白緣故的,知道黃旺生是踢皮球,給自己留後手。
手機響了,我走到食堂廊道上接電話,回頭看了一眼陳劭東,憋著張寡沉的臉,之前的興奮不見了,遊離著憔悴和躁動。
電話是山上的彭老招打來的,齉聲齉氣,我使勁把手機貼在耳孔。他問我,有沒有彭小亮的消息?我說,老爹,已經在找了,等一等不慌急。彭老招沒有像以前那樣發脾氣,而是低沉哀求地說,田鄉長,快幫我找到彭小亮吧,我要死了,死了也閉不上眼啊。我說,老爹,是不是身體不舒服?讓村醫去看看你吧,萬一不行,就接到鄉衛生院來?他繼續說著找兒子的事,最後用賭氣的口吻威脅:我不下山,不搬家,哪裡的醫院也治不好,就死在老屋裡好了。
山上的通信基站說全覆蓋,信號其實差得很,電話躥進噝噝嘈雜后就啞了。我再打過去,始終接不通。彭老招就是黃旺生說的釘子戶,女兒死了,兒子失蹤了,病痛纏身,靠點養老金山林補貼生活。我決定,下午親自去一趟彭老招家當面安撫。
走回食堂,聽到陳劭東陡然提高八度,做最後的總結:“易地搬遷是全縣脫貧摘帽的頭號工程,沒搬好,就是脫貧幫扶不到位,就是我們黨的承諾沒兌現。在座每個人都是黨員幹部,是縣委縣政府、鄉黨委政府的代言人,不僅要按時間搬遷到位,還要確保安全,安全底線誰都不能破,真正確保貧困戶開開心心,到時我再請諸位吃慶功宴。”話音落下,掌聲稀拉,大家迫不及待地舉箸夾菜。
吃飯不喝酒,飯就吃得快。下午大家要各自回村落實具體工作,有的三嚼五吞嘴巴油一抹屁股一拍吃完就走人。我瞅著鄰桌黃旺生放下筷子,就踅到陳劭東耳邊說了彭老招打電話的事。他站起身,把黃旺生叫到一邊,說:“老黃,我們商量個事。”
聽我複述完彭老招的電話內容,黃旺生指了指自己腦袋說:“彭老倌這裡有問題,犟得很!村裡拿他沒辦法,還是要請你們多做做思想工作。”
陳劭東垮下臉:“什麼事都依靠我們,那要你們村幹部擺造型呀。”
黃旺生不示弱:“他滿世界找兒子,我有什麼辦法,還不是要靠縣裡鄉上出面。”
我插嘴道:“不是沒找,我正催著公安那邊。跑了幾年沒點音訊,不是喊找就找得到的。”
陳劭東突然像吃了槍葯,說:“一句話,他的思想工作做不通,真要出了問題,誰都吃不了兜著走!”
“陳書記,話不要講太硬,誰不想把好事辦好。我一個小蘿蔔頭,今天喊不幹,明天就走了人。”這個退伍老兵受不了委屈,也火氣沖沖的。
“我們別誤解了陳書記的意思,彭老招本身有實際困難,心結打不開可以理解,我們多做做工作。”我看到氣氛不對,出來打圓場,“人心都是肉長的,別的方面多關心,他真感動了,也就不會犟了。”
“省里來的幹部到底水平高,會說話,不像我們這些大老粗張嘴就不會拐彎,硬邦邦的。”黃旺生自嘲,然後邁出食堂,向大坪停車處走去。陳劭東搖頭苦笑,繼續回桌上扒他那碗剛吃了一半的飯。我跟在後面追出去,想跟黃旺生再聊幾句,他當沒看見,頭也不回,發動摩托,加油門上坡,排氣管冒出一股刺鼻的油煙,扭身就殺出了鄉政府大院。
一個月前,我回到家鄉永城縣,掛了碼市副鄉長的虛職。有的地方離開后就再沒打算回去的,奈何上天突然拎你出來,又遣回那個來處重新走一遭。省報的田記者搖身變成了田鄉長。有人在背後親熱巴巴地打招呼。田鄉長!起初我沒適應過來,當作喊的別人,頭都不回,意識到喊的自己時,人家轉身走老遠了。人生又多了一個誤會。
宣傳系統選派省直新聞單位編輯記者掛職鍛煉,搞過好幾屆了,每次選一個縣蹲點,為期三個月。報社領導找我談話,說這次去你的家鄉,有沒有想法。
照我的想法,從山裡出來的,更願意去一個湖區或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又要回去,心中並不樂意,但我剛在《新聞戰線》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說新聞記者增強腳力腦力眼力筆力,就要像“爬山虎”,既不斷向上攀登,也要親近腳下土地,多下基層走轉改。文章給我戴了頂高帽子,讓我頗有些騎牆難下。我心裡更清楚領導的脾性,名義上徵求意見,實際上就已是不容推託。去年新班子調整后,人事改革剛完成,蘿蔔和坑都配好了,年紀大的老資歷要坐鎮版面也不願折騰,年輕記者一線任務重,加之有的剛成家拖兒帶女也走不開,我這種年過不惑,工作經歷夠資格,又是不受重用的文化版記者就成了首當其衝的人選。
事實上我也沒那麼不情願,甚至覺得能脫離報社三個月何嘗不是件好事。我十五歲從永城考到市裡讀師範,後來保送師大到了省城,出來后就回去很少了,在縣城中學當老師的父母退休後跟著我住到省城,老家親戚原本不多,也悉數離開到了市裡或是南方。去看看家鄉的變化,采寫幾篇鮮活生動的扶貧稿子,這是領導的期許,也是黨報記者的職業使命,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但我骨子裡,這些年偶爾的返回,以及聽聞農村種種變化,沉寂與衰落,“回不去的故鄉”像個緊箍咒,翻來覆去就有了怯意。
有次北上廣回來幾個朋友在省城相聚,各有成就,衣冠楚楚,席間說起農村種種現象,有人對農民劣根性大加鞭撻,有人感慨時代造化,貧富懸殊拉開新一輪城鄉差距,也有人嘆惋教育資源的不平衡,貧困地區的農家子弟如今考上名牌高校幾乎比登天還難。一場聚會變成了反思,幾杯酒下去,以大城市人自居的語氣傲慢者被人譏諷揶揄,你們往上數三代,哪位不是從農村出來?城市文明若不能反哺鄉村,這樣的畸形發展於一個國家又有何益處可談?眾人醉言互懟,吵得斯文掃地,鬧得不歡而散。
