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

2000年開始文學創作，曾在《十月》、《芙蓉》、《天涯》、《大家》、《鐘山》、《莽原》、《青年文學》、《小說界》等文學刊物發表中短篇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入選《旗——2005中國青春文學風雲榜》、《新散文十五家》、《布老虎散文》、《新散文百人百篇》、《散文年度精選（2003年，2005年卷）》、《2004年中國青春文學作品精選》、《2006散文隨筆新選》2008年中國散文佳作榜等20餘種選本。 《時間裡的事物》（2008年卷散文集）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

現供職於岳陽晚報社，記者。

現協青年文學委員會、散文創作委員會委員，岳陽市文聯委員為湖南省作。

200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十年夢（沈念）

如果時間回到十年前，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我和寫作有著如此親密的關係。

一個多月前，我離開了那所工廠的子弟學校，進了報社。一個新起點一個更大的舞台擁抱了我，我朝出夜歸，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這同我前十年的工作、生活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在別人眼中這彷彿成了我的“勝利逃亡”。而那所偏於城市一隅的學校，記錄了我十年的青春生活，也記錄了我十年的精神成長曆程，是一把再鋒利的銼刀也銼不消失的。

每當有些朋友知道我的境況后，都很驚訝為什麼我能在一個狹窄的環境里呆上這麼長的時間，可我認認真真地做到了。是呀，一個人有幾個青春活力飛揚的十年呢？不敢回憶，這彈指一揮間的十年裡肯定隱匿著一些妖魔鬼怪和鮮花雨露的東西。

1996年8月，我走進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工廠，這個時間後來在我數次填寫表格時提及。記得當時我被分派到青工樓507房和人同住，但被擋在了門外，裡面已經住著的人毫不畏懼地對管青工房的領導說，老子正在戀愛，老子都33歲了！於是我得以重獲一個人的空間，安排到了一樓105房，這一住就是三年多。後來我輾轉搬過四個住處，但對最先安置我的肉體和萌芽的精神，對那冬天陰冷、夏天濕熱的105房記憶猶新。我的門前常常有他人從樓上傾倒的廢水剩飯剩菜，一片狼藉，我的房間里只有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個鐵架（後來這鐵架被改裝成書櫃）。我沒有什麼朋友，也不願與人交往。現實環境中的許多事情都與想象有著差距，我不知道會在這裡呆多久卻也沒有馬上離開的想法，剛開始的青春生活就給隨之而來的寂寞層層包圍了。

我是多麼想掙脫這個包圍圈，可“社會人”這個新身份把年輕的我推進陌生人群中，推進那條林蔭道上的無數黃昏里。這些黯淡的黃昏拉扯著噬咬著走在回宿舍路上的我。那些喧鬧的下班人群，摩肩接踵地走著與我相反方向的歸家之路。我琢磨的是馬上要迎接的黑夜一個人將如何度過，如何解決內心被包裹的一團迷惘。那些黃昏像塞壬的盅魅歌聲，攪得我迷失了原本該走的那條路。我對那個33歲的單身男人充滿好奇，甚至擔心以後是否也會變成他那樣的憤怒和沮喪。到了深夜，我獨自在走廊放歌，吼崔健吼臧天朔，來排遣心中的鬱悶，後來眼睛只顧盯著對面女宿舍樓五樓的一窗燈光。那裡面住著我暗戀的一位姑娘，時至今日，她睡在我的枕邊，我卻未曾問過她是否用心傾聽過那黑夜裡冒出來的“青春之歌”。

也許是那些迷失的黃昏和恐懼的黑夜，讓我選擇了既簡單又複雜的閱讀和寫作。我發現，只有在思索過程中，才能完成個人對時間的抵抗，只有融進想象中，才能肆無忌憚地奔跑在另一個世界。我也慢慢領悟到，現實中有很多是我們想得到的，可沒得到時並不會影響我們好好生活。

這十年裡值得回憶的東西太多了。一些人或事所產生的間接影響細微而有力。記得進廠不久，同事文刀劉關照我，我們一拍即合解決了當時傷透腦筋的吃飯問題。那是一種溫暖的感覺，時隔多年我還能感受到。文刀劉比我早進工廠七年，會吃，也會做出好吃的。他喜歡呼朋喚友地喝酒，我樂意跑腿，喜歡看他們喝酒，聽他們講各種各樣的生活遭遇和青春故事。有段日子，文刀劉陷入戀愛睏難期，而我的暗戀無處表達，他的鬱悶和暴躁不安引發了我在深夜的吼叫和對身體的“虐待”（徹夜讀書），似乎是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回應。其實這樣的“歌聲”在男青工樓此起彼伏，有時還成為集體“嚎叫”，甚至有一次一個眾所周知的失戀青工推開前後窗戶，最大音量地播放著肖邦的《葬禮進行曲》。我和文刀劉還有後來加入我們日常生活隊列的同事雙人徐，沒少去工廠附近叫萬家隊的郊區狹小充滿異味的小錄像廳看所謂的巴可，一塊錢，一個晚上看三四部片子，亂七八糟地看，也看了不少香港文藝片，像“胭脂扣”、“阿飛正傳”等。我拿自己的舊錄音機換過文刀劉束之高閣的《亂世佳人》及《新概念英語》等書籍，但他把一套所謂的舊版“魯迅全集”秘不示人，只是用近乎莊嚴的口吻來誘惑我……還有古月胡、木子李等朋友，與他們的深情厚誼都是在這個單純的環境里結下的。

