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商團事變

從清末開始，廣州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就敢於同政府對抗，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是工商業較發達的地區之一，廣州商人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因此無論是朝庭官員、革命黨人還是軍閥勢力，他們在粵執政時，都希望得到廣州商人在政治、財經等方面的支持。

清末兩廣總督，民國都督、督軍到粵蒞任之時，都會接見商團代表。他們在制定重要政策時，通常會召集商團領袖徵詢意見。政府對商人越優容，商團領袖在社會上的威望越高，對地方政治的影響越大，當廣州商人認為某項政策嚴重損害商界利益時，有時便會採取罷市等方式同政府抗爭。

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社會治安差，廣州商人為自衛於1912年成立廣州商團。陳廉伯擔任團長兼廣州粵商公安維持會（商團公所）理財課主任，他支墊商團經費，借款購置槍械。

1917年漢奸陳廉伯任粵商公安維持會代理評議長，進一步武裝商團。

1919年8月，陳廉伯就任廣東省商團軍總團長。至1924年，廣州商團總人數已擴大到1.3萬人。商團在此前的廣州政權的多次更迭中一直保持中立，更因為保護商人利益及維持治安穩定受到部分廣州民眾的支持。

自從陸榮廷於1916年9月25日取得廣東督軍之位以來，廣東便被桂系軍閥所控制，造成地方財政紊亂。

1920年10月，陳炯明率領粵軍驅逐盤據廣州已久的桂系軍閥，開始「粵人治粵」時代。

1920年11月陳炯明回到廣東就任省長，並邀請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回廣東參政。

1920年11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改編陳的軍隊由其直轄。后陳與孫政見逐漸產生矛盾。陳炯明主張實行“聯省自治”，孫打算以武力制壓北方軍閥。

1922年6月16日發生炮擊觀音山總統府事件，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

1923年孫控制的部隊聯合滇、桂軍閥，擊敗陳炯明取得廣州的控制權。孫中山控制廣州后，因為二次護法運動失敗，於是重組軍政府。他一方面徵召平民入伍，另一方面徵收了一些團體如寺廟的土地進行拍賣，並大量發行紙幣以籌集資金。各地軍隊駐紮廣州以及對陳炯明部隊的對峙，導致軍費上升，政府因此大幅度擴大稅收，並將陳炯明在任時禁止的賭博再次開禁以徵收稅款。由於軍政府的種種行徑，開始引發社會上大量人士的不滿。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實行三大政策，廣州商人恐懼在蘇聯協助下的孫中山會實行共產主義，轉而敵視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

1924年5月下旬，廣州市政廳發布“統一馬路業權”法案，以收取新的稅項，引起廣州商界不滿。

1924年5月至8月，廣州商界發生多個行業的罷市活動。廣州及周邊地區商團成立「廣東省商團軍聯防總部」，陳廉伯任總長，鄧介石、陳恭受任副總長，並對廣州市實行戒嚴。經過廣州商團和政府談判，政府決定取消馬路業權法案，大罷市活動風波暫息。同時，廣東省商團舉行大會企圖成立聯防，討論添購武器裝備。

1924年6月29日，孫中山舉行軍、警、團會操，曾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廣州商團人士加入國民黨，但沒有得到商團的回應。政府與商團武裝共存的局面再也無法維持。

1924年8月10日，運送商團向英商南利洋行購置的一批槍支彈藥（據軍政府稱有槍械9000餘桿，其中有機關槍40挺，子彈300餘萬發。）的英籍（另一說為挪威籍。）輪船哈佛號，在廣州天字碼頭附近江面被蔣介石率領的江固艦扣留。此批槍械之前已向孫政府報告，但政府認為數量及到達日期不符（政府公告指「惟原案聲明40日運到，現距4號僅6日（8月10日到），時日不符。各團軍領槍數目按諸商團公所存根，不過5000餘桿，而哈佛輪現運槍械將及萬桿，兩相比較相差4000餘桿，此項逾額槍械，何以解釋。」）。

1924年8月12日、15日，商團軍代表1000多人兩次到大元帥府請願，要求發還扣留的軍火。被拒絕後，組織廣州商人罷市，並以“中華民國政治定國軍”名義，通電全省各縣商團罷市。根據商團的說法，政府允許商團購械於先，後卻扣留槍械，在還械談判中商團已經作了很大的讓步，兩次罷市都是政府出爾反爾造成的。

1924年8月22日，南海、番禺、順德、台山、東莞、增城、新會、清遠、高要、曲江、陽江、羅定等20多個縣屬內的138處鄉鎮先後罷市聲援廣州商團。商團第一次罷市時，孫中山打算在8月29日以武力強迫商人開市。

1924年8月24日，孫中山宣布廣州戒嚴，通緝陳廉伯。

1924年8月28日，日本駐廣州總領事向廣東省長廖仲愷提出抗議。

廣州政府稱：「1924年8月29日，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說：『如果當局炮轟廣州，英國海軍將全力對付之』。壓力之下，孫中山不得不放棄使用武力的計劃，孫中山因此認為商團的行動得到了英國的支持」。

