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

曾志，女，原名昭學。宣統三年四月四日（1911年4月4日），生於衡永郴桂道宜章縣完成團城廂鎮汪家沖（今屬湖南省宜章縣城關鎮）。

民國13年（1924）秋，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在校積極參加反對舊禮教、反對男女不平等、反對官僚軍閥活動。

民國15年（1926）8月，考入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報名時改名“曾志”。同學問：“為什麼要改名？”她回答說：“我就是要為我們女性爭志氣！”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成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曾志給母親寫信，並在彭鏡秋的幫助下，堅決解除了父母包辦的婚約。

1927年春，曾志從講習所畢業，擔任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與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部長夏明震結婚。同年，到湖南郴州開展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縣縣委書記，曾志任秘書長。

次年1月，曾志參加湘南起義。同年3月，夏明震在郴縣“反白事件”中犧牲。不久，曾志調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秘書，與黨代表蔡協民結婚，並一起上井岡山。先後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支部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紅四軍返回瑞金，部分幹部存在軍隊應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單純軍事思想，毛澤東受到排斥，離開前委領導崗位，這時，擁護毛澤東的曾志，也受到排擠。

1929年，離開井岡山，被派往福建工作。先後擔任共青團閩委組織部部長，福安中心縣委委員，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縣委書記。

1934年5月，蔡協民被叛徒出賣犧牲。在福建廈門，她和陶鑄以夫妻名義一起開展革命工作，隨著感情加深結合成夫妻。

1935年春，敵人大舉向閩東進攻，組織安排她離開閩東，到廣東白區治病。

1937年，先後任中共湖北臨時省委婦委書記、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兼教員。

1938年10月，任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書記。延安整風時期，曾志因“閩東問題”受到1年零4個月監禁審查，最後沒有下結論，成為歷史懸案。她以堅強的黨性、寬闊的革命胸懷和堅強的革命意志，背著歷史包袱走過抗日戰爭。

1939年12月，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先後任瀋陽市委委員、鐵西區委書記、遼吉省委委員、遼吉一地委副書記、五地委副書記、瀋陽市委常委、職工部部長、瀋陽市工會、婦聯籌備處主任。

1949年5月後，先後任武漢市軍管會物質接管部副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兼廣州電業局局長、黨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委員、常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

195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意廣東省委經過兩年調查和審查後作出的正式結論：“曾志歷史清楚，政治上無問題”。

1966年5月，陶鑄調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時任廣州市委副書記的曾志因病請假到北京療養。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陶鑄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決鬥爭。中央專案組對曾志所謂的“閩東問題”又進行長時間的“審查”。

1969年，在陶鑄最後一段艱難歲月中，曾志始終支持、照顧丈夫。陶鑄生前作《贈曾志》以示感激：“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1977年12月，曾志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協助胡耀邦開展平反冤假錯案和考察培養經濟、科技戰線幹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

1980年，她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原則考察選拔200餘名優秀中青年高級幹部。

1982年9月，在中央十二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並任中顧委臨時黨委副書記。

1983年7月離休。

同年10月，她重返革命舊地閩東，了解到閩東尚未擺脫貧困，且未定為老蘇區、老根據地時，向中央書面報告，1984年，問題得到解決。1987年12回湖南郴州參加湘南起義60周年紀念活動。1992年，曾志當選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4年10月，回湖南宜章參加鄧中夏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

1998年6月21日21時39分，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曾志留下遺囑把省吃儉用節省的6萬多元錢全部捐獻給祁陽和宜章兩縣的“希望工程”。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寶山安息的曾志同志，卻選擇了安靜地回歸井岡山。生前，她特別給黨中央寫信，在《留言——生命熄滅的交代》中，她極力要求身後事簡樸、簡單辦理，並讓女兒陶斯亮將其骨灰撒在井岡山。中組部根據曾志同志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送別活動。遺體於1998年6月26日在北京火化，骨灰埋在井岡山中國紅軍第四軍醫院舊址旁的一顆樹下。

第一任丈夫夏明震 中共郴縣中心縣委書記（犧牲后，陳毅代理郴縣縣委書記）、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師黨代表

第二任丈夫蔡協民 中共福州中心縣委書記兼軍委書記

第三任丈夫 陶鑄 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

石來發（與夏明震之子，托撫養石禮保副連長故名）、

蔡石紅（與蔡協民之子）、

陶斯亮（與陶鑄之女）。

凡看過央視熱播電視連續劇《延安頌》的人，一定不會忘記劇中這樣一組鏡頭：一位年輕漂亮、性格潑辣的紅軍女幹部，剛剛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延安，就急著來拜見毛澤東主席，她來到毛主席住處時，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擺弄爐子燒水，她望著毛主席的背影沒吱聲，笑眯眯地踮著腳，輕輕繞到毛主席背後，猛然拍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朗聲叫道：“老毛！”毛主席一回頭，立即驚喜異常，馬上拉住她的手問長問短……就這一聲“老毛”，足見這位年輕女同志與毛主席的關係非同一般。