那些在酒吧聽音樂的夜晚，那些外出遊走的經歷，那些歡樂與痛苦，那些記錄柏拉圖式戀愛的書信和日記，那些師長和朋友無私的幫助，都成為這十年裡我寫作的推動力。寫作，的確是我躁動的青春和苦悶的精神找到的一個宣洩缺口。而我的青春、成長和寫作，像是互相追趕的旋風，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

往事不堪回首。這十年，我也有過很多打算，比如去服役、考研、學貿易、當一個文案策劃者，只有寫作是我不曾想過放棄的。我就像一頭小獸，誤沖誤撞地走上了寫作之道，這條道望不見盡頭，只能看到那高聳的屋脊。不管這到底是條康庄大道還是羊腸小路，我都不會太在乎，而只聽從內心的召喚、遵從宿命的安排。

感謝這十年的磨礪，篤定的是一個人前行的信念。（寫於2007年）

《為了不再恐懼平庸的生活》

——對沈念的訪談

張翔武沈念

張翔武（以下簡稱張）：你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和工作分得很開嗎？比如你以前是教師，就很少寫校園題材的小說或者散文，以後會寫嗎？

沈念（以下簡稱沈）：是的，我在那所紡織廠子弟學校里呆了十年半時間，直到最近才離開，但我幾乎沒怎麼去描述這段生活，這並不遺憾，也許是想讓它在時間的長河中多沉澱吧。以後，就看何時這段記憶被喚醒，跳到我的手心來。

張：你現在做記者了，覺得這一行業對你的文學創作有無影響，比如在語言上？國內蕭乾先生就是做過記者的，歐美作家如艾·辛格、海明威、伯恩哈德、狄蘭·托馬斯都是記者出身，他們在文風上多少有職業上的影響。

沈：做記者，生活面的開闊無須贅言，雖然暫時感覺不到給創作帶來了什麼新的東西，但多年後它的意義會彰顯得更加突出，我有這個信心。關於語言及今後的文風，我現在也不好說，留待以後再說吧。新聞寫作肯定同文學有所區別，但也不是完全分隔的，它們有內在的聯繫，我會努力建立兩者間的一種和諧關係。眼下我考慮多的就是如何把新聞做好。

張：喜歡流行的事物嗎？比如音樂啊、暢銷書啊、大片之類。

沈：我從不拒絕流行，但我會有選擇地接納它們。我經常去買碟，不少優秀的電影都給我諸多啟示，如觀察事物的角度、對未知生活的了解、對人物內心的深度刻畫、對多重人性的剖析等等。我喜歡視覺藝術所帶來的衝擊力，它們有時會比文字來得更直接更有力量。

張：你好像很喜歡酒吧、咖啡館生活，在你的作品中那似乎是經常的出沒之地？

沈：呵呵。在我人生的某個時間段里，我是常去那些地方。先聲明我的酒量很差，但我喜歡上那裡看別人喝酒，聽別人說話。因為人只有在喝了酒，興奮之後才會說出心裡話。半年前，我認識一個搞音樂的朋友，三十好幾了，非常熱愛音樂。我與他談以前常去的西雅圖酒吧，談那裡的惰性無素樂隊和一個女歌手，談我的幾次遭遇，沒想到他就是樂隊的主唱之一。於是我們之間無話不談，距離感一下消失了。那時我喜歡泡西雅圖的主要原因就是那裡的搖滾音樂，那種可以跟著搖滾音樂一起抒發快樂與憂傷還有痛苦的氛圍格外令人迷戀，可能這都是青春這場“瘟疫”所帶來的。在那裡常常會看到不同姿態的青年男女，而我更多的是躲在一個角落裡看著他們，就像一個偷窺者。現在西雅圖關閉了，這座城市再也找不到這樣一個純粹的地方，要麼是一夥伙打牌的茶吧，要麼是那些更混亂的搖吧，我都很長時間不去這些地方了，可能是青春的躁動不安離我遠去了吧。

張：什麼時候開始寫作？最初的動機是什麼？

沈：嚴格意義上說，我是從2000年才真正進入寫作狀態的，之前算是在塗鴉吧，2002到2005年有了質的飛躍。談不上有什麼動機，要說有也就是呆在工廠里不甘寂寞，找不到人傾訴又急於傾訴，那就只有選擇寫作了。寫作看似是簡單的事情，只要一張紙一支筆就可以開始了。但沒想到的是，寫作其實是讓一個人陷入更深沉更闊大的寂寞之中，但時至今日，已經喜歡上了這事情，從無意識變成有意識的了。喜歡上了，甩也甩不掉。喜歡就去做，能不能做好那是另一回事。歸根到底，其實我是為了不再恐懼平庸的生活，我選擇了寫作，寫作也選擇了我。