但美國學者韋慕庭指出英國並沒有直接介入商團事變。英國外交大臣對英駐穗總領事及駐港海軍少將警告孫中山的行為頗不以為然。事後，英國外交部責成英國公使嚴厲申斥這位未得到授權便自作主張的總領事。學者張俊義則指出有些英國商人介入購械，但無論英國還是香港政府都沒有策動或引誘商團與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對抗。北洋政府一直關注事態的進展，從北洋政府總統府軍事處致吳佩孚等人的電稿看，直系軍閥有唆使商團反抗廣州軍政府。

1924年9月1日，孫中山發表《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致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將矛頭指向英國。汪精衛、胡漢民等反對孫中山武力解決商團的主張，廖仲愷因其嚴辦商團的主張受阻而向孫中山面辭廣東省長一職。

1924年9月4日，孫中山離開廣州赴韶關北伐大本營，廣州設留守府，派胡漢民代理大元帥兼廣東省長。

1924年9月15日，陳廉伯、陳恭受等發表通電，否認利用廣州商團軍圖謀推翻政府，表示擁護孫中山先生、服從廣州革命政府。胡漢民取消對陳廉伯、陳恭受的通緝令。

1924年10月4日，廣東商團以尚未領回被扣槍械為由，聯絡廣州及100餘個縣鎮在佛山開會，決定發動笫二次罷市，並再次前往廣州向政府表示抗議。

1924年10月9日，孫中山發還部分被扣軍火給商團。事態稍有平息，且孫中山也沒有打算使用武力解決事件。但廣東商團正在發動第二次大罷市之時，蘇聯於1924年10月7日依照1923年初《孫文越飛宣言》允諾援助，將第一批武器彈藥終於送達廣州，於是原本情況大為轉變。

1924年10月10日下午，中共廣東區委發動工會、農會、青年團及廣東工團軍的五六千人召開“雙十警告節”大會，周恩來在會上講話，警告商團，會後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商團，殺陳廉伯，擁護革命政府”等口號。在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西濠口，遊行隊伍遭商團軍襲擊，被打死20多人，傷100餘人。

商團軍在西關構築街壘，封鎖市區，張貼“孫文下野”、“打倒孫政府”等標語。

入夜，陳廉伯之弟陳廉仲在沙面召集鄧介石、李頌韶等商團頭目會議，決議新老城各分團團軍1924年10月14日下午5時集中西關，計劃於1924年10月15日拂曉出動佔領省署、公安局以及財政各機關。

1924年10月11日，孫中山組織革命委員會，自任會長，特派蔣介石、汪精衛、廖仲愷、許崇智、陳友仁、譚平山6人為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

1924年10月12日，由孫中山解決商團問題自任會長的"革命委員會"成立。

1924年10月14日，省長鬍漢民下令解散商團。隔天於是宣布廣州戒嚴。

1924年10月15日凌晨，鮑羅廷、蔣介石、廖仲愷、譚平山等指揮黃埔軍校第1、2期學生聯合了許崇智的粵軍與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隊、工團軍、農團軍等，擊潰武裝商團的一萬二千人並繳械。11點左右，政府軍唆使理髮工人使用約300箱煤油引發大火，焚毀西關商鋪及燒死商團支持者，廣州西關商業區受到嚴重損壞，目擊者報告稱政府軍佔據屋頂，向逃往街道上的商團和難民射擊，大群難民逃往太平馬路，被政府軍迫退回火區，直至焚斃。

1924年10月15日下午二時左右，商團遂停止抵抗。陳廉伯逃回香港沙面，副團長陳受恭投降，當天晚上西關商業區即恢復開市，事變至此平息。

在這次反擊的過程中，有部隊使用約300箱煤油引發大火，焚毀西關商鋪及燒死商團支持者，廣州西關商業區受到嚴重損壞。

有資料稱這次事變中的財產損失接近5000萬港元，平民死傷約2000人。其中，黃飛鴻的“寶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毀。政府向未有遭受損毀的商戶收取保護費，對參與商團的商戶收繳槍械並罰200元，否則“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負責任”。

1924年11月孫中山離粵前夕，由廣東各界人民組織的「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發出通電，指控孫中山「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搖動國體，妄行共產主義，縱兵殃民，摧殘民治，破壞金融，抽剝民產，大開煙賭，摧殘教育，蹂躪實業，破壞司法，鏟滅商民團。（《華字日報》1924年11月15日報導）

事件結束后，黃埔軍校利用收繳商團的大批槍械成立教導團，國民革命軍之基礎發展由此展開。但廣東商界部分人士轉而傾向於支持陳炯明的粵軍，紛紛捐資支持。但最終孫中山依靠蘇聯支持擊敗陳炯明。

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北京方面決定舉行國葬，卻遭到廣州總商會、廣東自治會聯名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