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在大路上

《我們走在大路上》是由李劫夫於1962作詞譜曲的一首紅色經典歌曲。這是一首鼓舞人們士氣的歌曲，周恩來總理非常喜歡這首歌。

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創作構思醞釀於1962年的春天，發表於1963年春天。當時，共和國剛剛告別艱辛、苦痛的三年困難時期，即將進入“知天命”年輪的劫夫在那時醞釀創作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正是那個時代最強音的能動反映，是中國人民矢志戰勝天災人禍，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心曲與戰歌。

1992年12月，《我們走在大路上》被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列為124部華人經典音樂作品之一；1997年7月，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等與首都數萬名群眾一道齊聲高歌了《我們走在大路上》；1999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樂曲又成為代表一個共和國歷史時期的進行曲。

劫夫，本名李雲龍，1913年11月17日（農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吉林省農安縣城的劫夫，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與歌曲創作結下不解之緣的。

1937年5月，他帶著一把小提琴到達延安，進入中國工農紅軍延安人民劇社，繼而轉到新成立的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專門從事美術宣傳工作，同時試筆抗日歌曲創作。

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劫夫隨同西北戰地服務團到達晉察冀邊區，在敵後戰場逐漸進入抗日歌曲創作的高產期，先後譜寫出《我們的鐵騎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狼牙山五壯士》、《忘不了》等傳世之作。抗日戰爭後期，他轉到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出任衝鋒劇社副社長。

1945年11月，他隨部隊挺進東北，擔任由衝鋒劇社改建的熱河軍區勝利劇社副社長；轉年開春，加盟原冀熱遼軍區尖兵劇社，轉任冀東軍區文工團團長，在其祖籍之地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和音樂創作活動。1948年秋天，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九縱隊文工團團長的劫夫，轉到前身為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任音工團副團長。

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東北魯迅文藝學院音樂部的基礎上負責一手創辦了東北音樂專科學校，並將其發展成全國有名的瀋陽音樂學院。新中國成立后，劫夫在全力以赴地從事音樂院校領導工作的同時，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通俗歌曲，成為國內少有的高產作曲家，並在1964年4月就在瀋陽舉辦了個人作品音樂會。

“文革”風暴來臨，他遭受衝擊，幸而得到來自中央上層的“保護”，未被“打倒”。後來，因種種原因，他在林彪事件中受到牽扯，長期受到“隔離審查”。

1976年12月17日，剛剛年滿63周歲的劫夫，被猝然突發的心臟病奪去生命，留下了一曲異常凄婉的長長悲歌。

40多年前，由著名的人民音樂家劫夫作詞作曲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幾乎唱遍了祖國的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這首慷慨激昂，意氣風發，讓人在當時那個時期一唱起來就熱血沸騰，豪情滿懷，渾身上下鼓滿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前進力量的歌曲，流傳至今，業已成為跨世紀的經典音樂作品。那麼，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究竟是怎樣創作出來的？周恩來總理生前為何那麼欣賞和喜愛這首與他當年的瀋陽之行有關的歌曲呢？

對於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創作過程，多年來，劫夫的夫人張洛和其女兒李青等都有比較清楚的記憶，瀋陽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霍長和撰寫的《紅色音樂家——劫夫》一書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述。如今，已經完全可以確定，《我們走在大路上》醞釀和創作於1962年春天和夏天，發表於1963年春天。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歌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音樂旋律。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創作構思醞釀於1962年的春天，並不是偶然的。當時，共和國剛剛告別艱辛、苦痛的三年困難時期，即將進入“知天命”年輪的劫夫在那時醞釀創作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正是那個時代最強音的能動反映，是中國人民矢志戰勝天災人禍，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心曲與戰歌。

毋庸諱言，在共和國遭遇三年困難時期，作為作曲家和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心情也是相當壓抑的。1957年春天，他在“整風”、“鳴放”時對全省文藝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和建議，後來險些被劃為“右派”。1959年冬天，在“大躍進”時表現並不怎麼後進的劫夫，在“反右傾”鬥爭中卻受到了嚴重衝擊，被定為“犯有右傾主義錯誤”。當時，他被迫作出“檢查”，產生了不如去做“一個普通百姓”的念頭。而心情的壓抑和情緒的低落，也影響了歌曲創作，他在那兩年創作的音樂作品寥寥無幾，屈指可數。