張：你說寫作讓你陷入更深沉更闊大的寂寞之中，如何走過來的？

沈：這十年的寫作穿插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沒有想什麼，就是朝前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去考慮寫作之外的東西。我躲在那個偏僻的地方，卻一直深感幸運之神的眷顧，那就是文學界很多老師和朋友的關心無時不在，這種厚愛也變成了我前進的推動力。我的幸運讓我銘心刻骨，只有默默地感恩，希冀未來的歲月與他們的心靈無界限無時限地交往。

有人說，這十年其實你只做了一件事。我一想也是，希望以後能把這件事繼續做下去，努力做得更好些。

張：我覺得你的的性格還是屬溫和那類，在你的小說中有很大的投影，語言是平穩的，縱然故事有的時候曲折，甚至離奇。

沈：一個人寫什麼同他的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歷是息息相關的，我之所以寫成這樣，多數是受生活基礎這個先決因素影響。我的寫作首先是面對日常生活本身，而且是最沉靜的部分，當然離不開沉靜之外的想象，是那種奇奇怪怪的意念的行走，給我的文字注入了與個人氣質完全不同的另類元素。

張：你的小說散文很多都有些意象化，從標題上就可以看出來，比如《銅鏡》、《沒有對象的牙齒》、《巢》、《斷指》、《水印的〈聖經〉》、《一樹悲涼》，你是否是有意識的？

沈：有些命題和作品構思是在醞釀過程中不斷湧現、顛覆、創造的，可能就是你所說的意象化問題。一語以概之，就是靈感的閃現。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我自認為是個不會講故事的人，也就只有揚長避短，在別的方面多做文章。其實好的“意象”在文本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營造一個和諧氛圍，讓意象更典型，更能深刻揭示作者內心要表達的東西。

張：在對小說的態度上，你更喜歡故事本身，還是故事的敘述技巧，比如語言風格、結構之類的？

沈：很長時間以來，糾纏作家們的無非是“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我以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老題材可以有新寫法，新題材不留神就成了老腔調。一切皆有可能。談到技巧，我想到作家劉恪寫過本《現代小說技巧講堂》，裡面分析歸納了古今中外的一些經典作品的技巧，內容相當豐富，年輕作者讀一讀是相當受益的。

我個人以為，在掌握了一些寫作技巧后，寫出什麼樣的效果，就不止是技巧問題，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身的內涵。一個沒有思想沒有情感的人無論怎麼使用新的技巧，也只是在炫技，外表華美裡面空蕩。我現在對自己在這方面也越來越警醒，不想成為徒有外表的空心人。駕馭好技巧其實就是為一個優秀文本服務的。我非常渴望能在閱歷這一塊多加彌補，同時能熟練地運用各種技巧，使自己的作品更加豐滿起來。

張：我覺得一個高明的作家是將自己的觀念、技巧消化，隱藏得不露痕迹，而通過小說本身的故事、細節來呈現這些東西，你覺得呢？

沈：是的，故事存在著多種敘述的可能性，高明的作家在講述時，往往充滿盅惑之魅，令讀者印象深刻。這種盅惑，也是細節產生的力量。好小說肯定有精彩的細節，這也是考驗一個作家的綜合素質。我讀一些經典作品，就發現諸多妙不可言之處，反覆思考，還會挖掘出更多啟示。有時讀到某處，我就想接下去他會如何寫呢？若發現他的謀篇超出我的想象之外，此時我會變得非常激動，對這個作家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有時會無比嫉妒，我怎麼就想不到呢，真是太神了。

張：你曾經閱讀了哪些作家的作品？你覺得他們對你有什麼影響嗎？

沈：我讀書相當雜亂，是那種“風吹哪頁讀哪頁”的閱讀。相對來說，還是讀西方作品多些。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我租居在一幢舊樓頂層，夏天像個蒸籠酷熱無比，那個暑假我就在大汗淋漓之中讀博爾赫斯全集中的小說卷，一字不漏。現在想，如果不是在讀書，那種日子簡直是無法忍受的。包括後來讀馬爾克斯、卡夫卡、卡爾維諾、海明威、喬伊斯等人作品，閱讀背景都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而其作品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寫作。國內就我閱讀所限，喜歡沈從文、廢名、郁達夫，還有韓少功、莫言、殘雪、余華、蘇童等人。

身邊打過交道的作家中我非常欽佩劉恪、陳啟文，他們無論是人品還是作品都對我觸動很大。像劉恪，在我眼中簡直是過著一種文學聖徒式的生活，除了外出和授課，整天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埋頭寫，有時打電話過去，他的聲音像是從洞穴里傳出來的，後來問他，他說是很長時間不與一個人說話的原因。他和作家陳啟文都很關心湖南的年輕寫作者，我一直以他們為自己的精神坐標。