在永城停了一夜,晚飯後離見面會還有時間,我就去老街23號院走了走。離得不遠,出賓館步行十分鐘,我在23號院出生、長大,考學出去后,家也搬離這裡去了城東新區。院里有五幢六層小樓,原是教育供銷系統的家屬房,當年算建得早的小區,獨門獨戶,名聲在外,現在是灰牆破路,窄道狹梯,昨日黃花,殘年衰落。
院子隔條大馬路的南門市場,是縣城最繁華的大市場,也最嘈雜混居。百貨南雜批發一條長街,沒有買不到的東西。前幾年建了新市場,但人們仍喜歡來這裡,幾經整飭,街面比過去整潔,店鋪門頭也收拾得美觀多了。縣第三小學就藏在街裡面,多年一直說搬卻沒搬,入讀的多是政府公務員和商販子弟。到了這個點,校門就被流動攤販擠占,只剩一條窄窄的過道。我站在鐵柵門外張望,教學樓格局依舊,教師舊宿舍翻蓋了新樓,扎眼的是修了條絳紅色塑膠跑道。門衛老頭手持長掃帚走過來,用疑竇的目光問我,是找人嗎?我心頭一凜,找人?我曾經認識的人已經不在這裡了。我搖搖頭,說隨便看看。他嘟囔一句,有什麼好看的,然後掉身走了,畫大字般地繼續清掃著門口的草坪。
縣裡高度重視這次掛職鍛煉,四大家主要領導都出席了見面會。走進會場我就看到了曾經的初中語文老師王海平,印象中他古文功底好,《離騷》《論語》出口成誦,魯迅的經典辭章也是信手拈來,我們好多同學選讀文科多與他的言傳身教不無關係。他為人處世嚴謹務實,也懂得內外方圓,沒聽說有什麼背景,送完我們這一屆,就調到了教育局辦公室,後來又到縣委辦寫材料,轉到鄉鎮幹了幾年又回到教育局任職,現在是管文教衛的副縣長。我們聯繫雖少,但有這個淵源,比常人要親近許多。他緊緊握住了我的手,熱絡地說,歡迎大記者回家啊,多為家鄉發展獻計出策、添磚加瓦!
見面會有個議程是掛職代表發言,原先定的領隊和最年輕的省電視台記者。帶隊的宣傳部新聞處幹部說話刻板,重申的是老一套,即:每位編輯記者下鄉的工作職責,對所在鄉鎮的每個村走訪一遍,做好一次接訪工作,聯繫一戶困難戶,組織或參加一次集中採訪,撰寫一篇體會文章,也要列席鄉鎮有關工作會議,協助做好當地突發事件的新聞應急和信息專報工作。省台記者是學播音的,字正腔圓,表態鏗鏘有力:向基層幹部取經,吃苦耐勞,身體力行,幫助群眾解難題、支實招、見成效。整個會議室都被她的表態聲波震得嗡嗡響。
會議原本可以終了,主持會議的王海平說再請省報來的田自力同志說幾句。理由有二:我是他教過的永城學生中的佼佼者,又是全省黨報的資深記者,見多識廣,對家鄉這些年的變遷發展,必然深有感觸。
臨時發言,推託不得,我也不習慣場面上那套話語,腦子裡一緊張,彷彿一片空洞,脫口而出的卻是魯迅《故鄉》的開頭:“我冒著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我說,許多走出去的人,都會懷有魯迅這般對故鄉、對鄉村的審視和剔骨見血般的熱愛,因為故鄉是我們的出生之地,是母親流血之地,也是埋葬祖先之地,無論何時何地,受挫困苦,我們的故鄉,我們的鄉村,永遠是遊子的身體、心靈可以停駐的地方,也是重樹信心再出發的地方。我說到鄉村的當下處境,鄉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投影,我們可以看到生活最基本的倫理、秩序、情感和精神,如何回望、建設鄉村,歸根到底不能只站在一個維度之上,而要深層次地掘進。
天啦,我怎麼了,由著個人的認知,慌不擇言,居然還說出“掘進”這樣的詞。我把那些讚譽家鄉變化的溢美之詞,把要為脫貧攻堅挖掘典型濃墨重彩書寫中國夢永城故事的話全忘在了腦後。話說完,掌聲雷動,這讓我頗感意外,心跳得更亂了,卻覺得這次下鄉也許真是有意義的。
散會後,王海平走過來和我告別,講了幾句工作生活有困難他來解決的客氣話,我突然發現他兩鬢髮白,眼角皺紋摺疊。時光從不饒過任何人啊。他說,這次安排你去碼市,有些偏遠,生活上會艱苦些,所幸時間不長,克服一下。你的學長陳劭東點名要的你,這樣也好,你們有個照應,一起干點實事。我問,劭東在下面幹得還好不?他說,挺好的,就是有些耽擱了。三年前調整,本來可以到城關鎮接位,在縣城,接天線更近,很多基層幹部求之不得,是他自己主動請纓去全縣最貧困最偏僻的碼市鄉。開始有人稱讚他是深謀遠慮,鍍鍍金轉一圈就回來了,現在對貧困地區主職幹部的人事一律凍結,不脫貧摘帽不調整提拔,有人就笑陳劭東打錯了算盤走錯了棋。我們邊說邊往外走,他要上車了,笑著拍了拍我肩膀說,不管怎樣,都是未來砥柱啊!我賠笑心想,人各有志吧,劭東從來都是有想法的人,我還蠻期待碼市在他手上翻新變樣。
次日上午,來接我的是鄉宣傳幹事小姚。陳劭東周末在縣委黨校參加為期兩天的脫貧攻堅鄉鎮書記的輔導班學習,小姚說了緣由,就目視前方開車上路了。陳劭東派遣這個小夥子到省城給我送過土特產拜節,初次交道就看得出他是那種謹言慎行的人,但後來聽說他喜歡玩機車,挺出乎我的意料。路上,我問鄉上一些事,問一句他答一句,很多地方不是說不清楚,就是答非所問。我失了興緻,就看著窗外的山景,傾聽風中偶爾能捕捉到的幾聲鳥語。