作為瀋陽音樂學院院長和一個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開始好轉，情緒重新高漲，是在1962年春天。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被稱作“七千人大會”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客觀的全面總結，確立了以調整為中心的經濟工作方針。在“七千人大會”召開前後，全國各地對在那幾年搞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風反右”運動中，受到不恰當甚至錯誤批判和處分的一批幹部普遍進行了甄別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傾主義錯誤”問題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時甄別。看到共和國曆經幾年的艱險與磨難，在那個新春開始了國民經濟建設的全面復甦，劫夫的心情是異常激動的。他覺得，戰爭年代的良好作風和革命鬥志又回來了。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個被黨培養多年的文藝戰士和與人民血肉相連的音樂家，理應把黨和人民的這種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寫出來，唱出去。在春日載陽、東風解凍，一掃肅殺鬱塞之象的百卉昭蘇的那個春天，正在為毛澤東詩詞繼續傾心譜曲的劫夫，覺得心中襲滿了慷慨悲壯的美感。在那些日子裡，他突然萌生了一種像戰爭年代那樣，為祖國和人民譜出一曲鬥志昂揚的進行曲，寫出一首鼓舞人們繼續奮勇前進的戰歌的強烈慾望。自此，表達這一戰歌主題的詞語開始在他的腦跡盤旋，唱出這一進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動。

把異常複雜的情感用比較明快的歌曲表達出來，並不容易。劫夫這首謳歌新的時代氣韻的歌曲創作，並沒有像在抗日戰爭時期創作一些歌曲那樣順口而出，一氣呵成。此外，是否應當寫出這樣的歌曲拿出去發表，他依然有些拿不太准。春去夏來，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機會，在下榻的北京飯店向曾經擔任熱河軍區勝利劇社社長的老戰友、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文化部部長的安波談了自己的創作念頭與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創作出風靡一時的秧歌劇《兄妹開荒》的著名音樂家安波，聽到劫夫的話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奮，當即鼓勵劫夫，說他這個創作路子是對的，歌曲還是得反映時代本質的東西。這在思想和精神上，堅定了劫夫把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創作出來的信心和勇氣。事有湊巧。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際，中共中央東北局和遼寧省委決定為正在瀋陽主持召開工業調整會議的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組織兩場文藝演出，電召安波火速返回瀋陽準備。劫夫隨同安波趕回瀋陽幾天後，在演出現場見到了周恩來總理，並被周恩來請到住處，進行了夤夜長談。應當說，是與周恩來的那次夤夜長談，使得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創作得到脫胎而出。

據有關人員回憶，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了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進一步貫徹和落實中央關於“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與國務院一些部、委主要領導人一同來到瀋陽，從5月29日起主持召開有東北局和東北三省主要領導同志參加的工業調整會議，先後在瀋陽停留有18天。會後，周恩來等人又去吉林、黑龍江等地視察了工業生產情況。

兩場文藝演出是在工業調整會議即將結束時舉行的。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來在觀看了遼寧省文藝工作者以音樂會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會之後，餘興未盡，把陪同他觀看演出的安波，還有安波在晚會現場介紹與他見面的劫夫邀請到了北陵休養所。在簡單地吃點夜宵之際，周恩來與他倆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傾心交談。在交談時，肩負使國民經濟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來的感情分外激動。他向兩位音樂家講述了當時國家面臨的嚴峻的經濟形勢，並直言不諱地談到了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等問題。當時，他異常激動地說，你們要相信，黨和國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領全國人民戰勝困難，繼續前進，對此大家要充滿信心。這次談話，持續到下半夜兩三點鐘。由於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聽完周恩來的談話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養所。劫夫當時聽了共和國總理的談話，心情相當激動，到了臨時安排的房間，依然睡意全無，一再向同樣激動難眠的安波表示，周總理的談話，對他教育和啟發很大，他一定要以周總理的談話精神為宗旨，唱出中國人民高抬起頭，挺著胸膛，鼓足勇氣，振奮民族精神，戰勝一切自然災害和艱難困苦的勇氣和精神，並決定把周總理說的“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等原話用到歌詞里，直接把周總理倡導的不屈精神和鋼鐵意志傳達出去，表現出來。據說，就在兩人徹夜未眠之際，劫夫定下了《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題和主調。

