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文

歷任湖南臨湘江南中學教師、文聯副主席、《張家界》雜誌社社長兼主編。1993年辭職，應聘至廣東花城出版社任業務經理、廣東花城天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高級策劃師。但終因難以割捨一份文學情懷，1997年回故鄉定居，成為純粹的自由寫作者和自由思想者。

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83年開始創作，在《十月》《花城》《山花》《大家》《芙蓉》《中國作家》《青年文學》《北京文學》《人民文學》等刊發表小說、散文隨筆約500餘萬字。主要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河床》，該作品也被譽為當代極具探索意識的中國新鄉土小說的代表作，入選中國作協《長篇小說選刊》“閱讀中國——當代文學精品（數字）文庫”（1949-2008）。另有中篇小說《城市貓眼》《顛覆》《彷彿有風》《太平土》《白得耀眼的時間》《逆著時光的鄉井》《石牌村女人》《夜有多深》和散文隨筆精選集《季節深處》等。作品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作品與爭鳴》《散文海外版》多次選載，入選《中國中篇小說精選》《中國中篇小說年選》《中國年度最佳中篇小說》《21世紀文學精華叢書》《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等兩百多種國內外小說、散文隨筆選本和中國文學排行榜。曾獲全國第三屆冰心散文獎、第四屆老舍文學獎、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和《報告文學》雜誌上舉辦的全國報告文學特等獎、首屆世界華人遊記大賽第一名等國內外文學大獎，另獲《隨筆》《新華文摘》《人民文學》《青年文學》《芙蓉》《莽原》《紅岩》等刊物的二十多項文學獎。

《袁隆平的世界》

《南方冰雪報告》

《共和國糧食報告》

《問卜洞庭》（人民文學出版社）

《命脈——中國水利調查》（《芙蓉》，2012年第6期）

《大河上下》

《海祭》

對人民的熱愛，對勞動的讚美，構成了陳啟文作品的思想主旋律。“文學不能沒有責任感，作家不能沒有使命感。養活作家的不是黨，不是政府，而是最底層的人民”。因此，他的作品極盡反映最底層人民群眾的心聲之能事，他大聲疾呼，作家藝術家們要深入基層，“只有牢牢地立足於大地，才能經風沐雨、斗雪傲霜，盡享大自然的恩賜，參悟生存的禪機”，“紮根越深，越是枝繁葉茂”，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就越真切，寫出來的作品就越有價值（見《洞庭竹》）。可見啟文先生的民本思想達到了一定的境界。“龍窖山的茶，在南宋紹興年間出產，”已有千餘年的歷史，聞名遐邇，是一代又一代茶人辛勤勞作的結果。為了改良品種，提升茶質，今天，“一位大學茶葉系的老教授，拖著兩條比你（指老茶蔸）還要瘦的腿，不顧古稀高齡，一次次從那荊榛叢生的亂石上攀上山來”。“在他的血和汗的點化下，你恢復了生機，煥發了活力，一串壓抑了多年的綠淚迸射而出，凝結成枝頭上數瓣鮮潤的茶葉”，“不曲不斷，紋理勻稱，瑩瑩可人”（見《龍窖山茶》）。面對如火如荼的新農村建設，陳啟文先生總是拍案而起，大義凜然地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為其歌為其頌。在他的散文《末路簫語》里，在他的散文《龍窖山古瑤胞家園三題》里，在他的散文《醉里乾坤》里，都揭示了他反對懶惰，鼓勵勤勞；自力更生，支持儉樸；反對迷信，講究科學的深刻主題。特別是，看到人民處於愚昧、貧窮而被凌辱的境況之中時，他更是悲憤極度。在陳啟文的精神世界中，民族、人民成為了他心靈最美好的寄託。

揮刀吐火，《季節深處》充滿了作者對邪惡憎惡的一種心得。邪惡勢力、醜惡現象，在當今社會裡不能說它的市場很大，但也不可小看它的社會份額，不可忽視它的社會影響。一些人作惡多端，極盡報復社會之能事，誘姦亂倫、偷摸扒竊、殺人焚屍，確實令人心驚膽顫！一些人心藏奸計，極盡大亂天下之能事，拉幫結派、挑撥離間、製造混亂，確實令人厭惡透頂。一些人橫行霸道，極盡欺壓百姓之能事，欺行霸市、打街罵巷、以勢壓人、確實令人怒氣衝天。陳啟文先生對這些邪惡勢力、醜惡現象常常是怒目相視，以期揮刀斬斷邪惡勢力的頭顱，以期吐火滅絕醜惡現象的陰霾。啟文沒有揮刀吐火的能耐，但他胸有文，手有筆。一篇篇檄文，如刀槍、似火炮，充分地表現了他的高尚情操和高貴品格。

