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

古柏，1906年生於江西省長寧（后改尋鄔，今尋烏），是毛澤東在江西時的秘書，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1920年起在廣東梅州市梅縣區廣益中學讀書，併兼任梅州女子師範學校教員，曾參加進步學生運動。

1924年，因參加愛國反帝運動被迫退學。為繼續學業，一些進步學生組織了“學生互助社”，創辦了“學藝中學”。

192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從事黨的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領導尋鄔學生、農民舉行武裝起義。歷任中共尋烏小組組長、任中共尋烏支部委員、共青團梅縣區委宣傳部部長、中共尋烏縣委書記、贛南紅軍第二十一縱隊黨代表、紅四軍前委秘書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長、裁判部長和文化教育部長、中央政府勞動部秘書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和黨團書記等職。

1926年3、4月間，在廣東梅州組建中國共產黨尋烏小組任組長。

1927年，四一二政變爆發后，當革命形勢日益惡化時，拒絕長輩的勸告，毅然從事革命活動，大革命失敗后，他參加了廣州起義和平遠、蕉嶺等地的工農武裝起義。隨後，奉命回尋烏開展革命活動，創辦“中山學校”。

1927年冬，與共產黨員劉維爐等組建中國共產黨尋烏縣支部，任支部委員，領導尋烏縣人民開展武裝鬥爭。

1928年3月25日，組織領導了“尋烏暴動”，任副總指揮。尋烏暴動失敗后，轉移至廣東梅州，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梅縣區委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不顧敵人多次懸賞通緝，秘密返回尋烏，組織游擊隊。1928年8月，任中共尋烏縣執行委員會書記。同年9月，在游擊隊的基礎上組建了贛南紅軍第二十一縱隊，任中共黨代表，率部以陽天嶂山為根據地，開展游擊鬥爭。

1929年11月，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四軍進入尋烏，成立了尋烏縣革命軍事委員會（后改為尋烏縣革命委員會），古柏任主任委員。1929年冬，率二十一縱隊打下了尋烏大田反動土圍子，分了外祖父大地主梅洪馨的土地財產。

1930年5月協助毛澤東作尋鄔調查，毛澤東在《尋鄔調查》中寫道：“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鄔黨的書記古柏同志。”此後，古柏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先後任中共第4軍前委秘書長、第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全力以赴協助毛澤東工作。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古柏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因此，與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一起受到錯誤批判。他堅持真理，百折不撓，始終忠實積極地為中共黨組織工作。1931年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兼內務部長、中共中央勞動部秘書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和黨團書記。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因此與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一起受到錯誤批判。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古柏留下堅持鬥爭，任閩粵贛邊游擊隊司令員。

1933年因與“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鬥爭被撤職。1934年春到中央政府糧食部負責糧草徵集工作；紅軍主力離開蘇區，開始進行長征后，留在蘇區堅持游擊鬥爭，任閩粵贛紅軍游擊隊司令。

1935年3月6日在廣東龍川上坪鴛鴦坑被國民黨軍隊包圍，在掩護同志們突圍的戰鬥中英勇犧牲，年僅29歲。

1930年春，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到了尋烏，並在這裡作社會調查。當時，古柏是尋烏縣委書記，曾碧漪負責婦女工作，夫妻倆和毛澤東同住在縣城邊馬蹄崗的樓房裡。古柏同志根據毛澤東提出的調查內容和要求，提供了調查對象，幫他作筆記、整理記錄、刻臘板、油印等，還兼當翻譯，因尋烏話外地人不好懂。曾碧漪主要是下鄉做婦女工作，但一有空也去幫忙。

毛澤東對這次尋烏調查非常滿意，他說：“這回到尋烏，因古柏同志的介紹，找到了郭友梅、范大明等人，他們提供不少材料。多謝他們的指點，使我像小學生啟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真是不勝歡喜”。還說：“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毛澤東回到軍部，又高興地對朱德說：“有收穫，這個縣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況，他忠厚隨和，寬以待人，在尋烏各界都有朋友。”

“鄧毛謝古”事件

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開始在中央占統治地位。同年9月下旬，王明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繼續推行和發展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不久，這條“左”傾路線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貫徹。

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4人，曾分別發表過一些有利於反“圍剿”和鞏固根據地的言論，抵制“左”傾冒險主義一些做法。由於他們的正確意見，是對“左”的“進攻路線”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對“左”傾路線對毛澤東無端地指責和攻擊，他們勇敢地挺身而出，為處於政治逆境的毛澤東辯護，這樣便得罪了王明路線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們無休止的批判。

一枚印章：紅色歷史的見證

1930年10月下旬，蔣介石糾集十萬軍隊，任命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反革命“圍剿”。當時紅一方面軍約四萬人，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領導和指揮下，實行“誘敵深入，待機破敵”的戰略方針，從1930年10月30日到1931年1月3日，五天內打了兩個勝仗，殲敵一萬三千餘人，繳槍一萬三千多支，繳獲無線電台兩部，還活捉了敵前線總指揮、18師師長張輝瓚。1月28日，蘇區人民在寧都的東固舉行了有三萬人參加的公審大會。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紅軍處決了張輝瓚。

張輝瓚被處決后，在收繳的遺物中有一條軍褲和一枚印章。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期間，舉辦了一個檢閱革命戰爭勝利成果的展覽會。張輝瓚的那枚印章，由於工作需要，移交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同志。古柏對它進行了“革命的改造”：磨掉“張輝瓚印”四字，重新刻上“古柏之印”四字。之後，古柏在蘇維埃中央政府糧食部和勞動部、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贛南特委等工作崗位上，都是使用的這枚印章。

古柏擔任閩粵贛邊區紅軍游擊縱隊司令員后，由於環境日益險惡，古柏將大兒子寄養在一位鄉蘇維埃主席家裡，同時留給他兩件東西：古柏本人的照相底片和這枚印章。1935年春，古柏在鴛鴦坑犧牲后不久，這位鄉蘇維埃主席也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鄉蘇維埃主席的妻子背著古柏的大兒子，帶著那兩件遺物，離開了家鄉。她懷著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和對革命烈士的崇敬心情，歷盡千辛萬苦，輾轉找到了古柏的戰友、愛人曾碧漪同志，並將烈士古柏的遺孤、照相底片和這枚印章一併交給了曾碧漪。

曾碧漪幾十年來一直珍藏著這枚印章，1963年，將它獻給了江西省革命烈士紀念館。它是古柏烈士的遺物，也是中央紅軍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