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秉謙

阮秉謙生於黎聖宗洪德二十一年（1491年），海陽省永賴縣（今海防市郊永保縣）中庵鄉人。出身封建貴族家庭，生長在越南封建制度開始發生危機的時期。他學識淵博，曾師從於榜眼梁得朋（Lương Đắc Bằng）學習儒學，長期無意仕途，1535年（45歲時）才參加莫朝的科舉考試，連中三元，考中狀元。在莫朝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后升吏部尚書，爵程國公。由於他是狀元，因此民間稱他為程狀元（越南語：Trạng Trình/狀程）。

1542年，由於上疏請誅18奸臣被朝廷駁回，憤而辭官回鄉，教授儒學。他以老子的“無為”思想作為處世哲學，認為世事之浮沉乃必然，誰也無法改變，只有“等待時機，因時制宜”。馮克寬（外交官）、梁有慶（Lương Hữu Khánh）、阮嶼（Nguyễn Dữ，《傳奇漫錄》的作者）都是阮秉謙的學生。

在南北朝動蕩的年代，阮秉謙成為了各路勢力的拉攏目標。隨著莫朝在內戰中的垮台，阮主和鄭主分別控制了越南的南北部，鄭檢和阮潢在爭權奪利中都曾徵求過他的意見。對於鄭主，阮秉謙建議他重建后黎朝並挾持黎皇號令天下；而對於阮主，他則建議在未開發的越南南部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鄭檢和阮潢都聽從了他的意見，使得雙方的政治和軍事實力達到了互相抗衡，並持續了200年之久。1585年（莫朝延成八年），阮秉謙對皇帝莫茂洽說：“他日國有事故，高平雖小，可延數世福。”1592年鄭松攻陷升龍之後，莫朝果然偏安於高平。如此高明的建議，使得阮秉謙擁有了能夠預知未來的智者的名聲，被今人稱作“越南的諾查丹馬斯”。其著名的著作《程狀讖》（Sấm Trạng Trình）就是其所作。在這篇著作里暗示了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情，十分神秘。

阮秉謙同孫中山、維克多·雨果，被後世的高台教並稱為高台教的“三聖”。現今越南不少城市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阮秉謙也是一位詩人，著有許多漢詩和喃詩，撰有《白雲庵詩集 》等著作，其中有不少流傳至今。他對亂世的醜惡紛爭既憤恨而又感到無力改變，其詩文多對世俗時事的憤激批評，歌頌"萬事置度外，清閑似神仙"的隱居生活，有儒家與老莊思想結合的特點。

阮秉謙頌揚“安閑”的思想，“高潔誰為天下士？安閑我是地上仙！”是他的名句。反映了當時一些儒生憤世嫉俗，不滿現狀，要求過清高的隱居生活的心理。他的思想糅合了儒家學說與老莊思想，溯源《易經》，闡述太乙之理，在越南十六世紀的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他一生著述頗多，撰有漢字與喃字詩文千餘篇，收入《白雲詩集》和《白雲國語詩集》，他的哲學思想貫串於這些詩文之中。他的詩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當時腐朽的社會，批判了醜惡的世俗，在越南的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儒家、道家思想的兼融，形成了阮秉謙獨特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他的宇宙觀主要是在宋代理學的基礎上發展形成起來的。理學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哲學。它以儒家“聖人”為最高標準，提倡理想境界，不藉助於宗教信仰，而認得現實生活、道德精神的意義，充分相信人生的意義，提倡人的精神自覺，力求在現實生話中實現崇高的精神境界。理學有不同的學派，阮秉謙受到北宋邵雍的影響很深。邵雍採用道教“先天圖”的理論，以數的關係組構了自然界和歷史發展內在的世界圖式，用數來說明天地萬物的形成和變化。邵雍按照象數，把天地從始至終的過程區分為元、會、運、世，以此為宇宙歷史的周期，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認為世界的歷史以此為周期，由興盛到衰亡，周而復始，循環不已。阮秉謙依據邵雍的原理，也認為世事之沉浮乃是必然，而且誰也無法改變，抗拒自然、社會的不停運動是徒勞無益，自投沒趣。阮秉謙的詩“世事循環易更迭”，“各方變化豈由人”等就是這種實現的表露。阮秉謙所謂的“天理”、“天道”，主要是君臣父子等倫理道德，認為這是天下之定理，但也包含自然規律的內容。因此，阮秉謙的哲學思想基本上屬於客觀唯心主義，不過也包括一些唯物主義的因素，並帶有樸素辯證法的色彩。