這組鏡頭真實再現了當年的歷史畫面。那位敢於直呼毛主席“老毛”、讓毛主席視為親人的女幹部，就是15歲投身革命，參加了黨領導的衡陽暴動，接著跟隨毛澤東舉紅旗上井岡，成為我黨革命鬥爭早期為數不多的女幹部之一的曾志同志。

曾志曾對毛主席說：為了革命，我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

曾志同志1911年出生在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隸州宜章縣（今湖南省宜章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風的年代，她15歲就毅然投身革命，進入了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當時唯一的女學員，並於當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她參加了黨領導的湖南暴動，接著上井岡山，擔任了紅四方面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此後又跟隨紅軍轉戰贛南、閩西打游擊，創建革命根據地。

曾志一生十分坎坷。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左傾路線”的迫害，她曾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嚴厲的黨紀“處分”。家庭生活中，兩位伴侶夏明震、蔡協民在血雨腥風的革命鬥爭歲月里先後為革命捐軀。為了革命，曾將三個親生兒子先後送人撫養。她只有一個信念：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捨得一切。1938年曾志與正在福州從事地下工作的陶鑄同志結婚，可婚後不到一年，陶鑄同志又被捕入獄，5年杳無音訊。儘管如此，曾志依然在閩東一帶和葉飛同志一起領導遊擊戰爭。曾志與陶鑄風雨同舟37載，只育有一女，這就是大家熟悉的陶斯亮。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鑄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對穩定生活期間的結晶。曾志說，陶斯亮是一個頑強的生命，是經過兩次生死的考驗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一次是自己懷孕7個月外出執行任務時，所騎馬匹由於受驚突然狂跳起來，一下就把毫無思想準備的她摔到了地上，當時在場的同志都嚇壞了，趕緊把她送到醫院，經醫生檢查曾志摔成了腦震蕩，但腹中未來的“陶斯亮”卻安然無恙。另一次是分娩時，由於護士沒有接生經驗，一時有些手忙腳亂，剛臨世的“陶斯亮”直接掉到了地上……陶斯亮的到來，給戰爭年代的曾志、陶鑄夫婦帶來了無盡的歡樂。每每提及這段生活，曾志同志臉上都會洋溢著幸福的微笑。

1945年當陶斯亮剛4歲時，革命鬥爭的高潮又來臨了，根據黨的需要，陶鑄和曾志同志將被派往東北淪陷區組織敵後游擊鬥爭。恰在這時，曾志同志患了闌尾炎，在做手術時，她考慮到敵後鬥爭會很殘酷，日後還有許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時做絕育手術。當組織徵求陶鑄同志意見時，陶鑄同志用白紙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見，同意。”術后不久，他們夫婦就奉命奔赴東北戰場，臨行時，曾志戀戀不捨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給了一位經過長征考驗的戰士楊順卿照看。母女倆分別時，曾志無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還能和女兒團聚，就十分鄭重地對楊順卿說：“我們把這個孩子託付給你了，如果我們回不來，這個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鑄同志在向毛主席辭行時明確表示：“為了革命，決不考慮個人得失，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當時毛主席充滿激情地讚歎道：“這才是陶鑄和曾志！”在艱苦歲月里，每當革命和家庭生活發生矛盾時，曾志同志總是這樣“開懷天下事，不言身與家”。

曾志曾對陶鑄說：我過去忽略了做妻子的義務，對不起你

新中國成立前夕，曾志離開東北，被任命為中南局重工業部副部長，新中國成立后又相繼擔任了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常委等職，一直身居高位。幾十年來儘管職位越升越高，但她始終“一心為國，兩袖清風”，日夜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忘我的工作，期盼著黨和國家興旺發達，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即使在“文革”那段自己被揪斗、女兒被遣送、陶鑄同志被迫害致死的黑暗日子裡，她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崇高信仰。

“文革”開始不久陶鑄同志被從廣東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革”辦公室主任，不久，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名列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之後的中央“第四號人物”。但時間不長，1967年1月，陶鑄同志由中央“第四號”人物一夜之間變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全國“打倒陶鑄”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口號聲此起彼伏，“掛牌批鬥”更成了家常便飯，曾志同志也經常被拉去和“劉、鄧、陶”一起挨斗。每次親眼見到相依為命的丈夫被一撥一撥的人踢來打去，她的心都在顫抖、都在滴血，為了強忍心中的刺痛，她經常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來。無休止的武力批鬥，使陶鑄同志的身體受到極大的摧殘，1969年初他被查出患了癌症。9月的一天，剛剛早晨7點，曾志就被有關負責人叫了去。“中蘇關係緊張，可能要爆發戰爭，組織決定陶鑄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這位負責人像背課文一樣傳達了“上級的指示”。

