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

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

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也稱為“廬山談話”、“廬山講話”。1937年7月7日22時,日軍在距北平十餘公里的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並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拒絕後發動進攻,是為全面侵華戰爭開端;駐守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奮起抵抗,打響全民族抗戰第一槍。至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和《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指出“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蔣介石在身邊的石柱上書寫著“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10個大字,與會場氣氛相互浸染。

緣由


1937年7月7日22時,日軍在距北平十餘公里的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並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拒絕後發動進攻,是為全面侵華戰爭開端;駐守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奮起抵抗,打響全民族抗戰第一槍。至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和嚴正聲明,指出“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嚴正聲明


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國舉國民眾悲憤不止,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
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跟著今年二月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
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三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三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
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其它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待的。
1937年7月17日

意義


廬山抗戰聲明
廬山抗戰聲明
蔣中正的最後關頭演說發表在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后,表明了日本的挑戰已經到了當時中國所能接受的底線,但是“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極大的鼓勵了我中華民族之鬥志,使抗戰精神為之一振。

抗戰講話發表


蔣介石廬山抗戰講話發表
7月31日中午,蔣介石夫婦邀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一起吃飯。蔣介石告知決定作戰。說可支持六個月。張伯苓附和。胡適心存憂慮,未作表態。據《胡適的日記》記載,臨別時,胡適對蔣介石說:“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胡適憂鬱寫道:“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奇迹,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高宗武,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后牽線汪精衛,一起投降了日本,任偽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高宗武、胡適、陶希聖、梅思平等人當時都屬於低調俱樂部,常在高宗武家中舉行活動,他們的論調是投降主義,認為中日正式開戰,打不了三個月中國就要垮。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堅決反對他們,孫科聽到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很衝動,說可以把他們抓起來。但不少人不同意說,“孫先生,不能這樣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適,抓起來是不好的”。
這些情況胡適蒙在鼓裡。7月31日,他從蔣宅歸來給好友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寫了一封信,談對時局的看法。說“蘇俄預備了這麼久,還不能不以避戰為外交方針,何況我們這個國家呢?但事勢雖如此,其中有一點重要區別:蘇俄可以有避戰的資格,而我們沒有避戰的資格。蘇俄所以能避戰,第一因為對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為對內能有控制的力量,我們這兩件都沒有。……”胡適的思想引起國民黨高層的多方關注。錢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議胡適去歐美解釋我國的抗日政策,他不可能在外國人面前講投降。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
7月31日晚,蔣介石公開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宣布了7月17日廬山談話會的基本思想。直至7月31日,蔣介石才最終決定放棄談判全力對日作戰。
不久,蔣介石約見胡適對他說,“你是懂得政策的,無須我多講。”胡適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國,錢端升和周鯁生隨行。胡適到了美國,負起蔣介石的使命,只得放棄他的低調,和高宗武、汪精衛等分道揚鑣。
1937年7月廬山抗日座談會,梁寒操寓仙岩飯店,偶集聯句:一葉榮枯視天下,此山不語看中原。妙絕!

低調俱樂部


1932年“一·二八”抗戰之後,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建造了一幢花園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個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戰後,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胡適、陳佈雷、陳立夫、張君勱等人,常來此躲避空襲。羅君強、顧祝同、朱紹良、熊式輝、李明揚、陶希聖、梅思平乾脆就住在地下室。他們常常討論時局,都對中日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於是胡適為這裡的這個非正式的組織起了個名字“低調俱樂部”,以表示其成員們對當時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風氣”(指當時國民黨主戰派及民眾的抗戰熱情)的不滿。
周佛海在抗戰開始后,曾就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低調俱樂部還有兩個較有影響的人物:胡適和陳佈雷。陳布雷是總統府國策顧問,蔣介石的許多反共、對日妥協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後來胡適漸漸拋棄和平幻想,他告訴汪精衛等人:“和比戰難百倍”。不久,他赴美展開國民外交,這位深有影響的低調人物醒了過來,成為戰鬥在另一條戰線上的抗戰分子。
抗日戰爭爆發,南京瞬間淪陷,低調俱樂部成員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員又聚於武漢,集合在一個名叫“藝文研究會”組織周圍。

賣國勾當


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的“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1938年9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迴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
汪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匱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