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明堅

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字復初，義大利人，1543年生於義大利中南部的斯品納佐拉（Spinazzola）城，曾獲兩種法學博士學位。在取得博士學位后，他供職於曾效忠於那不勒斯的菲利普二世的宮廷。1572年他加入了耶穌會。為取得教士的職位，他完成了哲學和神學的學習。他自願到印度去傳教，並於1578年3月24日得到了里斯本的准許。同年9月，他到達了果阿，11月到馬拉巴（Malabar）海岸。在六個月之內，他經過語言訓練，已經能夠聽當地人的懺悔了。

1579年7月，羅明堅到達澳門，剛到澳門時，他遵循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的進入中國的天主教神父“應該學習中國話及中文”的要求，開始學習漢語、了解中國的風俗習慣。羅明堅是一位很有毅力並有極高天賦的傳教士，到達澳門后2年4個月，便能認識15000個漢字，可以初步閱讀中國的書籍，3年多后，便開始用漢語來寫作了。羅明堅學習中文的目的是為了傳教，他認為“這是為歸化他們必須有的步驟”。羅明堅中文能力的提高大大推動了他的傳教事業。他在澳門建立了一座傳道所，並開始用中文為澳門的中國人宣教。羅明堅把這個傳道所起名為“經言學校”，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用漢語來傳教的機構；也是晚明時期中國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學校。羅明堅之所以成為晚明時天主教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第一人，與其嫻熟的中文能力有直接的關係。1581年期間羅明堅曾三次隨葡萄牙商人進入廣州，並很快取得了廣州海道的信任，允許他在岸上過夜，因為廣州海道認為羅明堅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是一有中國文學修養的神父及老師”。

1583年，羅明堅先後同巴范濟（Francois Pasio，1551-1612）、利瑪竇三次進入廣州，並通過與兩廣總督陳瑞、香山知縣、肇慶知府王泮等中國地方官員的交涉，最終於1583年9月10日進入肇慶，居住在肇慶天寧寺，開始傳教，並著手建立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傳教根據地。在中國期間，羅明堅先後到過浙江、廣西傳教，為天主教在中國站穩腳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在廣東肇慶時，與利瑪竇一起編寫了第一部漢語—外語字典——《葡華辭典》以幫助入華傳教士學習漢語。而且，他還在澳門寫出了第一部歐洲人以漢語所寫的著作——《天主聖教實錄》，使天主教本地化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1586年11月時，他已對中國文化有了較深入的了解，自稱“我們已被視為中國人了”。1588年羅明堅為請羅馬教宗“正式遣使於北京”，返回歐洲。羅明堅在1589年抵達里斯本，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當他到達羅馬時，正好趕上教皇西斯圖斯五世（Sixtus Ⅴ，1521～1590）在不久即於1590年8月12日“升天”，在這之後又連續有3位教皇“升天”，這樣一來，教皇四易其人，請求派代表團出使中國的這一使命並未能完成。羅明堅生了病，就退居家鄉義大利的薩萊諾城。到了1607年5月11日，羅明堅在他的家鄉病故，未能再回到他開拓了傳教事業的中國來。在歐期間羅明堅把中國典籍《四書》中的《大學》的部分內容譯成拉丁文在羅馬公開發表，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了詳細的中國地圖集——《中國地圖集》。

萬曆七年（1579）七月，羅明堅神父來到澳門。正逢范禮安監會神父於十日前動身前往日本巡視。范神父臨行前會留下信件，囑咐羅神父和以後來華的西洋傳教士！務必學習並精通中國語言，明了中國的風土人清。羅明堅神父依靠天主聖寵的助佑，遵照范禮安神父的訓示努力學習中國語文。16世紀的80年代，為學習我國語文，沒有適宜的語文課本，沒有中西合璧的字典，字彙，沒有適當的教員。而羅神父這時年已卅六歲，記憶力已不很強，他遇到的困難聖言語難宣。此外，當時澳門的同會弟兄們又因傳教上的需要幫忙，往往請求他放下研讀中文的工作，來幫助他們從事可見的造福人靈的事業。范禮安神父聽說了，馬上來函抑止澳門的會士阻止羅神父的攻讀事業。並且肯定地說：這正是愈顯主榮的最好途徑。在這種苦讀鑽研下，羅神父已經能說、能念、能寫中國語文了。於是羅神父便想北上廣州，和當地的官府取得聯繫，設法獲得留居中國內地的准許，賈奈勞主教對這很是贊成，並加以有力的支持。萬曆八年（1580）至萬曆十一年（1583）羅明堅神父會來廣州小住四次，在這時期，我國廣東地方長官，准許葡商每年來廣州貿易兩次。逗留數日，日間在市區貿易，夜晚返船休息。羅神父便伴隨葡國商人來到廣州，不久認識了數位官員，取得官員的信任，獲准在陸地上，即在暹邏一貝館內居留並獻祭。

