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裡，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裡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后，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于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也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毛澤東於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 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1966年5月7日

1966年8月1日，正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的當天，《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應當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中向全國公布。全國各大小報刊都轉載了這篇社論。社論評價說：“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種經驗，研究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經驗，特別是吸取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教訓，創造性地對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作出了科學的答案”。“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把各行各業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口號風行全國。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種時髦。到處辦起五·七工廠、五·七農場、五·七飼養廠、五·七大學、五·七中學、五·七幹校、五·七醫院等等。沒有貼“五·七”標籤的單位，也在走“五·七”道路。《五·七指示》在當時確實成了治軍、治民、治國的綱領。

五七工、五七幹校、五七戰士、五七大學、五七工廠、五七街道、五七大橋、五七水庫、五七鹽場、五七林場、五七站、五七水電站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按照《五·七指示》的設想，將會形成如下的社會：

第一，一個逐步消滅分工的社會。按《五七指示》來做，每個單位都有工、有農、有學、有兵，從而可以自成體系，自給自足。社會各行業之間的專業區別將消失。很顯然，這是用自然經濟的思想來改造社會，同社會發展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趨勢背道而馳。

第二，一個逐步消滅商品的社會。《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學校”是對把人民公社辦成一個“小社會”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毛澤東設想由軍隊帶頭，在各條戰線搞起來。但人民公社內部工、農、商、學、兵五業俱全，而“大學校”里只有工、農、學、兵，砍掉了商業。這是毛澤東的疏忽嗎？不是。這是毛澤東經過60年代初期的幾年探索和研究之後，下了決心，要逐步消滅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制度。辦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大學校”，是他設想出的消滅商品的途徑。

第三，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毛澤東提出消滅社會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實現人們在勞動、教育、物質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產力極大發展的條件下來消滅三大差別，而是用平均主義的辦法消滅三大差別。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的批示，簡稱《五七指示》。報告說，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毛澤東在批示寫到：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講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並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毛澤東還指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5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的批語和總後勤部的報告。這個批示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認識和超越階段的構想，在它“文化大革命”時期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