曾志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家裡，看著重病在床的丈夫，她沒有說話，想把這無情的消息晚點告訴陶鑄。然而，什麼也瞞不過相依為命幾十年的丈夫，陶鑄輕聲說：“告訴我吧，他們找你什麼事？”話語中透著對一切突發事件都能泰然處之的平靜。於是曾志說明了發生的一切。沉寂，很長時間的沉寂，隨著時間的流逝，淚珠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順著曾志的臉頰滾落下來。後來還是曾志先打破了沉寂，她唏噓著說：“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只有3天了……我過去忽略了做妻子的義務……我對不起你！我一直想著補償……”陶鑄拉過曾志的手，說：“不，我非常留戀過去的生活。”“可是我……”曾志還想說什麼，陶鑄攔住了她的話頭，若有所思地說：“那樣的生活我們不會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說完他從身邊拿出一張紙片遞給曾志：“不說了，這是我最後送給你的一點紀念。”曾志打開紙片，只見上面是用鋼筆寫的一首詩——《贈曾志》。夫妻之間的深情厚誼躍然紙上，詩中寫道：“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曾志捧著丈夫的詩作看了又看，然後小心翼翼地捲起，一針一線地縫到了衣服里……

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到廣州，遠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來為母親送行。此時北京已是初冬，涼風陣陣，滿地落葉，曾志在女兒的陪伴下，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行程。就在這對母女在半路中轉時，得到了陶鑄同志在合肥去世的噩耗，這猶如晴天霹靂。陶斯亮聽到消息后淚如泉湧，難以自持，而久經風雨的曾志則緊握雙手，含悲忍痛。後來老人家回憶說：“當時我就堅信，黨和國家這種不正常的狀態不會持續太久，我們的黨有能力將他糾正過來。”

曾志曾對自己說：我死後遺體送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沒用的火化

粉碎“四人幫”以後，曾志在中央組織部擔任副部長工作期間，參與組織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與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使一大批老幹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為國家選拔、培養了很多人才。離休后雖然年事漸高，她依然以國事為重，關心年輕幹部的培養，積極支持和參與一些對年輕幹部的教育工作，經常叮囑他們：堅持信仰、堅持原則，努力工作，為國家效力。晚年，她還十分關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問題，發表了許多非常深刻的見解，在一次有關下一代教育的會議上，她就頗有見地的指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主要是在領導幹部和經濟領域中展開，然而精神領域中的腐敗也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忽視對下一代的正確引導，忽視下一代全面素質的提高，甚至嬌寵下一代，同樣是一種腐敗，同樣危及到我們民族的興亡。”老人家這段論述，如今聽起來，依然發人深省。

就是這樣一位身居高位，並時時關心著年輕一代進步、成長的革命老人，而她自己與蔡協民烈士所生的兒子蔡石紅，直到她去世時，仍在革命老區井岡山務農。曾志同志一生就是這樣，國事家事經緯分明，從不混淆，這已成為她做人做事的原則。

這種原則的恪守，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後關頭也毫不含糊，生命已經亮起“紅燈”時，她想的依然是國家，忘的依然是自己。曾志生前就立遺囑要求親屬：“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在家中設靈堂；京外家人不要來，北京的任何戰友不要通知……遺體送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沒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過的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旁的樹林里。”言辭鑿鑿，擲地有聲。

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歷程，魂歸蒼山……陶斯亮在給媽媽的小花圈上這樣寫道：“您所奉獻的遠遠超過一個女人，您所給予的遠遠超過一個母親！”

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的歡樂、憂傷和祖國的命運融合在一起的時候，他的精神才會真正博大起來。曾志同志就是這樣一位一生忘懷一己以國事為重的巾幗英傑。

我黨組織戰線傑出的領導者，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曾志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98年6月21日21時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曾志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丁關根、李長春、李鐵映、吳邦國、遲浩田、張萬年、羅干、賈慶林、溫家寶、曾慶紅、吳儀、宋平、宋任窮、司馬義·艾買提、王兆國、趙朴初、陳俊生、胡啟立、毛致用和江華、肖克、習仲勛、葉飛、王鶴壽、陳慕華等同志，前往醫院看望或以不同方式向其家屬表示慰問。

根據曾志同志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送別活動。遺體已於6月26日在北京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