追溯阮秉謙這種思想形成的根源，既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阮秉謙是一種洋涇浜式的儒道雜糅的思想，然而，具有很大程度的現實性和社會意義。

阮秉謙從小受到父母親儒家思想的熏陶，長大后又從師大儒士榜眼梁得朋，這種教育形成了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統思想。阮秉謙的詩是哲理說教和人生經驗的綜合體。他的君臣父子觀念極為明顯，把“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別”作為完善自身道德的必要規範，同時也作為治世妙方。他教導子女和人們，一切言行要合乎儒家道德倫理的人生態度，不要偏離“正道”。他的《責子》一詩，較為完整地宣揚這種思想。

阮秉謙學識淵博，但無意仕途，歸隱后卻又為朝廷服務。有詩云，“道非身外豈難尋，況又相期志氣深。君父綱常自古在，孝忠誓不負初心。”這首詩在莫主莫福元的授意下寫給阮倦的，讓阮倦不要出兵攻打莫朝。從中不難看出阮秉謙維護儒家倫理綱常之心。阮秉謙思想是複雜的，他雖然不拒絕與各個封建集團來往，但他又不承認他們是正統的朝廷。他所嚮往的是一個“我賢君聖明”、“君民同太平”的黎朝。他希望能有堯舜那樣的明君出世，“何年再睹唐虞治，償了君民致澤心。”阮秉謙還具有重義輕利的儒家思想。他認為當時的越南社會生活中，人們追名逐利，日益被金錢所左右而喪失了固有的善良本性。對那種“現世常常重人財，一無所有誰容情”的現象非常厭惡。勸誡人們要“見利思義”，以善待人，遵循儒家的倫理道德。

阮秉謙認為，人們無法把握天地萬物的變化規律，因此他主張“樂天”、“知命”，順其自然，頌揚“安閑”。“安閑”是他人生觀中的主要內容。這種思想也適應了當時越南社會士大夫階層的生活要求。阮秉謙視名利為身外之物，認為“有名必有累”、“名利路上多荊刺”。但他一方面又提倡“等待時機，因時制宜”，應該採取順事適時，因循自然，或出世或入世的態度。在他的思想中，認為儘管越南當時社會各派相爭，紛亂複雜，但最終會否極泰來，重新走向繁榮昌盛。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人的能動作用，具有消極、悲觀的思想。

以老、庄為代表的以“道”為法則的無為思想，在阮秉謙的哲學思想中具有一定的位置。道法自然，清靜無為，保持無知、無欲、無爭的狀態，這是人性之“常然”道家倫理思想作為一種補充也融入了宋明理學當中，合成為封建階級倫理思想的支柱之一。在越南16世紀黎末時期複雜、混亂的社會形勢下，正統的儒家思想難於解釋社會發生變亂時出現的各種社會現象。原有的倫理綱常已被破壞，誰也不能在混亂中安身自保，因此，一大批儒士文人選擇了隱居不仕，拒絕加入惡的政治勢力，以無為、超脫、清心、寡慾等思想作為精神安慰。阮秉謙正是這樣的代表。他懷有“危時弘濟”之心，卻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政治理想。“不才誤被袞龍褒，玩藹區區謾自勞，實學未能孚士望，虛名空笑取時嘲。人榮簪紴同年友，我愛松筠脫歲交。誰是誰非休說著，青雲爭似白雲高。”表現了他不慕虛名，不戀官場的清高心態。隱居后他寄情山水、詩文，“一鍬一助一釣竿，悠閑不管他人趣。我愚我尋寂靜地，他精他去喧鬧處。冬吃豆芽秋食筍，春浴荷池夏沐塘。來到樹下我飲酒，吾視富貴如夢幻。”

正是由於阮秉謙有這種儒道兼融、互補互用的思想的支撐，採取各派都幫策略，他同時為相互對立的南北兩個朝廷服務，既為鄭氏出謀獻策，又為阮氏指明出路。客觀上造成了越南南北對恃、二雄稱霸的社會局面。也為這種局面的長期存在奠定理論基礎。如此高明的建議使得阮秉謙擁有了能夠預知未來的智者的名聲。也形成了一種既不違背儒道思想又不讓個人道德觀念受到內心譴責的，並能讓社會認可而得到人們傳頌的，人世間少有的言行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