張：閱讀和體驗，你更傾向於哪方面？在你的小說、散文里，有個人內心的投影，也有個人經歷，也有閱讀帶來的想象，你更喜歡走哪一條路？你的寫作有計劃嗎？

沈：都很重要。這也印證了中國的古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希望自己能將二者有機地融合。關於個人寫作，我是個沒有計劃的人，也從來不逼迫自己。一個題材被我相中了，就會在心裡一直醞釀著，直到那種衝動壓抑不住了，才會動筆。在我心裡，水到渠成才會產生好作品。

張：你在散文《詞語的鳥群·迷失》提到自己1999年底去長沙問路而毫無所獲的處境——迷失，這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但在人生中有普遍的象徵意義。你在文章的後半部分拿之與卡夫卡的《算了吧》比較，顯然有遭遇相似之處，你的無奈是找不到去路，緣於個人的困境，而卡夫卡筆下“我”的處境卻是所有人的處境，他強調的是人類普遍感到沒有出路的心態。在你的《小木匠》里，你用小木匠胡水笙的故事與巴西作家羅薩的短篇小說《第三河岸》進行比較，巴氏的作品傳達兒子是父親的第三條河岸，你的這篇散文講敘了小木匠水笙是為了未出生的兒子而寧願呆在河裡離群索居，前者中兒子的力量來自親情，對父親的關愛和崇拜，後者中父親的力量來自於生殖，這些比較有很多的相同，也有很大的不同，你是有意識地將這些類似處境——文本中的個人處境與現實中個人的處境拿來比較嗎？

沈：可以這麼說，你看得很准。不管此地還是彼地，此時抑或彼時，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肉體抑或精神，人類所面臨的很多困境（生存、精神），那些糾纏不休的問題，大多是相似相通的。人，就是文學永恆的主題。每一個寫作者都是圍繞著“人”進行著不同的書寫。這也讓我想到博爾赫斯一句讖語似的話：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在寫著同一本書。

沉默是金

開口是銀（李元洛）

——沈念印象小記

李元洛

岳陽是華夏山水之佳區，神州歷史之名城，中國人文之勝地，如果沿用我們的先人與先賢李白的高歌低詠，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它也是我青春時代最後的分外難忘的驛站。有惠於我的兄長，有緣於我的學生，有情於我的湖山，月夕風晨，常常令我悠然回首，心往而神馳。

岳陽文學界出了一位青年才俊沈念。緣於我對岳陽的近乎故土或故園之情，和對於後生的品學兼勝之才的推重，我和他在萬人叢中一握手之後，本來應該念念不忘，但差一點“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成了萍水相逢的點頭之交。因為除了禮貌性的微笑，惜字如金地問好，幾次見面他恪守的都是西方的格言“沉默是金”。後來彼此終於熟識了，當著沈念的面，我對岳陽的一些文朋詩友說：沈念使我想起了日本的一首名歌《北國之春》中的一句詞。朋友們都豎起耳朵且聽下回分解，我自以為得意地說出下文：“一個沉默寡言人！”於是引爆了哄堂大笑，據說此語還在岳陽文學界迅速流傳開來，成了沈念的有效期上不封頂的註冊商標。

巧言令色使人畏而遠之，因為唐代的李林甫留下了“口蜜腹劍”的典故和教訓；城府森嚴使人敬而遠之，因為緊閉的城門裡面不知有什麼刀兵埋伏。沈念的寡言少語，不是現代文學青年常見的自視甚高的孤傲，也不是工於心計者的輕易不露聲色，而純粹是內向與內省的性格使然。他有一篇散文題為《浮光掠影》，其中有道是：“在靈魂的深處，影子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乃思想的盛筵。”沈念的個性我終於有所了解，尤其使我高興並樂於和他親近的是，他的冷靜後面沸騰著一腔熱血，他的沉默後面溫暖著一派善良。

岳陽的蔡世平是我多年前的學生，今日已是聲名鵲起的詞家。去年歲末，他的詞創作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我和作家陳啟文以及沈念偕行前往。北京宣武門外北半截衚衕41號之原瀏陽會館，是湖湘英烈譚嗣同的故居，數十年來我心中藏之何日忘之，此次決心忙裡偷閒前去拜謁，以了多年的夙願。啟文因故他往，沈念欣然同行。譚嗣同故居形容枯槁面色憔悴已近面目全非，宛如一位風燭殘年的瀕危老人，瑟縮在凄冷的朔風中而無人護理。沈念令我有動於衷的是他指點破敗房舍上的幾叢茅草，向我述說歷史的滄桑，當時我曾視而不見，他卻顯示了觀察的銳利與藝術的敏感，而尤其令我共鳴的，是他就地拍照和採訪居民時，所表現的對先烈的高山仰止的追懷之情，以及對故居敗落而無人理會的嘆惋不平之意。故居院內原有古槐五株，現在五剩其三，回湘不久，我的有關文章尚在醞釀之中，沈念除寄來有關槐樹的詳細資料外，還寄來了他的長篇散文《一樹悲涼》，靈動的頗具青春活力的筆致，開闔自如而時空交錯的新穎的構思，固然使我反思自己的作品是否有些與年齡俱進而老氣橫秋，但更加令我引以為慰的是，譚嗣同是中華民族的奇男子、偉丈夫，年輕的沈念是以自己的心向他頂禮，是以自己的血性文章向他祭奠。社會是紅塵俗世，文壇乃名利之場，一個作家如果渾渾噩噩，如果蠅營狗苟，如果名心太熾，頭上沒有神明，眼前沒有戒律，心中沒有凈土，筆底沒有對真善美的嚮往與追求，其人其文，怎麼可以對他寄予厚望呢？