透過《季節深處》，我們可以看出陳啟文先生對邪惡極度憎恨的鐵石心腸。文章在對艷美的執著，對生命的摯愛之中，顯示出了陳啟文天性中美好的另一面，那就是大師筆墨對邪惡的極端仇恨。在他的靈魂深處，融合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因素，愛與恨，善與惡交織在一起，閃射出幽暗與妖艷的光芒，很多文章讀後既令人興奮、震驚、企及，又令人抑鬱、窒息、憤懣。柳青深入最底層的皇甫村，住在一座破廟裡，一待就是14年之久。這14年的 艱苦生活沒有白過，終於寫出驚世大作《創業史》。可就是這部《創業史》弄出了不少惡作劇。“大躍進的時候，王家斌（《創業史》中梁生寶的原型）已經被削職為民，寒冬臘月，在水庫工地上，打著赤腳挑土，稍微慢了一點，那些原來對他有意見的幹部，便泄私憤，冷嘲熱諷：‘你還是上了書的英雄呢，簡直連狗熊都不如！’有時還罰跪、插白旗甚至亂打人，吃的呢，卻是清湯寡水，半碗稀粥”；“四清運動時，上面有人想整柳青”，結果《創業史》上像王家斌這樣的原型人物，個個都有經濟問題，“是個四不清的人”；到了“文革”期間，“柳青成了罪該萬死的黑作家。他筆下的人物又遭到了一次厄運。王家斌戴上了三尺長的高帽子，被揪到縣城游斗，許多人像看猴把戲似的圍著他”。多麼荒唐，多麼可惡！竟然有人把文學作品的東西拿來對號入座，用以整人坑人。在這些故事裡，幾乎看不到幸福和美好，看不到光明和前景，看不到前途和命運，只有沒落，只有黑暗，只有死亡。啟文先生利用犀利的文筆、考究的語言、獨特的風格、真切的感受、動魄的旋律，勾勒出了一個個人物的惡劣形象和骯髒內心，使人感到那是是非善惡不辨的日子，使人感到那是邪惡勢力當道的年代。

陳啟文是近年來一個創造力十分強勁的新鄉土小說家。這部作品從構思到最後改定歷時三年，作者對大河邊的生活深有體驗，也有著湖湘文化的豐厚積澱，整部小說顯得特別紮實、真實。而在敘事上，則可說是作者對新鄉土小說的一次傾盡全力的實驗，充滿了夢態抒情色彩又洋溢著內在的精神自由，這使得整部作品有著鮮明的反結構傾向，通過對多重歷史文化層面、多重時空的穿越性敘述，突破了傳統的鄉土敘事模式，又包蘊了比傳統鄉土敘事更豐厚的內容，很大氣，恢弘，以詩性的語言、磅礴的氣勢和史詩的調子渲染著河床孕育生命的神奇，敘寫了以家族為象徵的民族歷史記憶，從而極大地拓展了現代鄉土敘事的表達空間，也更接近河床上的原生態和生命實相。

從陳啟文的《河床》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對他的深刻影響。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視野。這種本質決定了他同自己的精神故鄉無法割裂的關係。陳啟文的故鄉通常被人看作洞庭湖文化圈，屬湖湘文化的邊緣。湖湘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它雖屬於地理上的南方，但它與真正的江南在氣質上是根本不同的。那種典型的南派寫作風格是以江南為背景的，以吳文化為依託，而吳文化是沉靜地講究細節的文化，但過於柔軟，自戀。湖湘文化無疑屬於楚文化的一部分，楚文化既能深切細緻地感知生活，又有硬朗、強悍的一面。而具體到陳啟文生活的湖湘一地，這裡邊又摻雜了許多巫文化（巫鬼氣息和超自然力）。這樣的文化被巫性浸潤得十分神奇詭譎。此外，陳啟文本人的文化身份還屬於長江，這或許更有利於他對生命意義的延伸，而不是局限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圈”。他的鄉土表達，他對底層人民現實生存的強有力的關注，緣於他降生的那片河床，也構成了他更寬闊的文化視野。

