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閏章

施閏章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19年1月6日）出生於江南名邑寧國府宣城雙溪，其家為“一門 鄒魯”的理學世家。祖父、父親都是理學家。閏章自幼父母早逝，養於祖母，事叔父如父。受業復社名士沈壽民，博覽經史，勤學強記，工詩詞古文學。少年即有文名，曾去北京，與宋琬、嚴沆、丁澎、張譙明、趙錦帆、周茂元等以詩相和，時稱“燕台七子”。與邑人高詠生主持東南詩壇數十年，時稱“宣城體”。施常與同曹唱和，一詩脫稿，爭相傳誦。

順治三年（1646年）中舉。

順治六年（1649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奉使桂林，歷員外郎，刑部尚書稱讚他“引經折獄，平反者盈十百，而大憝者終無幸者。”

順治十三年（1656年），參加高等御試，名列第一，遂擢山東提學僉事，取士“崇雅黜浮”，有“冰鑒”之譽，當時“四方名士”慕其名而“負笈問業者無虛日”，“閏章一一應之，不少倦”，“士以此益歸其門”。任上曾錄取蒲松齡為童子試第一名，又修葺孟廟、閔子廟、伏生祠墓等。在濟南居官五年，對濟南風物多所題詠。

順治十八年（1661年），調任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轄臨江、吉安、袁州三府。當時湖西地區天災人禍，盜賊蜂起，民不聊生。施閏章一到任上，即往民間了解民情，發現農民無力交糧，被逼為盜，他作《勸民急公歌》、《湖西行》等詩，進行勸導。他還遍歷湖西的崇山峻岭，低谷大川訪問民間疾苦，作《大阬嘆》、《竹源阬》等詩，反映民間生活狀況，希望省撫大吏引起重視。他在《大阬嘆》中寫道：“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宿甫既累歲，敲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他在《竹源阬》中寫道：“煢煢數寡婦，零落依孤村。凶年艱半藪，撮土招遊魂。”這些詩真實反映了民間疾苦，代表人民的呼聲，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他在任上十分注重民風教化，在袁州重建昌黎書院，在吉安修葺白鷺書院，親自講學，主張“以存誠立教。”由於一系列惠政，百姓尊稱他為“施佛子”。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裁撤道使，被罷官。湖西地方父老鄉親多次聯名挽留不允，於是地方集資創設龍岡書院，以紀念他的德政。及至告別之日，“父老夾道焚香，泣送數十里”。施閏章歸鄉閑居十年，一心服侍叔父施譽終老，無意仕途，每遇朝廷徵召，稱病不就。

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開博學鴻儒科，他仍稱病不應。還是其叔一再勸說，他才離家北上，經過考核，名列二等第四名，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任河南鄉試正考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轉侍讀，並作《太宗聖訓》的纂修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閏六月十三日（8月5日）病逝於京邸。

順治十三年（1656年）到十七年（1660年），施閏章任山東學政五年。五年中施閏章做了許許多多有益於教育的事，但使他名留青史的是他曾取蒲松齡為秀才第一。蒲松齡一生科舉蹭蹬，惟在19歲時參加的秀才考試中連取淄川縣、濟南府、山東省三個第一，這與施閏章的賞識是分不開的，況且頭名秀才比一般考中秀才更為榮耀，而且隨著施閏章的文聲日益高漲，蒲松齡也就越來越顯得榮耀。施閏章任職山東期間，監察御史程某巡按山東，看到當時趵突泉的頹廢之狀，就將自己的俸錢拿出來，命人浚泉修橋，並讓施閏章全面負責這項工程。於是，施閏章先帶領工匠們“疏壅決滯，所去沙石成邱，劍拔雷轟，復泉之舊”，然後又以杉木修橋，並“施丹塗漆，輔檻以磚。橋下橫置聯鎖，飲馬者不得至。禁民毋褻污。凡楔桷垣甓之頹缺漫漶者，皆治而新之。又為橋於潄玉亭前”。三個月後，工程告竣，當地百姓都“踴躍來觀”,極一時之盛。