羅明堅返回澳門后，在耶穌會修院的附近建造了一座聖瑪定經院小學校。羅神父在這學校里為新入教的中國青年講授要理。並且和高麥斯（Pedro Gomez, S．J．）神父著手編寫一冊問答式的拉丁文要理。之後在廣州，由華人協助開始起草《天主實錄》一書。一五八二年，羅神父在廣州會把天主十誡譯成中文，向我國人士乘機宣講。這取名《祖傳天主十誡》的經文於萬曆十一年（1583）在肇慶出版，這篇《祖傳天主十誡》，可說是第一篇在華天主教中文經言。

萬曆十年（1582），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桑徹斯（Alonso Sanchez, S．J．）神父，為西班牙總督出使事，由馬尼拉來到廣州，惹起當地人士的懷疑。官方以之為偵探，逮捕下獄。羅明堅神父這時正在廣州，亟力拯救，方得釋放。不久廣東總督陳瑞行文香山溴制台司馬陳文畢，傳令澳門薩來約主教和澳門葡國地方長官滿多薩（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來省垣肇慶議事。葡國官員和滿主教議決，委派羅明堅神父和葡國檢查官已那拉（Panela）前往。羅明堅利用這次進見總督的良機申請留居肇慶，獲得總督陳瑞的默允。萬曆十年（1582）五月卅一日，羅明堅神父，巴那拉檢查官和桑徹斯神父同回澳門。八月七日，羅明堅期待已久的利瑪竇和巴范濟來到澳門。不久總督遣人召羅明堅神父，攜帶利瑪竇神父帶來的鐘錶來肇慶。當年十二月十八日，羅明堅偕巴范濟神父和幾位隨員帶著自鳴鐘由澳門起身，廿七日抵肇慶。不久獲准留居東關，距城一里許的天寧寺中。天寧寺舊名安樂寺，宋崇寧三年（1104）改今名。這是內地第一座耶穌會院。萬曆十一年（1583）二月十日，羅公明堅和巴范濟神父，為了隨風就俗，和一些中國朋友商議后，改穿僧服，並且刮須剃髮變成僧人模樣。不久更奉上呈來卡申請明准留居內地。萬曆十一年三月兩廣總督陳瑞被黜。羅明堅等失去官府的庇護，不敢久留肇慶，乃離省經廣州返回澳門。巴范濟神應范禮安神父的指示，立即搭舟去日本，在日本傳教多年，成績斐然。巴神父會任日本副區省會長多年。萬曆四十（1612）年受命為中日兩國耶穌會監會長。是年四月，登舟來中國視察。剛到澳門，便卧病不起，八月卅日逝世。

萬曆十一年夏，兩廣新總督郭應聘到任。為“路照”事，繼亞爾瓦來斯（Domingo Alvarez, S．J．）為澳門耶穌會會長的嘉拉耳（Francisc Cabral, S．J．）神父，乘機委派羅明堅和利瑪竇神父赴香山轉赴廣州謁見海道，申請准赴肇慶進見新總督。遭到海道的拒絕，被迫返回澳門。大家只有懇求天主，感動新總督的心，准許留居內地。

新總督郭應聘到任以後，整理批答案上留下的公文。天主的聖意，使他注意到羅明堅的呈請“撥地建寺築舍”的呈文。新總督馬上和肇慶的知府王泮議定，批准這項請求，並且委派使者，攜帶肇慶知府的函件，召請傳教士退回省垣。

萬曆十一年九月初，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聖瑪定經院的贊助人維耶加（Gassar Villeeas）大力支持下，離開澳門。九月十日抵達肇慶，蒙受肇慶知府王泮（字宗魯）的盛情款待。此後耶穌會士便在我國大陸上正式建立聖堂和會院。這次羅明堅神父獲利瑪竇神父抵華之日，正逢聖母聖誕瞻禮這可說是我國天主教的奠基日，也可說是元代天主教的復興紀念日！羅明堅神父和巴范濟神父，上次居天寧寺時，認識寺旁的陳姓紳士，回澳門前，把祭台、祭服、聖物等托他照管。這次羅神父帶領利神父重來，拜訪陳府，見他把祭台供在一座華麗的大廳中，祭台上置有香爐，燃有清香，祭台上面懸掛中堂，上書“天主”二字。羅神父等抵達肇慶后，王知府委人領導他們到東關郊外，在江邊左近尋覓土地，以備建堂築舍之用。不久獲得總督的批准，於九月十五日，在西江濱的“小市石頂”，九層崇禧寶塔附近的空地上，開始興建聖堂和會院。肇慶知府又立定讓地的契照，和給與傳教士隨意來往廣州、澳門及沿途各地的“路照”。萬曆十一年初冬，羅明堅神父返回澳門，籌集募化建堂的款項，直至次年四月，方才攜帶巨款及珍奇禮物返回肇慶。當羅明堅神父不在時，神父住舍附近的兒童們往往來槨磚投石騷擾不止，利瑪竇的僕人把投石的兒童趕散，並且捉住一名，關在屋中想教訓他一番然後再釋放。哪知這種平常易見的事，卻使當地的排外人士告到官府，認為是拐騙幼童。知府得悉詳情后，懲罰妄告的華人，命差役到神父住室張貼告示，禁止軍民人等騷擾西僧處所。