沈念貌似冷然和不苟言笑，其實他不僅有一腔熱血，而且也相當幽默和善良。北京會後南歸，我在火車上就兩次見到他始而樂不可支，繼而仰天大笑，令我嘆為觀止。其中的一次是，車到岳陽尚未破曉，這裡不是黎明而是黑夜靜悄悄，北京載譽歸來，月台上沒有鮮花掌聲和歡迎的人群，世平、啟文、沈念一行魚貫下車，即將沉入濃黑的夜色，潛入城市的腹心，沈念忽然幽默了一句：“我們好像鬼子進了村！”三個“假洋鬼子”自得其樂地嘩然大笑，在車門邊目送與手揮的我當然也不禁為之捧腹。

以沈念的文才與潛質，在一個工廠的子弟學校教書，未免浪費資源，如果他專攻的是兒童文學，尚可另當別論。由於他人品與人緣俱佳，岳陽的一些朋友都為他奔走說項。作家段華身為岳陽晚報社社長，極具愛才之心，兼有同行之雅，故先行將其招至麾下。我與段華半師半友，有一回他一不小心說他有硯池之癖，收藏了四百多方硯台，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說你犯了一個錯誤啊，下次我去岳陽會向你索要一方。段華欣然應允，不久前我去岳陽，沈念主動帶我直奔段華的辦公室。途中我對沈念說，辦公室人來人往，段華的好硯池只怕都放在家裡了吧？沈念說情況不明，但辦公室硯池確實堆放不少，然後他詭譎地一笑，發揮他的“哥德巴赫式”猜想：只怕我們到達之前，段社長就把其中的那些佳麗轉移了！我故作正色而言道，我要向段華檢舉揭發你。他連連說好，並燦然而笑，天真得像回到了自己久違的童年。啟文已先行抵達，笑言段華恭候已久，並證明絕無轉移情事，段華則翻箱倒櫃，將他的家珍一一出示傳觀，殷殷介紹履歷生平，並熱誠推薦候選，說至少可以選美三方。我說真不忍掠人之美，段華則說這些硯台送給老師是“端石有眼”、“棄暗投明”。於是定下大小硯池各一，但段華辦公桌上一古鐘形立式硯台也使我心旌搖搖，注目良久，沈念急急趨前對我附耳而言曰：此物段社長不便主動提出送你，要你自己說。

我恍然大悟，結果除鐘形硯台之外，段華還加送袖珍型鼓式硯台一個，說如此才是“鐘鼓齊鳴，兩全其美”。四美並具，啟文在一側笑眼旁觀，沈念則一副其喜洋洋者矣的模樣，似乎全然不顧他的頂頭上司所遭受的慘重損失，忙不迭地為我收拾打包。臨了，段華指著置於玻璃茶几上一方與茶几幅員相等的“巨無霸”硯台說，這端硯是從廣東買來的，開價上萬，老師要也可以一併拿去。其情可感，其事不能，我連忙敬謝不敏，此時，就是勞心復勞力的沈念也福至心靈見機而不作了。

西方的諺語說：沉默是金，開口是銀。沈念左右開弓，小說散文並舉，已然成績可觀，希望他力求新創，努力精進，形成自己的卓然特立的品牌。借用金銀的價值貴重之意，我期待著沈念文學創作多多益善的亮金與燦銀！

二00七年四月二號人生七十古來稀之日於長沙

人類命運的現實邏輯（劉恪）

——讀沈念的短篇小說

劉恪

在當下語境里，我們來思考人們現實的命運邏輯，實在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如果沿用荒誕這個詞，以存在主義態度來表達我們當下的現實語境應該不會錯。這個20世紀中期以前使用的概念，難道還要我們人類21世紀來再一次承受它么。從理論上講，這種命運的歷史邏輯應該結束了。可是，我們的當下不僅沒有緩解，而且是更加糟糕。沈念的小說便是對當下這種現實命運邏輯的書寫，並且通過區域化的考察，有力地指向了當下小人物的困窘。

《水中壁掛》（《芙蓉》2005年第六期）作為該刊一年度的新湘軍五少將（謝宗玉、馬笑泉、於懷岸、田耳、沈念五人）小說聯展，以《水中壁掛》為收盤之作。故事背景發生在容城這個小縣。許濼作為記者探訪一件民間藏品：明代嘉靖年間的壁掛紡織品。一件誤認的珍品決定了一家人的命運。