陳啟文的散文隨筆首先給人一種熱烈的生命感覺。他從土地中汲取力量，汲收天地所化育的原汁原味，接地氣，通天意，以天然寫自然。如《龍之源》中的水，“湖水真清，清得彷彿可以一直透視到內心的隱秘里去”、“掬水而飲，可以聞到馬尾松和鳳尾竹的清芬，”如《替青山命名》中的山，“那一刻我震驚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了真正的山，一輪一輪的，複雜得像一個謎陣，在迷茫的天空下依次呈現出來，彷彿夢幻再現”，“肉眼看見的大山和用心靈看見的大山是完全不同的。……這裡輩輩不絕地固守著那些被我們稱作山民的人，他們日復一日地看著這些大山，看得這些大山都傻了”，這種交叉式的往返敘述，不再是在經驗的表面滑行，而讓自然山水和人的心靈發生精神感應，並由此而回溯精神源頭，檢視和確認自身，調整精神姿態。《龍窯山茶》中的老茶精，《大山物語》的魔幻樹林，《最後的老屋場》和《北鄉民生》中的那些土得掉渣的農人，都被他賦予了某種神性，而這樣的神性在《神木·丁香》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那棵樹在天黑之前就挖走了，”“老漢在樹榦上響亮地拍了一巴掌……讓我猛地打了個寒噤，老天，哪來的樹？”“我知道老漢手裡根本就沒抱著樹。可老漢手裡抱著的不是樹又是什麼呢？”這裡，作者絕不是為了故弄玄虛，生命中的許多誘因，驅使我們去尋找某種超自然的力量，而作者對這種力量的強調，核心意圖是引起我們對自然人格的高度關注，以天地之心對靈魂進行自我審度。這一點，陳啟文在《替青山命名》中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人類每一次面對大自然，其實都是為了端詳我們自己。”

最原生的往往也是最現代的。陳啟文文字中的那種蓬勃生機、那種野生的健康色彩無疑都源於這種原生的力量，但他極少用那種鄉俚野語，他需要的不是一種帶有自我蒙蔽的偽鄉土味、偽民俗味，他從原生的力量里提煉出了純粹的審美精神。讀他的散文隨筆你會立刻感覺出他敘事的獨立性，他既不與主流話語合謀，也與偽鄉土、偽民俗拉開距離，由此而顯示出他文本的異質與鋒芒。原生的力量讓他的作品充滿了真實的生命氣息，又通過意義的延伸而開始靈魂的追索，由自然之美而提升至人文之美。這讓你在讀他的文字時，在感受其生命氣息時又平添了某種神聖的氛圍。現在，除了極少的作家還在捍衛著文學的神聖，更多的，都心照不宣地採取了玩世不恭的態度。陳啟文是這少數之一，他倡導現代人回歸自然、體察天意，試圖讓扭曲、異化的“非人”回到人的本真狀態，重新找回人生天地間的獨立自由的人格尊嚴，這是他靈魂追索的目的，也是他20年來一如既往的精神向度。人，始終被置於他散文隨筆的核心地位。陳啟文散文隨筆的最重要價值，就是把原生態同現代人文精神接通了，而對於讀者，只有這兩者的基本價值一同被理解了，你才能看出其文本裡面的實質。

陳啟文散文隨筆的另一鮮明特徵就是當下散文創作十分缺乏的空間意識。那種移步換景的線型敘事早已是長期困擾當代散文創作發展的老套路了，而因為這樣的藝術惰性，當代散文作家中也很少有審美創造意識。陳啟文把現代時空意識融入散文創作，讓敘事在“心理時空”中發生，這種空間不再屬於日常生活經驗，更是一種心靈所通過的精神空間，如《一條船能走多遠》就是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它被作為頭題選入王蒙主編的《2005中國最佳隨筆》，對於力倡文體革命的王蒙先生來說，或許是大有深意的。而這種空間意識的獲得，我想與陳啟文主要是個小說家有關。時下，小說家寫散文隨筆的很多，但大多隻當作小說創作之餘的零活。而據陳啟文自況，儘管他基本上被人們視為小說家，但從未把散文隨筆作為副業和零活。這至少表明了他對散文隨筆的尊重。而對於這兩種不同體裁的寫作很多年來他都是交替進行的，每在寫完一篇小說之後就寫散文隨筆，寫了散文隨筆之後又寫小說，這使他的小說有著散文的質地，又使他的散文隨筆有了小說的空間意識。如果真是這樣，應該有更多的小說家來寫散文隨筆，也讓散文家嘗試去寫小說，必將給兩種體裁都注入藝術活力。其實，也不必太注重體裁和形式，對於文學，最本質的內在精神不是別的，是心靈。無論寫小說，還是寫散文，寫天地，還是寫人文，對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內在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永遠只聽從心靈的召喚。