羅明堅返回肇慶后，加工進行建築。為了避免國人的懷疑，起初傳教士並不明言來華的目的是為宣傳聖教。他們僅運用聖善的表樣，和展覽一些歐洲的新奇物品，像望遠鏡上稜鏡，油畫聖母像，意國花邊，綉織物品為方法—希望藉此引領人來問道，而漸漸使之接近真理。他們自稱為僧，自稱來自天竺國。當他們進見總督時，聲稱是由羅馬大僧（教宗）派來中國，學習中國語文，希望與華民共處，並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

萬曆十六年（1588）十二月廿日，羅明堅神父離開心愛的中國，由澳門登舟回歐洲。在中國的領土內，他度過九年的艱苦歲月。他在回憶中留下多少不可泯滅的往事印象。他深深地感謝好天主，運用他這無用的僕人，把基督的福五帶進神州大陸、恩賜耶穌會的在華首座會院由他建立起來。他希望不久能伴隨著教宗的專使踏入北京都城。他深信自己能為好天主吃些苦，實在是天主的大恩。

羅神父的船隻離開澳門后，向歐洲航行。臨近葡屬亞速爾群島的台爾塞拉（Lerceira）港曰時，不幸船隻沉沒，他僅能保存一部分隨身的行李。一五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里斯本登陸，逕向馬德里進行。在西班牙京都馬德里蒙受西班牙王斐理伯一世誠摯的歡迎。西王允諾要運用權勢促成這次教廷的出使，並且許諾要繼續支持在華的傳教事業。這時正是1589年冬。

1590年6月14日，羅明堅神父懷若一片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離開那不勒斯，不久即抵達聖京羅馬。但是天主的聖意不是世人可以推測的。羅神父抵達羅馬後，正逢四易教宗：就是西斯篤五世（Sixtus V、1585－1590），烏爾巴諾七世（Urban Vll、1590）國瑞十四世（Gregory XIV、1590-1591），和意諾增爵九世（Innocent IX 1591）。在這更換教宗期間，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被延擱甚久。加以西班牙無敵艦隊（The Invincible Armada）於一五八八年遭到英海軍擊敗，西班牙王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保衛海外殖民地的安全。對於推動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自然無暇採取主動的態度。繼意諾增爵九世為教宗的是克來孟八世（Clement，Vlll、1592-1605），針對當時的歐洲情況，集中力且里，避免促使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1589-1610）率領法國和教廷分離，也努力使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I,the Stuart King、1603-1625）改變前朝英后依利薩伯（Elizabeth、1558-1603）對天主教的態度，並且積極協助匈牙利組織十字軍抗拒土耳其人的威脅。在這種場合下，教宗克來孟八世自然對組織使節，出使中國的事興趣不大。羅明堅神父見出使中國事遙遙無期，加以多年在華奔波，健康不佳，需要休養，遂奉命赴那不勒斯撒列諾（Salerno）耶穌會公學服務，擔任諾萊（Nole）學院的神師，心中雖然懸念著中國教務，但是也不能再採取主動的地位；只有默默地為中國的茁生教會幼苗祈禱，並以拉丁文撰寫有關中國的著作，並繪印中國地圖。最後於萬曆卅五年（1607）五月十一日，這位明代中國開教的功臣便在撒列諾城安逝。

羅明堅神父認為借用書籍在華講聖教是一條捷徑。萬曆十一年（1583）年底，羅明堅神父便已把他撰著的《天主實錄》重校畢。以後又請利瑪竇和在肇慶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鄭郢潤飾。至萬曆十二年（1584）舊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寫好，同年十一月杪全書方才印刷完畢。這本書共計印刻一千二百冊。這是在華天主教的第一冊中文教理書籍。不久這本書又刻印第二版，題名《天主聖教實錄》。它不僅流傳於中國，而且還遠及菲律賓、安南、日本等處，並且它的樣本還遠達歐洲。