施閏章在地方主試中不受請託，惟才是舉，博得世人讚佩。五年後，施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他勤於吏政，關心民間疾苦，遇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稍怠。又於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士子親自講學，大興學風。不久，因裁併監司而去職返鄉，湖西“父老夾道焚香泣送數十里”，他作《別湖西父老》三絕句以謝。封建時代的官吏能得到人民如此厚愛，難能可貴。

施閏章祖、父都是理學家，他則以詩名噪清初。施閏章與宋琬、王士禎、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合稱為“清初六家”，又與高詠、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諸子創立“宣城體”自建一幟，其主張學術與文學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以“醇厚”為則，追求“清深”詩境和“朴秀”風貌、語言簡凈、句調整嚴等特徵，呈現出獨具一格的“清真雅正”的藝術特色，雄踞清初文壇十年之久。

所著《蠖齋詩話》主張“詩有本”、“言有物”，反對“入議論”，推尊唐人，反對宋詩。王士禎論康熙時詩人，將他與宋琬合稱“南施北宋”，認為施閏章的詩“溫柔敦厚，一唱三嘆，有風人之旨”（《池北偶談》），甚至把施氏“秋風一夕起”律詩與“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古詩十九首》相提並論。不過王士禎所推重的主要是施閏章的五言近體，即晚年取徑“王孟風致”的作品。這類詩雖然寫得空靈凝鍊，意境悠深，但內容未免單薄狹隘，詩中多表現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賞情緒。趙翼譏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甌北詩話》）。

施閏章比較關注現實的作品，是他中年遊學京師、奉使桂林、提學山東、分守湖西時所創作的古風，五言如《抵桂林》、《大阬嘆》、《竹源》、《臨江憫旱》、《新谷篇》、《銅井行》、《壯丁篇》，七言如《老女行》、《海東謠》、《彈子嶺歌》、《萬載謠》、《輿無夫行》，樂府如《上留田行》、《浮萍兔絲篇》、《雞鳴曲》、《抱松女》、《病兒詞》等。在這些作品中，清朝軍隊的殺掠，贓官酷吏的橫行，戰亂、天災、賦稅交相煎逼下農村的荒涼凋敝，各業百姓的深重苦難，尤其是婦女的悲慘遭遇，都得到一定的反映。

施閏章古文學歐陽修、蘇軾，魏禧，評論說“意靜氣朴”（《愚山先生集序》），以辨析理學及論修史之作寫得最為精緻，不過內容平庸的傳志序跋太多，不能與他的詩歌相提並論。張裕釗在《國朝三家詩鈔》中，將鄭珍和施閏章、姚鼐並列為清代三代詩人。

文集

施閏章擅五言詩，其詩以辭清句麗見長，號“宣城體”，與山東萊陽人宋琬齊名，有“南施北宋”之譽。所著頗豐，有《雙溪詩文集》《學余堂文集》28卷、《施氏家風述略》《愚山詩文集》50卷、《觀海集》《矩齋雜記》2卷、《愚山外集》2卷、《學余集》80卷、《擬明史》5卷、《蠖齋詩話》4卷、《青韻志略補韻》13卷。