這件壁掛是一個商品拜物寓言。我，許濼初衷是訪得此物到省城轉手香港可獲高額利潤。可壁掛的持有者於命根並不知個中的奧秘，他的孩子於小煒已經悄然地捲入了事端的漩渦，金川為首的五少年已經開始爭取這一件壁掛。這時壁掛成了一個核心的紐結，已然是一個象徵符號。僅在於這個符號是雙重的：一方面是金錢財富的，一方面是文物藝術品的。在這個文本中僅作為了商品，是商品決定了文中幾個人的命運。金川一夥少年要掠取壁掛也是一種商業意義，當於命根用壁掛去取換於小煒被劫的生命時他也獲得了此物的金錢認識。因此，壁掛以金錢利益的象徵符號便驅遣了文本中所有人物命運的邏輯歸宿。

但是這個語境是反諷的，人們所爭的這個象徵符號是一個已抽空了內涵的符號，注意這個符號的屬性決定在文物界的專家手中。專家證實了這個符號僅是一個能指，關鍵是這個漂浮的能指發揮了異乎尋常的客觀作用。

金川所需要的是彼符號而非此符號，他認為是一塊破布（破布如果是真文物，但小兒不識，也許力量更大）。這才有了把人沉入水底的舉動。於命根和於小煒的命運實際決定在這個漂浮的能指符號上，故事忽略了許濼與金川對這一個被抽空了的符號反應，便大大地減少了心理力度。

拜物一詞始用於馬克思的模式，針對資本主義的物質膨脹的直接現實，該術語指宗教信奉者將所拜之物從一種物質狀抽象為一種精神狀，並歸結為一股力量泥塑像或其他的崇拜形式，皆具有同樣的力量。這種拜物指向一種過去已成為勞動產品上具有一種客觀性質的標記。事實上這種物性已經具有一種社會交往的性質。因此拜物符號直接揭示的是一種人們的社會關係。許濼，金川，於命根便是在這個拜物概念下展開的交往活動。這裡頗有深度的是金川一夥五個少年，我們姑且稱之為少年犯罪，但他們犯罪已深入到心理層次。拜物僅是一個表象。我們再回頭看，當下語境中金錢拜物意識已滲透到兒童心理了，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時的拜物寓言便不是一個個具體問題，或者某個區域，或代問題，而是我們人類生存的整體問題，當然我不是指沈念的作品《水中壁掛》便是這樣一個整體象徵，畢竟它只是一個短篇，但該文本已經觸摸到拜物的現象世界了。因此這個文本所揭示的現實語境是嚴峻的，也正是它展示了人們現實命運進行的過程。

《打虎上山》（《佛山文藝》2005年12期）是寫容城的一個劇團改革的故事。劇團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孫二柱和葉紅旗。葉是扮演紅極一時的楊子榮。他作為一種英雄象徵，可在現實語境中他是反諷的。現實生活的命運展示對於葉紅旗永遠是悖論的，扮楊子榮獲得輝煌娶了一個美女，但是一個精神失常，多年共患難的朋友孫二柱，是生活中精神的共勉者，結果把他老婆幹了。劇團解散了，有一筆錢可以自由生活了，偏偏老婆吳彩蓮死了，他被判了十年監牢生活。葉紅旗的命運總是呈下降曲線。山窮水盡處總不柳暗花明。最後文本有兩個關鍵，其一錯判，吳彩蓮失蹤回來了。生活演出了一幕滑稽戲，無數苦難經歷，誰人評說？那麼現實所有的壓力只有讓個體去承受。其二葉與老公安見面，講出自己的一個夢，一種幻覺，我有罪夢中殺了一個人，背後扼殺，然後是一輩子跑下去。這很有意思，為什麼殺人是從背後扼脖子呢，這很意識形態化，英語中意識形態一詞便是從背後勒人脖子的含義。那麼葉紅旗的命運意識形態化，是一種社會普泛現象。這個悲劇的含義是什麼？是人們的普遍命運邏輯，而它的深度在於人們自身已把這種苦難意識形態化，他沒有批判了，居然和老公安緊緊擁抱，苦難與專制和解了。

美國羅伯特·賴特兩千年出版過一本書《非零年代》，副題為：人類命運的邏輯。他的目的在於找出人類一條好的比較理想的命運之道。採用了博弈理論的術語。指出人類命運的歷史僅是一場賭博，其結果均是零和，意識中人與他者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其結果是互相傷害。以一方勝利結束。而賴特設想了另一種可能非零和，意思是雙方都從讓利中獲利，用當下語彙說，取得雙贏。只是這樣人類才能取得他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然後再是人際關係中的和諧共處。無疑這是一個好的、理想的邏輯設想。在考察人類歷史的殘酷以後來設想人類新的出路，這無疑是一種美好的設想，可是悲劇在於人類回不去了，大家都在斗殺中存在。按賴特的非零和邏輯，葉紅旗與老公安是一種非零和的結局，但是這是一種悲慘的結局，因為葉紅旗在無數零和中已經傷痕纍纍了，他終其一生再與老公安的非零和有什麼意義呢？那麼人類與社會誰是最高的仲裁者，由誰來回答人類的公平與正義呢？