《天主實錄》是一部護教的道理書，是準備外教讀者接近基督真光，棄絕在華流行的幾種迷信，認識顯明的真理，進而皈依聖教。書中對於降生、受難、聖體等應信的道理沒有仔細講解。七件聖事（聖洗除外）和聖三的道理都沒有提及。天主教的聖統和羅馬教宗，並反對我國傳統經書及社會道德的文字書中都付闕如。總之這是一本適應國學人士的護教書。讀後使人感到它的內容和我國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別善惡，彷彿撥雲霧而見青天。這年（1584）年底，利瑪竇也出版一本提名《畸人十規》的教義書。

最早把西洋鐘錶帶到中國，而第一個傳入中國的大型鐘是在1583年作為禮物，經過澳門由羅明堅等人送給當時的兩廣總督陳瑞。

首次將西方油畫攜入中國內地。當時地方官員在檢查羅明堅所攜帶的物品時，發現了一些“筆致精細的彩繪聖像畫”。胡光華認為，“筆致精細”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油畫所具有的藝術表現特徵，這些“彩繪聖像畫”應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宗教油畫。

16世紀一些在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觸到朱熹的著作。最早翻譯朱熹著作的是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他首次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並將朱熹理學介紹到了歐洲。在德國、美國等國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學，都開設有研讀朱熹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因素。

中國最早的一本《葡漢字典》就是由義大利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在澳編寫，他還用拉丁字母編訂了漢語拼音，其核心內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漢語語法書也是由來澳的一位西班牙傳教士編寫。事實上外國人認識與學習漢語的歷史資料在澳門也非常豐富，亟待中外學者的開發和研究。

羅明堅（Michel Ruggier，1543－1607）是范禮安的傳教策略的支持者。這位同是來自義大利的神父1579年抵達澳門。當時，范禮安已去日本，但他接到范禮安留下的要他修習中文的訓示，開始學習中國語言。起先，羅明堅主要是從中國商人學習中文。不久之後，他便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語和傳統禮儀。由於他能說一些中文，所以當他第二年來到廣州時，便獲得了中國人明顯的好感。1583年成功定居肇慶后，他仍然堅持學習，他用中文著述的《天主聖教實錄》於1584年刊刻於廣州，是為“歐羅巴人最初用華語寫成之教義綱領”。雖然這本書的文理尚不很通暢，措辭還不很熟練，也不能像後來利瑪竇著《天主實義》那樣自如地援引中國古籍以闡耶穌之道，但它足以說明羅明堅的漢語水平已相當不錯。但在肇慶的那段時間裡，羅明堅在傳教的同時一直沒有放棄學習。

沙勿略在日本傳教時，曾採用佛教名詞來解釋基督教的概念，並用“僧”來稱呼基督教的司鐸。這一點也啟發了羅明堅。所以，在進入中國時，他穿的是中國僧人的服裝，並自稱是“羅馬大僧”派來的僧人。這也說明了羅明堅等人希望能得到中國文化認可的迫切心情。總的說來，羅明堅是執行了范禮安的傳教構想，在認同中國文化方面，為後來的西方傳教士作出了一定“表率”作用。不過，在肇慶期間，在傳教策略上他又表現出“冒進”的傾向，急於吸收儘可能多的中國人入教，這引起了當地的官吏和群眾的反感。真正將范禮安的傳教思路貫徹到底的應是羅明堅回歐洲之後仍在華傳教多年的利瑪竇。

18世紀的歐洲，被稱為“理性”的時代，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們要用理性的權威代替對上帝的崇拜，他們發揚反神學的精神，反對傳統的舊宗教文化。正在這時，在華傳教士們把中國的儒家學說介紹到了歐洲。利瑪竇等人本想依據儒學經典說明中國的孔子學說與基督教教義是一致的；而其反對者龍華民等人嚴厲指責利瑪竇等人竟然把儒學中實際是指自然的“天”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並一再論證孔子哲學是無神論。羅馬教會則乾脆把中國的儒學宣布為“異端邪說”。當時正是這種“異端”的儒學受到了歐洲進步人士，如著名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徠（1694―1778）等人的熱烈歡迎，並且成為他們反對神學、攻擊教會的精神武器。

關於中國的宋明理學，在傳教士羅明堅的《天主聖教實錄》和利馬竇的《天主實義》中都是作為唯物主義流毒加以批判的，在龍華民等人的著作中更是將其論證為無神論。羅馬教會當然把宋明理學也視為“異端邪說”。於是，作為“異端”的朱子學說，也如孔子學說那樣，受到了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重視和歡迎，同樣成為宣揚無神論新潮的精神武器。狄德羅在其主編的《百科全書》中，親自撰寫了“中國哲學”條目，是一篇講述從春秋戰國到明朝末年的中國哲學簡史的釋文，其中就有對於宋明理學的介紹。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