環繞碼市的是一座山,又是兩座。這麼說吧,山雖相連,又各有其名,一曰古婆山,一曰兜盤山。我把手機地圖上的標示指給小姚看。他說,這邊都習慣叫東邊大嶺西邊大嶺。去碼市要在東西大嶺間的山路上轉上兩個多小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經碼市的水路荒廢,硬化拉通了一條低等級的公路,坑坑窪窪跑了好多年,跑一趟是顛簸得頭昏腦漲,雖然修護呼聲甚高,但苦於沒資金來源。直到前兩年借扶貧的交通項目實施,山路擴寬,平整如新。我隔著車窗拿手機拍山巒疊嶂,從視野開闊的地方看天空,太陽被裹在厚厚的雲層里,像是有雨要來,轉上幾個彎,又看到雲開霧散,光芒萬丈。
我打了個盹,迷迷糊糊感覺快要到了。小姚剛好接完電話,見我醒了,說:“陳書記來電話,剛接通知,明天王縣長看碼市的安置點,順便走訪幾個貧困戶,九點開完例會從鄉政府出發,請您也參加。”
我說:“扶貧工作事無巨細,鄉幹部都要親力親為,迎陪走送,很忙吧。”
“有人說扶貧工作像個百寶箱,拿一件少一件,總也拿不盡。”小姚望著我咧嘴一笑,說,“鄉鎮幹部壓力山大,個個上了發條,不在扶貧現場,就在去扶貧的路上。”
“注意安全!”車道急轉彎,嚇我一跳。小姚放緩速度,爬上陡坡,我的視線被一排粗壯的大樟樹遮擋,待緩行一段再看到蔥鬱山嶺,腦子裡沒了方向感,對東西大嶺又失去了判斷。
到了鄉政府大院,小姚引我走進他們那棟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建起的辦公樓。樓層護欄外懸掛著醒目的紅色黑體字標語,宣傳的是核心價值觀和美好生活的奮鬥目標,院西牆的宣傳欄張貼著林林總總與扶貧有關的政策文件,東側是農村商業銀行、郵政的房子,連同文化服務站、政務服務大廳,擠擠挨挨,院子陋舊狹小,但不失緊湊整潔。
碼市鄉攏共三十二名幹部,借調到扶貧辦和縣直部門后,在崗的也就剩二十來位。辦公樓上下四層,一二樓辦公,四樓閑置成了儲藏間,小姚給我收揀好了三樓靠西第二間,陳劭東住在最東邊。房間不小,布置簡單,床鋪書桌衣櫃和兩把漆面脫落的木椅,像個空空蕩蕩的“家”。
小姚幫我把簡單的行李搬進屋,抱歉地說,將就將就,生活用品差什麼到時說一聲再添上。我笑著說,沒那麼講究,你們能住我也沒問題。陳劭東像是掐准了我剛安頓下來,打來電話慰問我的一路辛勞,說下午學習班結束,約了縣直幾家部門負責人商議安置點生活配套工程的事,晚上才回得來。“我爭取早點回呀,我們借著月光喝一杯,給你接風洗塵!”他聲音中的爽朗勁多少年也沒變。
跟小姚去食堂吃午飯,因為是周日,有的“走讀幹部”還沒回來。老師傅的柴火灶燒菜很香,胃口大增,飯後我決定獨自到集鎮上走一走消食。出政府大院上坡左拐步行五分鐘,一條五六米寬八九百米長的街道,剛好容兩輛小車通過,既是集市也是公路,全鄉的經濟活動集中地。逢農曆一四七的日子趕鬧子(趕集),山裡村民蜂擁而至,估計交通會瞬間癱瘓。街兩邊不留縫隙地砌著房子,一樓清一色店鋪,有的是木腳樓,有的後來改建成水泥兩層房,屋裡光線灰暗,像碼放的兩排黑匣子。兩個掛牌的村衛生室相鄰不到五十米,十米之外一個岔路口是鄉衛生院,這樣布局讓我覺得可笑。我去過一些大鄉鎮,道路又寬又闊,橫平豎直,賓館門窗裝飾超市養生館汽修家居,街邊店面門頭和縣城沒什麼差異。眼下的這條碼市老街,十來分鐘就踏勘結束。沒人在意午後出現在這裡的一張新面孔。也許這幾年下來扶貧檢查的外人多了,人們也不在意那些路過的陌生者了。
毫無生機的鄉鎮。即將到來的三個月我將如何度過,只有等陳劭東親口告訴我了。我坐在街角一塊青麻石上,陽光穿過幾面屋脊的三角地帶,在眼前來回晃動。我眯眼打量身後的老街,二十年前到過此地的一幕若隱若現。那是我此前唯一的碼市記憶,也是心底的一塊隱痛。
那次是坐一輛客運班車過來的,路途搖晃,無比漫長。來的原因,是參加師範女同學彭余燕的葬禮。同齡人意外離去,十來位同學相約奔喪至此,憂鬱的心情讓行程變得沉悶滯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家重視中專教育,師範工商財農林水醫衛等專業的錄取分很高,能考入的都是尖子生,很多家庭沖著工作包分配走上這條求學路,農村學子還可轉為城鎮戶口,就更是將之視為跳龍門的絕佳機會。
我和彭余燕是同一年考入,同班,她是碼市學校考上的獨苗,學習優異,長相素樸純凈,寡言少語,有點像那個年代日本殿堂級的女演員山口百惠。陳劭東是學長,高我們兩屆。剛入學不久的晚自習上,一個戴眼鏡的高個子男生站在教室門口把我和彭余燕叫出去,定定地望著我們笑。素不相識,我有些納悶,他自我介紹說了一大串頭銜身份,最終目的是邀約我們參加文學社活動。他問我,知道為什麼找你們嗎?我搖頭。他說,我們是老鄉,都是永城的。彭余燕從頭至尾臉頰紅撲撲的,沒有說一句話。打過幾次交道后,他是學生會副主席,經常拋頭露面,就主動帶我們參加一些社團活動。文學書法繪畫籃球,他都能露幾手。我們常在廣播里聽到朗誦他的詩歌作品,在書法美術比賽獲獎名單里找到他的名字,還有每學期的校籃球聯賽上看到他精準的三分籃遠投。他走起路虎虎生風,回頭率很高,我後來覺得他對彭余燕頗有好感,不過每次都會把我叫上,好像有我這個夠亮的電燈泡才更安全。