《斷指》（《十月》2005年5期）這是一篇寫青年人的日常現實生活的小說，表述的是以剽記為代表的邪惡勢力。前部分是正面寫剽記的醜惡行為，後部分是側寫剽記的醜惡行為，文本的目的不是展覽剽記為代表的惡行。而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醜惡的一種妥協。這時候陸凡這個女孩兒便有了意義。最早陸凡是以反抗者姿態出現，然最終和剽記妥協，最後是同流合污。至於陸凡有什麼隱衷沒有，文本中並沒交代。如果這兩層含義都到位，那這個文本又是寫的一個悲劇故事。人們現實生活中的命運邏輯。從內容上它具有書寫意義，但沒有獨特新穎的表述方式，那麼這樣的故事與人物便會是無限重複中的一個，這便喪失了它獨立存在的品格。可喜的是沈念採用了一種宿命策略。寫了另外一個神秘的故事。一把刀的傳奇。一個物化了的精神仇恨史。一把神奇的刀，它具有特別品格，工具性而言它又是超級能量的。其次，刀有嗜血的物性。通過我的神秘感知它貼近了我的慾望意識。在文本的進行中，這把刀一直都是一個鑒賞品，直到最後，它斷了剽記的指頭，刀才物有所歸。刀，作為一種復仇寓言。或者是慾望的切割器。文本中把刀與我的潛感覺與情緒處理得很飽滿，不棄不離，一種物化了的精神象徵，當最後落在剽記的斷指上時，反而縮小了這把刀的拜物力量，因為刀去割斷一種邪惡太正常了，幾乎沒有復義，張力在接觸到剽記的那一刻消失了。

這把刀與博爾赫斯的《遭遇》有其互文性。共同的主題是仇恨的物化。文本完成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搬遷，暗含了一個更隱晦的主題，現代邪惡應該有一個它神秘的抑制形式。主人公的刀實際只能小懲大戒，當代生活的物化也許這個作用也達不到，於是我們心中只能充滿悲哀，現代人現代生活的命運邏輯是非常嚴峻的，我們暫且劃為三個方面姿態，沈練是堅守者，陸凡是搖擺者，剽記是墮落者。現實語境是邪惡佔壓倒力量處於主控地位，然後是弱勢群體對他們的投降，最後堅守者便少之又少，這使得邪惡失去抵抗者，因此當下語境便更加瘋狂。一旦人物低於他的語境，人們便成了語境的玩偶者，這註定了語境是反諷的，因此我們可見今天時代可以稱之為反諷時代。

在反諷時代，人類命運的現實邏輯只能是以零和方式出現。因此賴特呼籲著非零年代的產生與發展。

我挑選了沈念2005年的三個文本，對他展示的當下語境中的人們命運邏輯進行了分析。從內涵上看，沈念業已觸及了時代和人類的一些基本主題，在個別問題上也有深刻獨到的展示，但他還要找到自己一個非常切合而又獨特的敘述方式，貫通語言整體處理的調式。簡言之，他更應該注意一個藝術文本的形式獨創，並且僅是他個性的獨創，引起當今大多數的共鳴。

儘管如此，作為新湘軍五少將中最年輕的一員，沈念已經有了難能可貴的創作實績，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陌生的沈念(陳啟文)

陳啟文

現在我都想不起我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見到沈念的，好像是在一家茶樓，一個白皙單瘦的小夥子，側身而坐，外套雖然有點磨損但非常乾淨。幾年了，想起來，依稀就這點印象。而且那次見面似乎並沒有拉近我們的距離。感到他的文弱、羞澀和靦腆，甚至還摻雜了某些顧忌。這讓我們的初次見面似乎隔著什麼，難免也就有了幾分陌生之感。

在見到他之前自然已讀過他的一些作品，尤其那篇《羊從周頭湖走遠》，立刻就讓我感覺到了他的純粹，而且尖銳，有冰的質感。沈念生於七十年代末，這一代人在文學藝術退出公共精神領域（這種退出有著複雜的原因，既有自覺規避，也有被動排斥的因素）之後的邊緣上開始生長出來的，力圖讓文學藝術保持純粹性的唯美追求，一開始就是浸於他們骨血中的東西，他們卓越的感受性，以及心靈中所有的維妙東西，在沈念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也讓我感到陌生。這種陌生既緣於他新穎的敘事方式，他的精神姿態，他的發現，他打量這個世界的視角和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和我們完全是不同的。這種陌生感，讓我重新感到了文學藝術的神秘。神秘的召喚。