種種情況表明，意外得獲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的夤夜長談，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創作並沒有因此而一蹴而就，水到渠成。《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創作，反而成了劫夫分外心重、精雕細琢的音樂作品。那一年，劫夫一面反覆琢磨《我們走在大路上》的詞曲，一面從正在譜曲的毛澤東詩詞中汲取營養，並在那年冬天順利地譜出木青作詞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配合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的歌曲。

據林成敦在1983年第2期《音樂生活》發表的談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誕生與特色的《唱而不衰 析而見長》一文回憶，《我們走在大路上》初稿的歌名和第一句歌詞都是《我們走在寬廣的大路上》，句子長些，作為歌名也不簡練、醒目，譜成的曲子也有點拗口，不利於音樂表現。當時，劫夫在家裡試唱時，有人提出，能否把句子再簡練些。後來，劫夫經過多次修改，去掉了“寬廣的”這一形容詞，才把歌題和第一句詞都精練成“我們走在大路上”，使歌名顯得異常明了、響亮，起句的旋律也可頗有氣勢和勃勃生機地噴口而出了。時至1963年春天，劫夫在趕寫一些歌頌雷鋒的歌曲前後，《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創作終於瓜熟蒂落，脫穎而出。經過反覆修改和凝練，他加上了強調主題和氣勢的副歌，自己反覆吟唱，並多方徵求修改意見，在感到可以比較圓滿地交卷以後，才將其拿給省內有關報刊，並把成稿帶到北京，交給了《歌曲》雜誌。著名音樂家呂驥等對之略加斟酌、改動，主要是把“毛澤東走在我們的前頭”改為“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隊伍”，使之在《歌曲》雜誌迅速發表出來。上口易記的二段體結構的分節歌《我們走在大路上》問世以後，迅即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由衷喜愛，很快就唱遍了祖國大地。

《我們走在大路上》，理所當然地成了那幾年人們久唱不衰、膾炙人口的群眾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發表以後，劫夫的歌曲創作得到了周恩來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分外關注。劫夫是在1966年4月1日再次見到周恩來總理的。當時，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劫夫和夫人張洛，與軍旅歌詞作家洪源一起在3月28日由北京趕到了邢台地區抗震救災前線。4月1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再次到邢台地區地震災區，視察災情，慰問受災的幹部、群眾和抗震搶險的部隊官兵。劫夫有幸到直升飛機落地之處親自迎接周總理到來。據《紅色音樂家——劫夫》一書記述，那天，周恩來一見到劫夫就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著，還當場唱了幾句。嗣後，周恩來又鼓勵劫夫多創作一些表現當地老百姓戰天鬥地的精神，鼓舞抗震救災鬥志的歌曲。

周恩來在邢台地震災區表示的讚揚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幾句話表明，《我們走在大路上》完全體現和反映了他當年在瀋陽與安波、劫夫夤夜長談的精神實質，也完全體現和反映了中國人民應有的“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地走在社會主義建設“大路上”的革命精神和時代風貌。可惜，周恩來在那幾年都在那些場合唱過《我們走在大路上》，已經很難追述了。

《我們走在大路上》是在1972年遭到禁唱的。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人們又把這首熱情洋溢，充滿豪邁樂觀的時代精神的歌曲，從《我們走在大路上》的誕生地 ——瀋陽率先唱了起來。後來，根據時代的變化，歌詞反覆進行改動，基本擯棄一些政治烙印，貼近了新的時代風貌，適應了時代的變遷及歷史發展的腳步。

1992年12月，《我們走在大路上》被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列為124部華人經典音樂作品之一；1997年7月，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等與首都數萬名群眾一道齊聲高歌了《我們走在大路上》；1999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樂曲又成為代表一個共和國歷史時期的進行曲。

曾經受到周恩來交口稱讚，旋律優美，動聽上口，具有很強的音樂性和音樂表現力，用簡單、概括的語言來表達情感，能唱到人的心裡去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毫無疑義，是劫夫超越時空的優秀遺作之一。

這是一首二段體結構的分節歌，結構簡單，旋律積極向上，節奏鏗鏘有力，激情澎湃的歌聲響徹中國大江南北。該曲唱出了中國共產黨追求理想、披荊斬棘把社會主義建設好的堅強信念。唱出了全體人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在建設社會主義大路上闊步前行的豪邁氣概。該曲是一首催人奮進的歌，更是鼓舞激勵著一代代中華兒女，向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