陳劭東畢業那年,留市名額非常少,據說一個市幹部子女佔了他的指標,他賭氣回了距永城不遠的一所鄉鎮中學。現在回想,這對一個內心驕傲的人打擊該有多大。分配失意,他因此和我們的書信聯繫很少。到了兩年後我們畢業,師大有繼續深造的保送生指標,我和彭余燕入圍成了競爭對手,很多活動獲獎的加分項,得益於陳劭東當年把我們引入社團參加競賽打下的基礎。後來彭余燕竟然主動退出,理由是家裡條件差,父親身體不好,弟弟年幼,她想早些參加工作。我沒有懸念地保送了,卻很長一段時間開心不起來,就是因為彭余燕的放棄。學校給了她全市優秀畢業生的榮譽,還給永城縣教育局出函推薦,她運氣不錯,進了縣三小當老師。一個從山溝里考出來的女孩,留在縣城教書,將來嫁在縣城,這些都是按部就班要發生的,理所當然會是一種很不錯的人生歸宿。
那時的通訊雖有尋呼機、長途公用電話,但又貴又不方便,我和外界的聯繫方式主要是書信。師大期間我和彭余燕的書信往來並不密切,每學期兩三封吧,逢年過節互寄寫著祝福的明信片,彼此內心都隔著一道防護帶。她在信里說得最多的是工作生活近況,當班主任,教語文,一周有十五節課,還帶了寫作興趣班;住在學校宿舍里,宿舍前有一排又高又直的水杉,房子老舊,冬夜風吹得過道嗚嗚響,像有人穿著拖鞋跑來跑去;多數同事都是縣城的,上完課就回家了,幾個年輕同事開始戀愛約會;她正在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一個人待在宿舍偶爾會感到害怕。她片言隻語未提過陳劭東,但我知道我的收信地址是他透露的。陳劭東寫信只有一件事,讓我幫著購買郵寄書籍和自考複習資料,他刻苦好學,說要以一個自學考上研究生的民辦教師為榜樣,早日離開那所偏居一隅的鄉鎮中學。我旁敲側擊要他主動聯繫照顧好她,想象過他們坐在空曠無人的校園角落或宿舍里埋頭苦讀的溫馨場景,當彭余燕說起幽深夜晚一個女孩子的害怕雖再正常不過,但我不解的是,陳劭東這時在哪裡呢?有一次信末“順頌安好”時,她不經意地提了一句,她在猶豫,做一個艱難的抉擇,想回到碼市學校當老師,那樣離家近,能更好地照顧父母弟弟。我給她寄了一本戰勝困境成為人生贏家的美國女作家海倫·凱勒的傳記和自考論文複習資料,回信中語氣堅決地勸她打消回鄉的念頭。我想也許只是她一時衝動,身邊是不會有人贊成這樣做的。
那時的懵懂和遠離,慢慢會將任何雖美好但不在同一經緯度上的情感撕扯掉消磨光。後來我更是體悟到,於情感而言,時間是滅火器也是過濾器。各自安好尚且無事,突然聽到彭余燕死去的消息,那一刻除了震驚詫異,也充滿了拳打腳踢般的傷感和錐心刺骨的遺憾。
彭余燕自縊身亡,消息是另一個縣城教書的同學傳來的。那時我面臨畢業,聯繫了幾家單位準備面試。我站在校園一家報刊亭旁,給陳劭東打了十幾個傳呼留言,焦急地等待,他卻直到第二天才把電話打到我們樓棟宿管那裡,丟下一句留言:余燕離世,節哀順變。當時他若是站在我面前,我想一定會狠揍他一頓。
消息像擠牙膏似的傳來,自殺事件概括成一句話:彭余燕深夜在學校宿舍用長絲襪勒死了自己,次日上課無人進教室,才被同事破門發現。我說我不相信,同學說我們都不相信,好端端地活著或者說一個正常人,是要遇到什麼樣的事才如此決絕赴死,進一步說,以雙手之力勒死自己怎麼做得到。
縣公安局最後下的定論還是自殺。封鎖現場、排查問話、屍檢化驗,該履行的程序都走過了,找到的人證物證並不能證明死於他殺。我們那時分散各地,涉世不深,也沒什麼社會關係,對人情世態、辦案破案都不諳其道,也沒想到要組織起來去討個明白的說法。“相信公安會把事實查清楚的。”一句互相安慰的話,等來的是不願相信也得相信的結論。聽說她的父母倒是去縣公安、教育局找過幾次,但也只是安靜地等在領導辦公室門外,沒有親戚朋友幫著打橫幅攔車鳴冤,也沒有胡攪蠻纏討要巨額經濟賠償。碰到這種事,單位都願花錢速戰速決,怕擴散影響。縣教育局和學校工會找來家屬當面答應給一筆喪葬費之外的賠償,她父親說人沒了,錢也不要了。教育局領導說這是正常補償,是你們應該拿的,在結案書上籤完字,保證今後不鬧事,拿錢就可以走了。她父母清理了女兒的遺物,在鄉幹部的幫助下,把女兒遺體拉回去下葬。那已經是彭余燕死去半個多月後的事了。
出殯前一天,一幫同學相約從四面八方趕到碼市。說是一幫,也不過十來位。我大清早從省城坐火車到市裡,又趕到永城與同學會合。我用車站公用電話聯繫了陳劭東,他的聲音聽起來也很沮喪,說人已經死了,沒有新證據,就只能依了公安的定論。我問他要不要去送彭余燕最後一程。他說正在等參加縣委辦的選調複試通知,第二天可能要去面試。這也是人生大事,我沒有責怪他。他趕來車站,拿了一個信封,裡面有一千塊錢,差不多是他三個月的工資,讓我親手交到彭余燕家人手上。我手裡捏著信封,看他匆匆轉身離去,這算是對一段美好關係結束的祭奠吧。一位同學悄悄告訴我,他談了個女朋友,她的父親是一位縣領導。我冷笑一聲,沒有絲毫驚訝,也未做任何評判。
車在山路上慢慢顛簸轉悠,同學起初還說說話,後來整個車廂都昏昏欲睡。天空瀰漫著濛濛細霧,山和樹木模糊游移,我有著前所未有的麻木,希望車永遠在模糊的視野中行進,不要停下來。