陳啟文所塑造的藝術形象複雜性、豐富性、多義性，甚至還帶有突然性和詭秘性。順著陳啟文的文字走下去，總是帶有幾分緊張幾分期待，很難不知道，作品即將展示出來的，是一個慘烈的場景呢，還是一個驚人的跌宕，抑或是一段絕妙的細節、一段精妙的描述？讀陳啟文的文字，永遠有這種站在一片將決的堤壩面前的感覺。

不能說陳啟文在《河床》這部小說里其語言的運用對傳統的模式有多大突破，但讀之，讓人有種清新之感，有種讀其他小說很難感受到的清新之感。全書上下，採用的是散文化的筆法，給人的印象是磅礴的氣勢；全書上下採用的是史詩式的調子，給人的印象是富有節奏感的語言。這大概是讀這部小說有種清新之感的緣故之一。《河床》雖然是以第一人稱“我”來展開敘述的，但小說並沒有貫穿如一的敘述線索，也沒有核心的人物和事件。人們讀傳統小說的習慣在這裡被受到猛烈的衝擊，但讀之，你又強烈地感受到小說能極大限度地渲染著河床孕育的生命以及河岸上谷花洲人民群眾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這恐怕也是上述原因所致。這是散文寫作的起碼要求，而陳啟文利用這種手法來寫小說，能不讓人備感新奇清新嗎？如“我奶奶說，那座墳是林真老漢自己埋的。是他的魂埋的。我奶奶親眼見，林真老漢的靈魂把自己的屍體背進墓穴里，埋了。奶奶還說，每隔七天，不管是天晴下雨，林真老漢就要從墳墓里鑽出來，把那座墳加高一些。奶奶每次看見那個亡人在月光下忙碌的身影，忍不住就要流淚。林真老漢是個孤寡老人，為谷花洲做盡了善事，有口皆碑，備受人們尊敬。”作者利用奶奶說“鬼話”的散文筆調，表達了人們對善事的讚頌和對好人的追憶。形散神凝，讓人備感深切。又如“但是我只看見驕陽下老漢的影子。還有我的影子。我不敢再多看一眼，生怕看見了什麼。一連好幾天，我明明是看見光天化日之下很真實的一個人，也會嚇一跳。一切忽然都變得不真實了。就連我自己也像離這個世界很遠很遠”。林真老漢，因沒第二次把朱小菊從這條大河裡救起來而自責。自責到自己投河謝世。這對“我”的影響太大，使“我”感覺到“離這個世界很遠很遠”。寥寥幾筆，作者把一個少小的“我”，單純無邪的心境，不諳世故的心態，寫得淋漓盡致，神形並茂。

《河床》這部小說，十分注意在刻畫人物時抓住特徵加以誇張，即使是在用散文的筆鋒觸及到人物的性格、心理的時候，也能選用切合其特徵的詞語，以準確揭示人物。其行文變化多端，語言形象生動，善於傳神寫照，讀來韻味無窮

陳啟文為“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數年來他一直在與文壇隔絕的狀態下孤獨地寫作，作為自由作家，他執著地恪守著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對於那個文壇，既不參與其中的遊戲，也不關心其中的規則。這使他的散文隨筆顯示出獨異的剛健與冷峻，又具有作為時代與社會先覺者的敏感觸覺和強烈社會責任感，與時下一味高蹈或甘於邊緣的文風不可同日而語，他傳達出了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自做主宰、獨立不倚、不甘與世浮沉的創造精神和濃烈鬱結的憂患意識。

陳啟文具有很深的文學功底，熟諳遣詞藝術的奧秘，因而對遣詞鍊字把握得十分得體。“我在那個冬天的傍晚，突然被無數的喊地聲驚醒。喊叫聲是從遠處、從一些我無法辨別的方向傳來的。當我醒來時，我像是舒服地躺在搖籃里。我搖晃著腦袋，兩隻眼睛望著天空，和一群被落日染紅了翅膀的白鷺在一起。然後我就發現自己是躺在一條大河裡。”

生命是一種假設

作者：李穎

我必須承認，我害怕見到陳啟文。

每次見到他，心裡總是很忐忑。我很害怕被他看穿，怕一不小心成為他筆下的一個可笑可憐可悲的人物。我不得不相信，有些人，生來就具有一種天賦，不經意間就能洞悉一切，所以，見到他，我必須仔細打點起十二分的小心，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一定得說就作淑女狀，總之不能授他以柄。