我一直在後悔，甚至責備自己，我第一次見面時說過的那句話可能傷害了這位謹小慎微的年輕人。我在由衷地讚賞了他的藝術才華之後，突然說了一句，很多具有天賦的文學青年，不到兩三年就忽然夭折了。沈念當時可能沒有深究我這話里的另一種深意，我記得他搖搖頭，笑了一下，然後就一直仰頭，看天。或許是覺得我這話太刺耳了，也可能是一個習慣性的動作。說實話，當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我是過來人，我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強大，多齷齪，對於純粹的文學藝術，這樣的生存環境有多惡劣。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量來堅守這樣的純粹，來抵禦世俗強大的誘惑，沈念，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的確是很容易落入另一種宿命的，就像他自己筆下的那隻羊的命運。而這正是我最不願看到的。

好像是兩年前的歲初，現居北京的岳陽籍作家劉恪先生回故鄉過年，有岳州文人保姆之稱的楊憑牆先生和我有幸與之相識，他問家鄉還有哪些好的文學苗子，我們立刻就想到了沈念。劉恪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先鋒作家，也是一位樂於且極善於發現文學新人的伯樂。楊憑牆先生則是被本土奉為精神導師的資深編輯。在沈念來之前，我們就談到了文學藝術乃至整個精神領域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困境，這種困境可能不是暫時的，而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或許要經歷一場精神上的鴉片戰爭，我們這個民族才會覺醒。沈念來后，我們從北門上了金鶚山，山頂上有個挺清凈的茶樓，幾個人想去那兒談談多少已顯寂寞的文學。只有在那裡，文學的微弱的聲音才不會在瞬間被城市的嘈雜所淹沒。我和楊憑牆先生走得快一點，有意識地讓他和劉恪先生多作一些交流，岳陽畢竟是小地方，年輕的沈念或許更需要劉恪先生寬廣與深邃的視野。而這些，正是可讓精神發育、強健的東西。

這之後我和沈念打交道的時間漸漸多了，也就有了許多必不可少的交流和溝通。我感到他的迅速變化，由形式之“變”而臻於精神上的“化境”，也讀到了他新近發表在《十月》、《山花》、《鐘山》、《大家》、《布老虎散文》、《青年文學》、《天涯》等著名刊物上的作品，在這樣一個發表遠勝於“出版”的年代，只要對文藝界稍有關注的人，就知道沈念取得了多麼驕人的成績。我把沈念的主要作品要來系統地讀了一遍，他的《對一個冬天的觀察》，文字還是那樣乾淨，但分明多了一些鈣質，尤其是器局上更開闊了。我感覺到生活已經開始對他起作用了。文學是弱者的聲音，沈念是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附屬子弟學校的教師，對於這個時代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他雖不可能參與，但對於弱者的生存狀況他比我更有體驗。他想過要寫一篇《對一個夏天的觀察》，他同我說到這個題材時，我忘不了他憂鬱的無可奈何的神情，而文學要解決的也不是現實的社會的難題，更不是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但文學必須是一個時代最真實的見證和訴說，而絕不是為了抒發內心裡的一點兒淡淡的哀愁和憂傷。沈念從《對一個冬天的觀察》開始，由“新散文”表面的經驗上滑行進入了更深層次的生命核心。

今年已是我認識沈念后的第三個年頭，沈念的生活也發生了一件重大的變化，離開了一個相對比較狹小的圈子，到報社當了記者。或許要過一些年後才會看出，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角色的轉換，對於一個作家，這對他的一生都會發生重大影響。可能，暫時寫的東西會少一些，但還很年輕的沈念有了更多的機會來把生活的內部元素認識清楚，他每天所接觸的事、所接觸的人都在為他今後的文學創作打下堅實的基礎。而更重要的是，在與各種生活、各種人廣泛接觸之後，他會重新追問寫作的價值。

而我在和沈念打了不少交道之後，也從他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他對一些細緻的感覺、細緻的情緒的捕捉，總能顯示出他的詩人氣質和天賦，而這正是我十分缺乏的。從他身上我感覺到了文學的另一種力量，我越來越感覺到他的“弱”里也有著精神上十分強壯的東西，而他的謙遜里卻又分明透出一股倔勁。聽他們社長、愛才而又獨具慧眼的著名劇作家段華先生說，小夥子現在已經是報社裡獨當一面的記者了，人緣也極好！這話，有時沈念也聽見了，似乎笑了一下，當然，更多的誇獎他是聽不見的，段華兄也極少當面表揚一個下屬，但我們都知道，小夥子幹得很棒。

有一天，我在步行街散步時忽然看到一對小兩口，手牽手地走了過去。那不是沈念嗎？我一下子愣住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們走了好遠我又好奇地回頭去看，就在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對沈念的陌生是真實的。而他的作品應該說我是讀了不少了，也仍然有一種類似的陌生之感，這說明他仍在不斷地創新，從生活到作品都在不斷地拓展新的精神領域，同時也在創造自己。我寄望於他一直保持這樣的陌生感，讓人每次見到他，都以為又一個新的沈念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