天擦黑的時候,終於到了石喊坪,熱心的村民把我們迎進彭余燕家。房子破舊,堂屋窄小,棺材擺在中間,像停泊著一艘黑色巨輪。屍體在醫院太平間停放了半個月,面貌早走形變樣,我們進去完成祭拜儀式,趕在棺木釘死前看到那張變得陌生的臉。四年前,我們在校園裡,生龍活虎,無比熱愛生活,嚮往美好未來,但突然以死亡的方式分別,從此陰陽相隔,心情複雜,比到碼市的山路還要曲折幽深。
沒想到的是,陳劭東深夜趕來了。冗長的道場儀式剛結束,停放棺材的堂屋裡燭火搖動,牆上黑影碾壓,他久久凝視著照片上被火光映亮的半張臉,眼淚無聲掉落。
後半夜家屬守靈,主事的要我們到附近村民家中休息,待天亮後送逝者上山下葬。我們把女生安頓好,幾位男同學決定徹夜不眠。夜裡有些寒涼,有人提議燒堆火,大家潛入黑暗中搜揀回一堆樹枝,有人索性拖來一棵砍倒在山溝里的小樹,我們在離彭家不遠的空地上點燃了火。幾個女生睡不著又回來了,火堆前頓時熱鬧起來。圍著火,大家回憶往事,說起一次集體野炊的火是彭余燕燃起來的,有人說把火燒旺些,照亮她上路,讓她以後走過的道路都有光亮和溫暖。我心中的哀傷被火烘烤得硬邦邦的。記不得誰先說,看月亮升起來了。黑黢黢的山嶺,清輝灑下,蒙上一層霧狀的微光,山體也變得通透。
火光躍動,視線恍惚,山路上忽然看到有人影經過,女生膽小,喊大家去證實那個人影的真偽。有男同學舉起火把往山路上探照,卻發現什麼也沒有。一個女生哭泣起來,說那是彭余燕的魂魄吧,讓她靠近我們吧,讓她坐在我們中間吧,像往昔默默地傾聽,而不是獨自離去。夜色也被這個女生的哀悲感染了,所有人沉默著,抬頭凝望月色溶溶的夜空,四面闃寂,只有樹枝燃燒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響。
陳劭東坐著不吭聲,手中的煙一支接一支,我記得他以前是不抽煙的。後來他變魔術般地從隨行包里掏出兩瓶白酒,把瓶蓋打開往夜空里一扔,男生輪流對著瓶口喝著辣舌割喉的祭奠之酒。那是一個對著青山賒月色的夜晚,是一段扼腕生命脆弱的青春時光。我們把酒無言,坐到晨光熹微,我醉眼迷離,好幾次朝山路上張望,空空蕩蕩,奔赴另一個世界的身影再沒有出現。
那個夜晚過得格外緩慢,彷彿時間已經凝滯,連同火焰、呼吸與回憶。我知道,以後再也不會遇到這麼漫長的夜晚了。
陳劭東從縣裡返回已是夜裡十點了,他比我兩年前看到的樣子要略顯發福,肚腹微微隆起,我暗中一笑,中年男人都逃不脫的命運呀,何況是在酒桌上摸爬滾打的鄉鎮幹部。他開心地喊著我的名字,熱情擁抱比他身材小一號的我。
“聽說了你在見面會上的發言,說得好,故鄉是回不去的,因為時間本身是回不去的。”
我不理他的誇讚,假裝生氣地說:“聽說是你把我要到這窮鄉僻壤,來看你施展抱負?”
“是你那位王老師泄密的吧?”他哈哈一笑,“大記者,就是要到這裡來,才叫真正接地氣。精準扶貧在這裡發生的點滴變化,都應該寫進歷史的教科書。”
我不去接他的大道理,譏諷地說:“當初選這裡你可沒想到回不去的吧?”
“既來之,則安之,我沒考慮那麼多。”
“那說說你考慮的是什麼?”
他把話題岔開,說:“走,去我房間喝兩杯。”
“算啦,我戒酒了,現在也不是青春年少傷春悲秋了。”
“破戒!不破不立。”他才不管我拒絕的理由,抓起我的手就走。
他的宿舍布局也很簡單,比我的多一個書架一個儲物櫃。他擺桌子拿酒開熟食,我就到書架前巡視。我想看看當年被我當作偶像的學長還剩下多少精神追求。對他架子上的百來本藏書,我並不以為然,最上一排是黨員幹部必讀的理論書籍,但下面的三排書脊把我鎮住了。都是與鄉村建設和中國農村百年變革有關的民國大咖著作和西方譯著。梁漱溟晏陽初董時進李景漢傅葆琛陶行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有理想的鄉建之子,也有美國明恩溥何天爵英國麥高溫約·羅伯茨等中國文化研究者。我抽出幾本,摩挲發舊,批註詳細,看來都是反覆讀過的。
他把酒食擺好,拿出一瓶洋河大麴夢之藍
“人生是灰色的,夢是藍色的。”他揚了揚酒瓶,斟滿兩個小玻璃杯,“晚上請飯請酒,兩條通村公路擴建三個安置點飲水工程,立項的扶貧項目,進度緩慢,像催債,人家欠你的,你還要低三下四去討。”
“他們不履職,到時板子打他們身上。”
“沒你說的這麼簡單,現在的考核都是一把手約談,在你管轄的地盤上,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哪一件都不是兒戲。”他端杯示意走一個。
“帝王將相,戲非兒戲,是這個理吧?”
“來,大記者,碼市歡迎你!”杯中酒他一飲而盡。
我久不沾酒,兩杯下去頭有些暈乎。他酒量雖大,但臉上堆積著酒後的浮腫和奔波的疲累。他和我絮叨起鄉鎮的現狀和癥結,扶貧脫貧的艱辛,有一些現象與我平日所聞完全是顛覆性的。勤的干,懶的站,不三不四瞎搗蛋。我知道基層工作複雜幹部辛苦,但沒想到有的艱難無異於徒手攀爬一面面陡岩峭壁。
我輕嘆,你到碼市,說說你的抱負?他說,你待一段后再做評議吧。我直言午後感受,讓人無可驚喜。他說,你看到的是過去與現在,我們更多的是要去看未來。我爽言直語,沒有現在談什麼未來,況且你所說的未來是在這窮山瘦水,沒有資源沒有財力物力所能走到的未來,是你書架上那些失敗的實踐和理想的空中樓閣?