2002年的一天，我和黃海洋穿過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在一個角落裡找到了陳啟文。我們之所以去找他，是因為讀了他的作品，我們很想見見這隻生蛋的雞。他從他那張過時的桌子上抬起臉來。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那本著名的《宋美齡》，寫完《宋美齡》之後，陳啟文沉默了10年。在這10年裡，他認真地活著，吃飯，行走，以及思考。這是一個人來人往心事重重的世界。而陳啟文已經做好了必要的精神準備。10年後，他終於選擇了與生活達成和解，他拒絕了來自世俗社會中的身份。拒絕了讓他獲得一種所謂尊重的身份。也就在那一刻，他超脫了生活之外，他的日常生活變得簡單。

當我們路過菜市場、水果店、咖啡館時，他就生活在我們的附近，躲在岳陽這座小城金田花園二樓的一個窗口下面，重新砌造的一個內心的居所里，進入了另一種生活。寫作，這塵世不滅的燈盞，陳啟文是用它在清掃世俗生活留在心靈上的塵埃。他孤獨的靈魂，將永遠不會被赦免。

某一天，一位朋友說，陳啟文10年前是很帥的。另一位朋友接著說：蟋蟀的蟀。陳啟文大笑。我想起了法布爾老人的昆蟲記里說，蟋蟀是一種你即使把他囚禁起來，也要嘹亮歌唱的昆蟲，絕不會像別的動物一樣鬱鬱而終。在這個充滿物質的世界里，陳啟文超脫地活在自己的精神疆界里，生又何歡，死亦何懼？有一天陳啟文從外地回來，第二天我和幾個朋友見了他，他笑著說，差點你們就可以弄餐飯吃了。又說，你們報紙上我的名字差點就要加黑框。差點你們就可以寫紀念文章搞筆稿費了。後來我知道，原來是他所乘坐的飛機差點就出事了。由此，我相信陳啟文，他就是返回到人性部落中的敲鐘人。當天空變得昏暗，他願意自己是一道閃電。

他這樣敘述他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她越來越胖，也越來越潑，彷彿她不胖就對不起她的潑，又彷彿她不潑就對不起她的胖。”在敘述的原野上，他已經找到了表達的出口。他孤獨地敘述著曾經經過的一切，並有意識地丟棄了抒情。陳啟文依然固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和思想貞節，他一邊拒絕著時下泛濫的時尚文學，一邊重建和完善著自身的精神體系。

三年前，我拂去多年來停在我身上的倦意與微塵，靜靜讀完《彷彿有風》，我感到這條詩意的長河自詩經時代流來，如今早已擱淺沙灘。在這個作品中，我卻分明又感受到這種詩意，它並非作者刻意營造，不是化石般地復古，而是從作者心靈深處汩汩流出，它是那樣的真切和濃郁，使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它又是那樣陌生和遙遠，當我掩卷打開窗戶，眺望滾滾紅塵，竟感到恍若隔世。

2006年的一個夜晚，靜靜地讀了陳啟文的《河床》，我流淚了。我在自己庸常的生活中體會到了一種最闊大的真實，也隱約感到，作者在一種近乎冷酷的敘事中隱藏著最深沉的悲憫。

是的，他早已經將自己放在了靈魂的祭壇上，拷問人性的本原。對人性深沉的追問，是他寫作的初衷，也是他寫作的終極態度。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筆下，有一群人，滯留在原地，無望和徒勞地掙扎，在苦難和憂傷中輪迴。我不知道該怎樣解讀《河床》，我不知道河流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或者就是一場隱喻，我也不想或者說害怕深究它的真意……這個作品中有一種“場”，它使我徹夜未眠。

就在這個夜晚，我經歷了一場春雨。城市寂寞，大雨蒼茫。在風雨聲中，有一個聲音遠遠傳來，穿越楚風吳雨，扶送人類數千年受苦的靈魂。

這場雨蓄謀已久，沖刷著整個世界的安寧，也幾乎洞穿了我的一生。

那一夜，我以為，生命，是不存在的。

也許，生命真的只是一個假設，他就這樣，總是樂呵呵地與我們聚會，喝酒抽煙，言笑晏晏，世界就在眼前，陳啟文無法忘卻注視。他卻又總想在面前的生活中突然消失。我常常這樣揣度他。

也許，他自己也不知終將去哪裡，只在每年回江南掛清明的路上，默然無語。

在這座城市，有一條隱秘的路，從炮台山穿過年豐巷，再轉到雲夢路，直抵金田花園，這是我的精神隧道。近日，為了鋪設一種管道，有建築工人正在這裡開挖，塵土飛揚。

2021年1月，2020年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揭榜，陳啟文《為什麼是深圳》獲優秀報告文學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