志書

還纂有《泰水志》《閣皂山志》，又與方以智、於藻等合纂《青原山志》，並主修《袁州府志》《臨江府志》，且為《新泰志》《廣陵縣誌》《安福縣誌》《袁州府志》《臨江府志》《嵩山志》《青原山志》《閣皂山志》《重修登州府志》等作序。在這些志書的序文里，施氏對方誌理論多有闡發。他認為“郡邑之志與國史相表裡”，“其法與史近”，漢唐以後，雖然“志法大壞，去史益遠”，但是因為方誌綜記一方“之地之事之人物”，所以方誌能補史官所識所載之缺，有史書所不能取代的作用。關於方誌的功用，他認為方誌可以“鑒水知貌，鑒古知政”，使“后之吏茲土者，綜古核今”，知道“某事便民，某事厲吾民”（康熙《袁州府志》序）。關於志書的特點，他認為與一國之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書約則易殫，地狹則易稽，人近則易辨”（康熙《安福縣誌》序），即方便閱讀、稽考和調查訪問核實。關於志書的編纂，他主張首先要廣泛搜集資料，“窮探博覽，目涉群籍”(康熙《廬山志》序)，然後鑒定真偽，存其真實，略其虛妄，使志書所載信而有徵，並指出有些志書因編纂不善存在的“五陋”通病，即“頌長吏則諛，傳先達則誇，紀名勝則附會，摭文詞則浮蕪，分星野、考沿革則淆混”。關於修志人選，他強調應“擇人善任”，以求所用之人“有通而能文，周咨獨斷，平心折衷其是非”（康熙《安福縣誌》序）。這些主張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清政治家、理學家湯斌：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

清詩人、散文家袁枚：宣城自古多詩人，梅宛陵之後，本朝愚山先生其最著者也。

清初詩人宋琬：愚山方且盛張壇坫，主盟宛陵、敬亭之間。

《清史稿》：施閏章任山東學政時“崇雅黜浮，有冰鑒之譽”。

祖父：理學家

父親：理學家

《清史稿·施閏章傳》

《四庫全書》

蒲松齡曾得到施閏章的賞識，取為頭名秀才，比一般情況下考中秀才更為榮耀，隨著施閏章的文聲日益高漲，也就越來越顯得榮耀。後來，蒲松齡屢就鄉試不中，回想起施閏章對他的提攜之恩，就更加感激施閏章對他的垂青。於是，蒲松齡就借《胭脂》這個故事，大張其鼓地誇讚施閏章的“愛才護才”。

《胭脂》寫施閏章任山東學政時慧眼識冤情，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蒲松齡先在篇中稱讚施閏章，“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又在篇末以“異史氏”的名義說了一大段感激的話：“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綢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坐堂上，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文中的“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是說人們都佩服哲人判案時的英明，而體會不到他的良苦用心。言外之意就是，施學政的“良苦用心”主要體現在愛護人才上，而不是單純用在判案上，與之相比，那些所謂的父母官就等而下之，他們連“折獄明”也做不到，他們在斷案時不能“一勞方寸”，“審思研察”，而是“桎梏靖之”，難怪世上有那麼多的冤案啊！蒲松齡對施學政的讚揚，對那些自以為是官員的批評，真是發自肺腑，發人深省。

在附則中，蒲松齡又說：“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仰，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文章說，施先生是我的老師呀！我初次接受他的教育時，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那時候就見他獎勵、扶持學子，其誠懇的真情唯恐表達不盡。學子有一點小冤屈，一定要婉轉地呵護他，從來不藉此作威作福，討好權貴。他像孔子那樣維護和宣揚儒家教義，不止為一代人所敬仰。他愛護人才如同自己的生命，審閱學子的文章盡心儘力，絕對不會屈才，尤其不會像後來的學政那樣敷衍了事。

接著蒲松齡又舉某名士寫《寶藏興焉》的故事，進一步讚揚施閏章愛才護才的精神。此段文字如下：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誤犯下“水”字，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因作詞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朋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淹殺！”這段文字是說，有一位名士參加科舉考試，做題為《寶藏興焉》的文章，卻將寶藏興焉的出處搞混了，將“山間”誤作“水下”，文章的主旨錯了，下面的議論就更錯了，他料想一定不會錄取，於是在文後以戲謔的口吻做了一首詞，要求主考官給自己留點臉面。施閏章不以為忤，反而以詼諧幽默的語言，和詞一首，稱讚這位名士的文字功底好，表示不會讓他落到最後一名。蒲松齡以此稱頌了施閏章“風雅之一斑”，同時也稱讚了施閏章“憐才之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