他抬頭看了一眼書架,彷彿那裡藏著一個突然會跳出來的怪物。他說,這幾年,我在琢磨鄉村建設這四個字,它不簡單是建設鄉村,讓鄉村有個光鮮的外表,它是整個中國社會建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鄉村走出貧困的根本是在建設而不只是一味輸血。扶不起的阿斗,關鍵是阿斗要自己立起來。他取下幾本書,說到它們帶給他的啟示,民國時期有數百上千的團體機構實驗區都致力於鄉村建設,除了我們熟悉的黃炎培的徐公橋實驗、陶行知的曉庄模式,連閻錫山這位我們以為的“劊子手”軍閥,也有很多改革鄉村的設想,他的用民政治就是要“啟民德、長民智、立民財”。還有外號叫“中國船王”的盧作孚,毛澤東曾說過的中國民族工業“四個不能忘”中的運輸航運業的那位大亨,就率先提出過鄉村現代化的口號,你知道他的願景是什麼嗎?是願人人皆為園藝家,將世界造成花園一樣。
“我們難道只把這當作幼稚和失敗?”他苦笑。
我看著眼前這位彷彿又回到師範生活年代的學長,激情四溢,在社團活動現場慷慨激昂,但台下坐著的已經不是當年逐夢理想的我。我沒有反駁或是說打擊他,那個他所說的自己立起來,在碼市這個地方,有立得起的支撐和底座嗎?我說:“時間不早了,今晚到此為止吧。”
酒已喝完,話卻並沒說盡。這個夜貓子,我不堅決打斷,也許他能滔滔不絕地借著酒興說到天亮。他的房門洞開,我起身迎風,能看到對面隱約的山嵐,我們沒有回憶多年前那個喝酒送別彭余燕的月夜,也沒有隻言片語去懷念共同的故人。我突然看到桌上還擺著第三隻酒杯,空杯見底,杯壁沾濕,地上有一片淺淺水漬,像一張模糊但似曾相識的面孔。
他踉蹌著送我出門,我讓他留步,趕緊洗漱休息。他的舌頭打著卷:“你來了,就是最好的支持。明天一起陪你的老師,看看山村的未來。”
下半夜落了場雨,把山林澆個濕透。清早起來,黑色屋瓦洗滌過似的,油光發亮,幾隻長尾巴鳥檐間雀躍,發出悅耳的歡鳴。空氣潤朗,沁人心脾,這感覺是在城市所無法經歷的,我深深呼吸,恨不能將身體裝上個壓縮機,把體內濁濕之氣排空,把鮮新之氣儲存起來。日上山巒,浮光耀金,兩面青山也如同梳洗過,墨綠,黛綠,蔥綠,碧綠,水綠,豆綠,亮綠,嫩綠,我所能想到的描述綠色的詞,似乎都能在山野間找到它的所在。我想起師大同學有一位畢業去了西藏支教,給當地牧民學校當義務老師,每天清早,眺望藍天白雲、草原雪山,看著孩子們的高原紅,迎來第一縷曙光。鄉野之所,大概這就是最美好的念想吧。
城乃防禦,市乃開放,碼市之名,從前因開放而得。過去這一帶在人們嘴裡叫碼頭鋪,傍著一條穿山越嶺的水流,叫馮河。陸路交通興起之前,運輸全在馮河上,山貨洋貨交易流通,商貿客商多會於此。地理記載,碼市四周雖是崇山峻岭,但地處湘粵桂交界,清咸豐年間就建集立市了。從馮河出發,水路經抵道州永州,沿湘江洞庭、通長江,然後水闊天高,就能去往武漢、南京、上海等地。來之前,我又翻閱了一本地方志,上面說過去馮河開闊,上游溪流眾多,從東邊,有大量的杉松、竹木、茶葉、桐油、藥材等山貨在此聚散,往南的古道直通粵桂,絲綢海鹽以及一些舶來品又多從這條水路中轉散入內地。
一水纏繞,山就活了。但記載中的繁華時光已成美談和遺憾。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陸地運輸的快捷,如毛細血管的公路四通八達,把馮河之上眾星拱月般的水上口岸拋棄了。又加之水土流失,山洪滑坡,泥沙沖積,河床抬升,河水欠豐,山上林木禁止砍伐,無物可運,水運衰落,唯有老人嘴裡,落魄的碼市還留著些許榮光。
深夜酒談之後,我真還對陳劭東的所謂未來充滿好奇。往事歷歷,時光銷蝕一切愛恨情仇,但不會銷毀。這位多年前我很尊重的學長,其形象地位已經隨著彭余燕的離世坍塌了。那個晚上圍坐山火的一場痛飲,是對青春的祭奠,對生命的哀悼。他沒有給我合理的解釋,往後也沒有,他有理由不說,我也不追問。罅隙橫亘我們之間,也是這些年聯繫很少的原因。他攀上高枝,轉圜於他的仕途,無可厚非,但他畫的一張鄉村建設的大餅,讓我感到腹中之飢。麻木生活,物質想象,有光而不曾照見甚至早已忘記光的存在,我們轉身,他說待他拂去光之上的遮蔽之物。
他來碼市,真是要幫窮山裡的人尋找光嗎?又還能找到嗎?
周一例會,陳劭東公事公辦,很客氣地做了介紹,算是讓我和二十多位鄉幹部見面認識了。畢竟還要同事三個月,該走的程序不能少。例會還布置了一周的工作,小姚把清單列印好發放到各人面前。二十幾項工作,密密麻麻,交錯複雜,都事關扶貧的方方面面,飲水安全、教育保障、基本醫療、危房改造、易地搬遷等等,每一項後面都有責任人和主抓部門,打星號的是提醒本周完成,三角號標誌的是重中之重,畫圓圈的是要迅速整改落實的。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政策最後落實到基層,就壓到了鄉鎮、村一級幹部的身上。沒搞好,上面要批評,嚴重的要問責,下面落實的難度和實施操作的麻煩之多,因地而異,也因人而異。陳劭東講話幹練,廢話很少,安排工作既觀瞻大局也講究落地,這些年的磨鍊不是瞎折騰,我卻不禁有些同情他,選擇到這個最貧困的鄉鎮,也把自己困在了這裡,才幹激情能在時間裡一直延續生長嗎?
