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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晫
清初文人
王晫,初名棐,字丹麓,號木庵,自號松溪子,浙江錢塘人。生於明末,約生活於清順治、康熙時。順治四年秀才。旋棄舉業,市隱讀書,廣交賓客。工於詩文。所著有《今世說》八卷、《遂生集》十二卷、《霞舉堂集》三十五卷、《牆東草堂詞》及雜著多種。
王晫[清初文人]
趙洞門為御史大夫,車馬輻輳,(輻輳:原指車輪的輻條集中於轂上。此處形容如同車輻一樣聚集到中心上。)望塵者接踵於道。(接踵:後面的人的腳尖接著前面的人的腳跟,形容人多接連不斷。)及罷歸(免職),出國門,送者才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初。時獨吳菌次落落然,不以欣戚(這裡指富貴或失勢)改觀(改變態度)。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趙洞門兒子的名字)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友沂早逝,趙亦以痛子,歿(死)於客(外地)邸(旅舍,客店)。兩孫孤立,菌次哀振(同“賑”,救濟)之,撫其幼者如子,字(嫁)以愛女。一時感嘆趙為知人。
王晫的《今世說》共八卷,以記清初四十年間文人學者生平言行為主。書前有撰者自序和例言多則,為全書作開宗明義的鋪墊。
撰者的第一種自炫手法是“尋根歸宗”,自立門派,把自己放在《世說新語》繼承者的地位上。他在康熙二十二年的序中述其著述宗旨說:“今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閥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裒集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余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獵收而類記之;稿凡數易,歷久乃成。或以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頰上之毫,晴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余度后之人得睹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序言不長,而主旨則在以《世說新語》之後繼者自命,志得意滿,傲形於色。其自我標榜的立意,中智者即能看穿。在《世說新語》之後,以“世說”為名者,尚有《續世說》、《大唐新語》、《世說新語補》、《明世說新語》等。
王晫對這些後續者,一筆勾銷,以自己與劉義慶“道統”直接相承。但他這本書實難與《世說新語》並。他在《例言》中自稱:“是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讎隙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若補為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后之君子”。撰者所略六門,明眼人一眼可見,實為易開罪於人之篇,是撰者之有意迴避。《例言》中又一再聲明,其記事根據是“只據刻本,就事論事”,“是集事實,俱從刻本中,擇其言尤雅者,然後收錄;若未見刻本,雖有見聞,不敢妄列,昭其信也”,並條列其所據主要成書和口碑來源,這足以見撰者“想吃包子又怕燙”的心態。從中還可看出,在清開國之初,士人已有文網拘牽之感。撰者不願以文字賈禍,其情堪諒!
撰者第二種自炫手法是於書中摻入個人行事而妄作姿態。此並非不檢,實屬有意。其著於《例言》者有云:“至?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藉,同人即為節取一二,強列集中,實增愧恧。”他先把參入個人行事的罪責推到“同人”身上,於是在各門中放手羼入個人事迹,如卷一《德行》篇有云:“王丹麓遭外艱,喪葬盡禮,銜恤隕涕,風雪中重趼遠涉,遍告當世巨公,乞為志傳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讀而悲之”。此自述其孝行,條下又附入撰者生平德行,文字較本文為長,本為自炫之作,而《例言》早已言明這是“同人”強列。掩耳盜鈴,豈非自欺欺人?作偽拙劣,不啻伶人之自拉自唱,實不可恕。就以文中自炫“遍告當世巨公”作傳一語,已顯阿世媚俗之態,又何德行可言!尤可怪者,撰者於書中更明目張膽地竄入其家三代事迹,入其父王湛二條,入其子王鼎、王小能各一條,而自入達16門24條,這就未免為士林所譏。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入其書於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一,即已表明是對書之總評。提要評稱:“刻畫摹擬,頗嫌太似,所稱許亦多溢量。蓋標榜聲氣之書,猶明代詩社余習也。至於載入己事,尤乖體例。”並論其考證不精之失,均可稱確論。
撰者的第三種自炫手法是除撰者自序及例言外,尚有馮景、丁澎、毛際可、嚴允肇等人序及洪暉吉等《評林》,類多諛詞。如馮序稱其書“包舉群彥,言關至極,簡秀韶潤,胸無宿物,俊不傷道,而巧不累理。”《評林》則輯諸家贈言,尤感溢美過甚,似亦為撰者有意經營者。惟刻印者伍崇曜一跋不同一般,伍跋稱“丹麓實游揚聲氣,以博取聲名,而文筆乃纖仄婉媚,殊乏雅裁”。伍氏為一商人,而一語中的,實為難得。諸文士不若一商人,實讓著述者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