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渡天主堂

董家渡天主堂在上個世紀曾是天主教江南教區主教座堂。自本世紀初徐家匯天主堂落成后，它的傳教中心地位才被取代。1844年中法《黃浦條約》簽定后，西方教會利用政府對老天主堂的賠地（一為小南門外大悲閣，二為老北門外張家祠堂，三為大南門外教會墓地）。於道光27年（1847年）二月在董家渡建造教堂。同年11月21日羅伯濟主教主持了奠基禮。咸豐三年（1853年）落成，同年農曆二月二十六日（主歷四月四日）正式開堂。該堂奉聖方濟各沙勿略為主保，故定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略堂。這是中國第一座可容納2000餘人的大型教堂，其規模之大，為當時全國之首。董家渡天主堂又是上海教區第一座主教座堂，座聖堂由范廷佐輔理修士設計的，仿照羅馬耶穌會總會的聖依納爵大堂建造，期間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工程建造長達6之久。

董家渡天主堂教堂正立面為三段式。下段以四對愛奧尼克式柱劃成三間──使大門開有三個入口。進門旁的雙柱當間有磚砌的中國式對聯，外端的兩對立柱間則塑有神龕；中段牆面正中嵌入一隻圓形大時鐘，其上兩端各聳立一座鐘樓，樓內銅鐘據說是一個半世紀前的原物；上段山牆做成具有典型巴洛克氣質的卷渦式樣，中央辟出一額，直書“天主堂”三個大字；頂上豎起鐵十字架，長近四米，據說有一噸來重。大堂內部采拱頂而非穹頂，輔之以青綠藻井圖案構成天花；堂內粗壯的立柱測算來約有四米周長，其中一柱內還有樓梯可上唱經樓。唱經樓是位於進門上的一道夾層，這裡遙對遠處的祭壇，側望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堂內牆面高處的精美浮雕。作為中西合璧的具體體現，這些浮雕表現了十分中國化的蓮、鶴、葫蘆、寶劍、雙錢等內容。在建造期間，當時發生了瘟疫疾病，傳教士把部分資金分施給急需的人，解了眉然之急。最後取消了上層一排的玻璃和中央圓頂。在原來式樣的三分之二高度處封頂了。縮小和簡化了鐘樓，並形成聖堂內幾個碩大的柱子，形成室內2.5米×2.5米的柱子，它們的周長約有十米左右，其中一柱子內建有旋轉梯子抵達唱經樓。大堂頂部是拱形吊頂，能起共鳴作用。教堂的鐘樓內有大小四口與教堂同年齡的銅鐘，祈禱鳴鐘時，方圓幾公里都能聽見。聖堂頂上的鐵十字架長逾四米，重達一噸。

董家渡天主堂聖堂正面為巴洛克式風格。室內更多地採用文藝復興時代的風格，平面呈長十字形，中央主廊較多，兩測較低為三廊型巴西利卡式，極為寬敞。同時室內裝飾也添加了中國文化的風韻。室內浮雕呈現中華民族圖案，如蓮花、仙鶴、雙錢、地坪鋪大方磚，為早期天主堂延襲中國裝飾習俗品範例，體現當時東西文化在建築上的交融。

公元1557年，當時作為東印度耶穌會佈道團觀察員的范禮安曾給東方的傳教事業制定了開拓性的新方向──即“文化順應”政策：他要求到中國的傳教士首先中國化。范禮安本人未到中國，但他的思路卻被證明有預見性，而且最終產生了效果──他的追隨者羅明堅和利瑪竇，尤其是後者很起作用。他不僅進入了中國，而且還到了當時明朝的兩個首都。他在北京住了10年，致力於向朝廷的官員們宣講天主教教義和傳播西方科學知識，並且成功地為相當範圍的士大夫群落所接受──徐光啟就受洗於他。他比起另一個註定也要在西方在華傳教史上留下一筆的傳教士幸運得多──那就是與董家渡天主堂有關的第一位旅華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董家渡天主堂最初的名字就以他命名──聖方濟各﹒沙勿略堂。方濟各﹒沙勿略於公元1551年前來中國，由於無法進入廣東，而困於現今台山縣的上川島達4個月，最後死在那裡。

咸豐元年（1851年）在董家渡主教公署曾舉行被稱作董家渡主教會議的中國東部地區主教會議。太平天國時期，不少以沙船為生的教友遷至董家渡。民國二十六年教友達到一千七百餘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聖堂內宗教活動正常進行。迨至“文革”期間，宗教活動曾一度被迫停止，聖堂被工廠當作倉庫所佔有，聖堂內的建築均被損壞，主教墓被挖出。1978年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初向南市區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遞交了“要求歸還董家渡教堂”的提案。1981年12月歸還大堂西測二樓用房100平方米，當時修繕用作“小聖堂”。1982年在“小聖堂”內恢復正常的信仰生活，由馬耀祖神父主持彌撒聖祭。1983年12月又歸還大堂的部分及教堂西測底樓用房，聖誕節在即因陋就簡，在大堂搭建臨時祭台，由李思德主教主持復堂大禮彌撒。1984年，恢復了大堂的大部分。2000年5月1日，大堂及大堂西測用房全部歸還，修繕一新，同年9月17日由金魯賢主教主持復堂大禮彌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