會議半小時后結束,鄉幹部分頭忙碌。陳劭東把記錄本合上塞進包里,招呼我:“王縣長快到了,我們一起去陪,看看安置點。”
拎起包我就跟著他噔噔下樓往外走。陳劭東還像讀書時那樣,步子邁得大走得快,小姚沒給行程單,我不知道王海平下來具體要幹些什麼。大學畢業我考進報社做過幾年的時政記者,與省里領導或是省直部門負責人下過鄉,都是前呼後擁,浩浩蕩蕩。見到王海平孤身坐在副駕駛,我有些驚訝。
“您堂堂縣領導下來視察,就這樣輕車簡從,不怕路上打劫呀。”我故意打趣,活躍一下車內氣氛。
“哈哈,有何可劫?他們要也只會劫劭東書記吧?”王海平說,“這兩年下來檢查扶貧,習慣了獨來獨往。不給下面添麻煩,也不給自己找麻煩。”
“人家耍的是排場,偏生不怕的是麻煩。”
“那是人家的事,喜歡形式官僚主義,可不是我這個教書匠出身的半老頭子追求的。”他說了一個笑話。“八項規定”出來之前,一位副省長到縣裡慰問特困群眾,省市縣三級領導陪同,警車引路,車隊龐大,到群眾家中一番噓寒問暖,臨走時遞上一個信封。當時副省長拿著薄薄的信封,臉色就有些僵滯,那戶人家有個傻寶兒子,急急拆開貼著“慰問金”三字的信封,大呼小叫,來這麼多人,才送五百塊錢。副省長前腳剛跨出門,聽到這話,臉就垮下來了,沖著隨行的幹部發火,明年再這樣的標準,不要請我來慰問了,丟人!我和陳劭東都笑起來了。
王海平愉悅地回憶當年教書時的幾件小事,還把我那時的表現做了些美化。我沒想到他記憶力如此之好,轉入仕途,也就是憑著好記性和筆杆子上去的。劭東光聽我們師生說話,也不插言,面色深沉,和昨晚見到的完全是兩副神貌。
王海平把頭往左一偏,盯著他看了幾秒后說,劭東啊,人事上我說不了話,你到鄉鎮來就來,好端端地把婚離了,趴到這窮山溝里,是真不想上去了,你知道縣裡有些人的嘴,比刀子還鋒利。人生機遇就那麼幾次,你不要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陳劭東離婚的事我略知一二。當年,他改弦易張,娶了縣委副書記的女兒,這是他沒有選擇彭余燕的唯一理由。男人為了前程朝秦暮楚,前車太多,難斷對錯。早幾年岳父退休,他們夫妻沒過多久就協議離婚,沒吵沒鬧,對外講是感情不合,兒子歸他,不過外公喜歡,又仍帶在女方家中。去年他來省城做了一場老鄉的飯局,我問過他,也是這個說辭。人多嘴雜,他沒多說,分別後他卻發了條簡訊過來:離婚是廢除束縛,放飛自由的身心。
說到自由這個份上,都這個年代了,還有什麼再去追究的。
朋友相處,點到為止,沒有唯一標準。這也是我的原則。後來我再沒向他問詢過,成年人別過得那麼辛累,尤其是對城堡進出的亘古命題,人人都有破獄而出就絕不畫地為牢的選擇權。小縣城最熱衷傳播桃色新聞,開始很多心懷鬼胎的人還非議著哪一方有貓膩,等著看一出好戲,但兩人各自單著,既無緋聞也無實變,有時還一同帶著孩子出現在好友的飯局上。陳劭東下派碼市后,一心在山谷溝壟里忙碌,也樂著把兒子丟在岳父家。
一團扯不清的麻紗,陳劭東故意岔開話,以恭敬口吻向上級領導彙報,碼市扶貧脫貧已經完成的工作、正在做的旅遊項目以及存在的問題。從全鄉到各村的貧困人口、逐年脫貧的數字到各項經濟指標、惠農補貼,他熟稔於心,一門清。王海平誇讚他對政策、數據的掌握和貧困狀況的分析,微笑“預測”:我們都看得到的,劭東把碼市的扶貧差事辦好了,未來是要進常委班子的。
先去看的是易地搬遷安置點的建設。地點是陳劭東一個個親自反覆考量后選定的,與別的鄉鎮不可比,人家隨便在集鎮附近選一塊空曠之地,水電路一併暢通,幾十幢新房整齊排開,美觀氣派。碼市自然條件受限,集鎮往外擴捆手捆腳,又不能隨意炸山拓地,要找到一大片平整土地來集中安置石喊坪村上百戶搬遷人口談何容易。搬太遠,貧困戶不樂意,住得太集中,山上獨門獨戶住慣的人也不願意,他最後想了一個方案,山村特色不丟,選了四處安置點,離集鎮不遠不近,盡量讓一個村互相認識的貧困戶住到一塊。選址方案經過公示,逐一讓村幹部上門徵求意見,獲得全體貧困戶的贊同通過。
我們參觀了正在裝修掃尾的安置房,白牆青瓦,依山就勢,連點成片,最小的五十平方米,最大的一百五十平方米。王海平對房屋設計和建設質量豎了大拇指,說,房子建好了,要想讓人住得舒心,還必須考慮後續的幫扶措施,在勞動力轉移就業上做文章,易地搬遷才有亮點。
陳劭東似乎早等著談到這個實際問題,介紹了已經準備落戶的扶貧工廠計劃,又神秘地把我們帶到離安置點不遠處開墾出來的梯田處。他說,農民雖日出而作,日落難歇,但骨子裡最需要的還是可以耕種的土地,沒有土地他們心慌難眠。搬遷后,山上的房子要拆,山田也種不了,年輕的可以外出打工,年紀大的走不出去,我考慮就近開墾了幾塊菜園子幾分山田,讓搬遷戶心裡不慌,這樣生活才開心,好歹也是幫著他們做點實事吧。光靠政策補貼,脫貧不得其法,貧者不改心志,鄉村振興又何以為繼呢?
走了幾處安置點,恰好也有村民前來探看新家。王海平看得高興,感慨讚許:扶貧要扶智,也要扶志,我看碼市因地制宜的思路和做法很好,抓住了山村易地搬遷的牛鼻子。農民本是農村脫貧和振興的根本力量,他們不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就是白紙一張空話一句。現場氣氛熱烈,王海平說,我不能空手來,好比農民著急娶老婆,如果你卻送本書,告訴他“書中自有顏如玉”,哪能這麼糊弄,是這個理吧?他的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他承諾從分管的文體衛項目資金里給安置點支持,把文化健身醫療配套到位,村幹部和村民看到領導送“紅包”,一個勁鼓掌致謝,像是前途立馬一片光明。
看完安置點,王縣長說想到石喊坪走訪幾個貧困戶。看了兩三戶,這些家庭有的子女在外打工,有的孩子即將入學,都對搬遷充滿期待。山路彎彎,山林茂密,西邊大嶺看似變化甚微,一家一戶,依山就勢建房蓋屋,雖靠山吃山,但相較過去,政府投入加大,生活基礎大有改善。王海平坐在前面當導遊,說他在碼市出生,兒時看到的山長什麼樣,山中生活之苦,十幾歲隨當國營林場場長的父親調動工作走出大山,這些年哪裡變了樣。我聽著也頗為感慨。
過了午時返程,王海平在一個岔道口選了一條小路上行,路況差一點,踅過這道彎,前面才重上主路。我坐車上轉得暈乎,看著山林已不識,隱約記得多年前來過,但記憶被腦海中的橡皮擦擦去了。車停下來,王海平走進坐落山坳上的一棟矮房子。房子有些年頭了,是過去的大土坯磚堆砌起來的,屋檐黑瓦日晒風吹,雨淋夜露,色澤變白,罅隙處長著斑駁蘚苔,時間的刀斧之力,都刻在了坯磚上,有的地方裂開幾道瘦長的縫隙,有的剝蝕之後殘缺坑窪,彷彿一個長途跋涉的襤褸落魄者。
“這樣的房子算不算危房?”王海平前後屋看看,皺著眉頭問道。
“已經做了易地搬遷的安排,分了一套安置房。”村支書黃旺生及時趕到,躬身上前回答。
“誰說我要安置房?誰說我要搬家?”人未見聲已聞,一個臉色醬黃的禿頭矮老者從屋裡走出來,他右前額凹缺一角成G形,活像一個從大廟供台走下來的丑怪老羅漢。他的長相撥動了我的記憶之弦,我想起二十年前在葬禮上模模糊糊的一面之交,是彭余燕的父親。聽說他頭上的凹缺,是年輕時當排工留下的,差一點命都沒了。到碼市來的路上我有想過,這一家人過得還好嗎,沒想到此時相見,卻不敢相認。
“誰說我要搬到安置房去?”老人火氣很旺。
王海平一愣。黃旺生上前一步,擋在老人面前,說:“彭老招,縣裡領導來看看我們村,看扶貧好政策的落實,安置房就是政府的關心,你怎麼又不搬了?”
