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峰值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昨天正式開幕，中國官方也首次明確提出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年份預期——2030年到2040年之間。

科技部部長萬鋼昨天在接受英國《衛報》專訪時表示，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將在2030年-2040年間達到頂峰，他希望中國能在此時間範圍內儘可能早地達到峰值，並指出將採取必要的步驟以實現這一目標。這也是中國部長級官員首次公開預估中國碳排放的峰值年份。

有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峰值年份已成為昨天開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敏感話題。丹麥此前提出的一份大會草案要將全球排放峰值年定為2025年，遭到以中國印度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強烈反對。

有研究機構此前估計中國將在2020至2050年間出現排放峰值。《衛報》的文章表示，萬鋼提出的2030至2040年這個預估將時間範圍大大縮小。但他也指出，未來還存在著一些不確定性，所以很難說峰值將會在這一時間區間的前期、中期或是後期達到。

萬鋼說，“作為科技部長，我認為越快越好”，但精確的時間取決於如中國經濟增長、城市化進程以及科技發展等等不確定因素。他補充說，如果中國繼續投資於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效，將碳捕獲技術商業化並改變消費行為，在時間區間的前期達到峰值是有可能的。他表示，哥本哈根的重點將是建立資金轉移的框架，而不是在數字上徘徊。

這一表態也與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的觀點相同。解振華在11月底的一次吹風會上稱，峰值和碳強度是有直接關係的，如果中國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植樹造林的力度，強度下降的幅度會越來越大，它的峰值會隨之出現，“我們希望中國的峰值會早一點出現。”他說。

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昨天向早報記者表示，儘管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提出峰值年分，但在學術界，這個數字早已存在。萬鋼提出的是一個可能達到峰值的年限。“他使用的是一個十年的年限，時間跨度比較長，可以想象出這其中的不確定性有多大。”

她表示，中國提出2030年至2040年間這樣一個區間是有依據的，是根據中國現狀和未來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平做出的數字，但國際社會可能還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一個數字，而是希望中國越早達到峰值越好。據吳昌華介紹，國內也有學者提出中國在2020年就達到峰值。“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峰值的數字能達到多少？”

此前，哥本哈根會議舉辦國丹麥曾提出草案，希望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峰值年為2025年，但這一提議隨即遭到了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拒絕。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表示，丹麥的提案“根本無法接受”，印度不會為絕對排放量達到峰值設定時限。

拉梅什說，“我們希望作為方案的決策者，而不是破壞者。我們已經確定了4個‘不容討價還價’的立場，其中包括不設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指標，以及不確定碳排放的峰值年份。”

他明確指出，印度的談判立場保持不變。此前，政府與談判代表之間出現不合，兩名談判代表曾決定退出前往哥本哈根的團隊。拉梅什表示，已經同兩人進行了“必要的和富有成效的”討論，他們將前往丹麥。

吳昌華表示，科學界的期望是，在5-10年內，全球的碳排放就能達到峰值。“如果大家都認同這樣的前提，那麼發達國家應該做出更大的努力，因為發展中國家還要發展。”她表示，這需要發達國家邁的步子更大，做出更大的承諾。同時，對發展中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也需要變得更大。

至於發展中國家最為關注的資金問題，聯合國已經承認，發達國家不太可能在哥本哈根大會上提出對發展中國家財政支援的具體方案。

聯合國氣候變化事務最高官員德布爾稱，富國可以就2020年前集體提供的資金總額作出承諾。“我認為它們能夠就一點達成共識，即每年將需要1000億美元的較長期資金，並將就（未來3到5年的）短期資金達成協議。”德布爾表示，“更難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這1000億美元在各個國家之間應如何分攤。準確地說，要在哥本哈根就此長期成本分攤達成協議，將會非常困難。”

上周末，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與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薩科齊以及英國首相布朗商議后，僅同意每年拿出100億美元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幾個國家準備提供幫助貧困國家的“快速啟動”資金。英國可能會提供約8億英鎊，美國的數字約為14億美元。英國首相布朗曾提議，為發展中國家成立一個100億美元的基金，但尚不清楚哪些國家將提供捐助。

吳昌華表示，“這肯定不夠”。發展中國家曾經提出讓發達國家平均每年拿出GDP的0.5%至1%。根據現狀來看，發達國家承諾的與它應該做的相差甚遠。“你不能提出一個願景來，而實際承諾沒跟上去的。我們怎麼可以接受？”吳昌華反問。

氣候變化大會主席、丹麥前氣候和能源大臣赫澤高也表示，這種承諾對於說服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就減排作出正式承諾至關重要。“對於哥本哈根大會的成功，意義最重大的就是發達國家拿出實實在在的資金，”她表示，“我們必須獲得延續至2020年的長期資金，而且所有發達經濟體都必須做出實質貢獻。”

相比之下，德布爾似乎更為現實。他稱，哪怕只是就2020年前能夠提供的資金總額達成一致，也是前進了一大步。“如果你認識到長期資金將是必需的，那就取得了重大進展。”

