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

1937年7月7日22時，日軍在距北平十餘公里的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並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拒絕後發動進攻，是為全面侵華戰爭開端；駐守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奮起抵抗，打響全民族抗戰第一槍。至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和嚴正聲明，指出“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國舉國民眾悲憤不止，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

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跟著今年二月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

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三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三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

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其它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待的。

1937年7月17日

蔣中正的最後關頭演說發表在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后，表明了日本的挑戰已經到了當時中國所能接受的底線，但是“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極大的鼓勵了我中華民族之鬥志，使抗戰精神為之一振。

蔣介石廬山抗戰講話發表

7月31日中午，蔣介石夫婦邀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一起吃飯。蔣介石告知決定作戰。說可支持六個月。張伯苓附和。胡適心存憂慮，未作表態。據《胡適的日記》記載，臨別時，胡適對蔣介石說：“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胡適憂鬱寫道：“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奇迹，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高宗武，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后牽線汪精衛，一起投降了日本，任偽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高宗武、胡適、陶希聖、梅思平等人當時都屬於低調俱樂部，常在高宗武家中舉行活動，他們的論調是投降主義，認為中日正式開戰，打不了三個月中國就要垮。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堅決反對他們，孫科聽到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很衝動，說可以把他們抓起來。但不少人不同意說，“孫先生，不能這樣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適，抓起來是不好的”。

這些情況胡適蒙在鼓裡。7月31日，他從蔣宅歸來給好友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寫了一封信，談對時局的看法。說“蘇俄預備了這麼久，還不能不以避戰為外交方針，何況我們這個國家呢？但事勢雖如此，其中有一點重要區別：蘇俄可以有避戰的資格，而我們沒有避戰的資格。蘇俄所以能避戰，第一因為對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為對內能有控制的力量，我們這兩件都沒有。……”胡適的思想引起國民黨高層的多方關注。錢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議胡適去歐美解釋我國的抗日政策，他不可能在外國人面前講投降。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

7月31日晚，蔣介石公開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宣布了7月17日廬山談話會的基本思想。直至7月31日，蔣介石才最終決定放棄談判全力對日作戰。

不久，蔣介石約見胡適對他說，“你是懂得政策的，無須我多講。”胡適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國，錢端升和周鯁生隨行。胡適到了美國，負起蔣介石的使命，只得放棄他的低調，和高宗武、汪精衛等分道揚鑣。

1937年7月廬山抗日座談會，梁寒操寓仙岩飯店，偶集聯句：一葉榮枯視天下，此山不語看中原。妙絕！

1932年“一·二八”抗戰之後，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建造了一幢花園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個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戰後，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胡適、陳佈雷、陳立夫、張君勱等人，常來此躲避空襲。羅君強、顧祝同、朱紹良、熊式輝、李明揚、陶希聖、梅思平乾脆就住在地下室。他們常常討論時局，都對中日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於是胡適為這裡的這個非正式的組織起了個名字“低調俱樂部”，以表示其成員們對當時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風氣”（指當時國民黨主戰派及民眾的抗戰熱情）的不滿。

周佛海在抗戰開始后，曾就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低調俱樂部還有兩個較有影響的人物：胡適和陳佈雷。陳布雷是總統府國策顧問，蔣介石的許多反共、對日妥協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後來胡適漸漸拋棄和平幻想，他告訴汪精衛等人：“和比戰難百倍”。不久，他赴美展開國民外交，這位深有影響的低調人物醒了過來，成為戰鬥在另一條戰線上的抗戰分子。

抗日戰爭爆發，南京瞬間淪陷，低調俱樂部成員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員又聚於武漢，集合在一個名叫“藝文研究會”組織周圍。

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的“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1938年9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迴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

汪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匱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