“是你們要搬,我從來沒說過要搬的。”
黃旺生臉色赭紅,擺出一副殺豬佬的生氣狀,還想要爭論一番。王海平攔住了他,問道:“老爹,為什麼不願意搬?”
“我搬走了,我兒子就找不到家了。”
“你兒子怎麼會找不到家呢?”
“他出門了,還沒回來。”
這時從裡屋走出來一位滿頭銀髮的老女人,彭余燕的母親,高顴骨,皮膚黑里透紅。女兒的噩耗傳來,聽說她一夜之間頭髮全白了。她滿臉憂慮之色,扯著彭老招往屋裡拖,他賴著不走,像個孩子生氣般嘟著嘴。兩人就在自家門口當著外人的面僵持了。
王海平走進屋裡,黃旺生跟進去唧唧咕咕介紹彭老招的家庭情況。兒子叫彭小亮,出門打工,回來過一趟,再次外出后就沒音訊了。
“有幾年了,去找過嗎?”
“三四年了吧,這讓他們去哪裡找。到鄉派出所報案,說要縣裡才有許可權查什麼身份證信息。”
“查過嗎?鄉里村裡應該派幹部幫一幫。”
黃旺生支支吾吾,他返身到老女人面前,問最近有沒有兒子的消息。女人搖了搖頭。
屋裡光線很暗,飄著一股溲溺之氣,王海平站到對門逆光的神龕位,牆上掛著一張褪色發黃的舊照片,嚴格意義上並不能算是逝者的遺照,而是一張放大的生活照——女孩穿一身長裙,側身站在操場上,風把長發吹起,陽光在臉上映成淡淡的微笑。黃旺生一旁說,那是彭老招女兒,死好多年了。
我也看清了二十年前的這張臉,此刻卻非常陌生。我像一個失憶者慢慢召回記憶,如撞入一頭小獸,慌亂,搐動。物是人非,山長水闊,觸處思量遍。時光的灰舊與色彩的揮發,無法真正磨蝕這張青春的臉。我瞟了一眼陳劭東,他站在我們身後,神色寡淡,彷彿丟了魂魄,身體骨骼撞擊發出嘎吱聲響。這聲音,又像是從房子里每個人的身體里發出來的。
彭老招突然大叫一聲,我們紛紛扭過頭去,他抓著老女人的頭髮,拖著往幾米遠外的山路上甩去,嘴裡罵道:“都是你這死婆娘,把兒子趕跑了,不回來了,看你死了哪個人給你送終。”
女人並不掙脫,順著彭老招的力道和鬆開的手,彎身跳過屋門口的導水溝,站在路邊上,把一頭銀髮向上揚起來,跳大神般手舞足蹈起來。她往山下方向指了指,喊道:“回來了,小亮回來嘍!”隨行者有人真的探出身子往山下望,什麼也沒有。
彭老招一屁股跌坐在把矮凳椅上,抹著眼角,說:“老婆子,我對不住你呀,你跟我嫁到山溝里,愁吃愁穿,圖個啥,現在快埋進土了,兒女都沒了,你恨不恨我,你不恨我,我恨我自己啊……你披頭散髮幹嘛,快去撿柴燒火,家裡來了客,我們殺雞吃,吃雞喝酒。”他靠著牆,受了委屈似的嗚嗚哭起來,她走過去憐愛地摸著那顆頭髮所剩無幾的腦袋,又緊緊把他瑟瑟抖動的身體抱進懷裡。
“死酒鬼!神經病!”黃旺生皺著眉頭,嘀咕道,又朝我們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對彭老招說:“你也是經歷過生死的人,凡事都要看開些。”
“我沒死,我沒有死過,死了就不是人了。”彭老招掙脫妻子的懷抱,理直氣壯地回答。看到王海平跨出門檻,他一把抓住他的手,“領導,你要幫我,你們要幫我找兒子。”
“好好好,我們幫你找。”王海平連忙應允,往後退,像是怕他做出格舉動。
彭老招放開他,又抓住我的手,把找兒子的請求重複一遍。他的手粗糙得像把鋼鋸割手。我也唯有點頭。老女人過來把他扯開,向我們道歉:“老倌子過去放排腦袋受了傷,不清醒時就胡言亂語,莫見怪。”
“找個鬼,你們都是騙子。”彭老招喃喃低語,“一群騙子!”
王海平把陳劭東喊到身邊,交代說,鄉里派人去銜接公安,把彭小亮失蹤的情況再調查一下,科技信息這麼發達,交通住宿看病打工都要身份證信息,還找不到一個人。陳劭東沒有說話,表示默認。
這些年鄉村的奇怪事件,比小說還真實地發生在身邊。離奇出走,杳無影蹤,只是其中一樁而已。鄉鄰多會議論彭家人丁不旺,命運如此,不可違逆。這個場合,我心情沉悶,不敢跟瘋言瘋語的彭老招相認,也許他壓根不記得女兒有過這樣一位同學。他這麼瘋瘋癲癲,非常不好對付,有點像醫學界也畏難的“老年認知症”,大腦皮層結構功能發生了病變。後面我能幫得上什麼呢?在省城我曾匯過兩次錢,但錢都退回來了,地址有誤,查無此人。但那是我所能確定的地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對方拒簽了匯款單。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性格剛硬的老排工拒絕了所有的善意。

獲獎記錄


2021年1月,入圍由北京文學月刊社主辦的“2020年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入圍作品篇目之優秀中篇小說入圍篇目”。
2021年4月16日,《空山》獲得第十七屆(2020年度)十月文學獎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