中國氣候變化中方首席談判代表，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蘇偉在會議中心C7區召開中外媒體見面會，這是中國代表團歷史上首次舉行中外媒體新聞發布會，會上，蘇偉猛烈反擊歐盟，並對日本和美國也提出批評。

蘇偉稱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要求在京都議定書原則下確定發達國家在2012年第二階段的減排目標。他表示，氣候問題是發達國家近兩百年工業化過程中不加節制排放造成的結果，發達國家對此負有責任。

蘇偉指出，發達國家減排是應當履行的國際義務，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採取的是自主減排措施。歐盟將他們應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同中國國內自主減排行動相比是不厚道的，歐盟將其減排20%和中國單位GDP減排40%目標相比較是不合適的。

他認為，歐盟應該做的是把自己在第一階段承諾的減排目標作比較，2008到2012年這5年時間歐盟減排8%，相當於年均減排2.48%，歐盟提出20%的減排目標，從2013年到2020年8年年均減排1.05%，還不到第一承諾期的一半。

蘇偉說，在場記者都是聰明人，眼力很好，自己也能感覺到歐盟的減排目標是不是宣稱的那樣“意義深遠、效果顯著”。

對歐盟表示拿出100億美元資金的方案，蘇偉稱100億美元聽起來很多，但全球人均不到兩美元，在丹麥連杯咖啡都買不起。咖啡(cofee)和棺材(coffin)發音在英文中非常相近，也許是我聽力不好，我同事說，兩美元可能還不夠買塊棺材板呢。

有記者提問中國政府如何評價日本在2020年相對於1990年減排25%的目標，蘇偉認為這比先前政府有進步，中國政府表示歡迎，但同時警告日本不要為此“沾沾自喜”。他認為日本減排目標是將美國做出大幅減排承諾作為前提，而日本清楚美國不會參加京都議定書，這樣，日本等於根本沒有作出任何承諾。因為“它把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作為前提條件”。如果這樣的話，“日本承諾的25%什麼都不是”。

提到奧巴馬將出席哥本哈根會議時，蘇偉認為美國能否做出承諾，拿出資金技術轉讓方案，這對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能否取得成功至關重要。美國政府在開幕式時宣稱將採取顯著行動，蘇偉表示美國2020年減排17%的方案，相對於1990年美國才僅僅減排3%，顯然遠遠不夠。

蘇偉會上再度重申中國政府的立場原則，呼籲發達國家切實行動兌現承諾。

這場火藥味明顯的發布引來近200名中外媒體記者，由於場地限制，僅有70人進入發布會現場，許多境外媒體不得不在場外展開新聞大戰。

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碳排放國，美國和中國對於最終達成有關全球變暖的新的國際協定十分關鍵。奧巴馬訪華期間的討論，可能成為氣候變化辯論中的關鍵時刻，甚至有可能為哥本哈根會議設定基調。

美國官員曾對他們與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雙邊洽談寄予厚望，他們希望利用有關環境問題的廣泛討論，推動中國設定一個其碳排放量達到峰值的日期。

儘管中國迄今談論的是在2050年達到排放峰值，但某些科學家和外交人士表示，要使全球溫度不出現危險的升幅，中國的排放量需要在2025年就停止上升。

然而，美國國會尚未批准氣候變化法案，而且不太可能在哥本哈根會議前通過該項法案，這顯著削弱了奧巴馬政府本來可能對中國具有的影響力。

美國環保團體“凈化空氣任務組織”(Clean Air Task Force)亞太區首席代表孫嗣敏(Ming Sung)表示，即便沒有關於排放量的協議，美中仍然能夠通過在清潔能源示範項目（如碳捕獲及埋存，以及更高效率的電網）方面加強協作，來取得很多的成果。

“很多這樣的協作已經在不同的美國和中國企業之間開展，”他說。“如果兩國政府提供相關激勵和少量資金，這方面的工作將大幅加快。”

氣候變化給人類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為應對這一挑戰，在未來50年內，全世界必須改變生產和使用能源的方式。如此巨大的變化需要我們的領導人制定良好的政策，並迅速行動。

於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一份為工業化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設定具有約束性目標的國際法律文件。所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成員國將於2009年12月齊聚丹麥哥本哈根，就2012年之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進行協商。這次的全球新協議是我們使全球氣候變化能保持在正常範圍內的重要機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正在與許多合作夥伴——民間社團、政府、社區和私營部門共同努力，以實現公正、有效、科學的全球氣候協議。

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協議為使全球實現清潔能源經濟，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性影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WWF希望看到我們的領導者們就形成一個公正、有效以及科學的氣候變化協議達成共識，此協議應包括：

到2050年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0%

2020年之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

到2020年發達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40%

支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脆弱的國家採取措施適應氣候變化

為向低碳經濟過渡提供便利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清潔技術，以及足夠的資金和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