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辦企業

中國19世紀60年代後半期出現的﹑完全由私人出資創辦﹑雇傭工人﹑使用機器生產的中小型企業。

鴉片戰爭后﹐在外國航運業不斷入侵的情況下﹐到60年代中期﹐上海已出現機器修配工場。上海的發昌機器廠就是在1866年(同治五年)后雇傭工人﹑學徒﹐添置簡單車床﹐從修配作坊逐步發展成為能自造小車床的一家商辦企業。有人認為它是中國最早使用機器生產的近代企業。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在上海還有建昌銅鐵機器廠等十餘家工廠﹐都是設備簡單﹐規模狹小﹐資本僅在五百元左右的商辦企業。90年代以後直到20世紀初﹐廣州的機器修船工廠已能生產多種樣式和大小不同的輪船。

在中國民族資本企業中﹐機器繅絲業發展比較迅速。1873年﹐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創辦繼昌隆繅絲廠﹐是機器繅絲業中商辦企業的第一家。其後數年間﹐在廣州﹑順德﹑南海等地區﹐中小型機器繅絲廠增加到十餘家﹐擁有繅車約二千四百餘部。1881年(光緒七年)﹐上海地區公和永繅絲廠的設立﹐成為華東地區第一家華商經營的絲廠。此後﹐又陸續開設了坤記﹑裕慎﹑延昌﹑正和﹑綸華及源昌等數家。這些絲廠處在上海這一生絲出口中心﹐而且還有江浙地區作為可靠的原料基地﹐儘管由於外國在滬繅絲廠的壓迫和競爭﹐民族資本繅絲業發展十分艱難﹐但從1896～1898三年中﹐全國仍新設機器繅絲廠二十九家﹐共有資本三百多萬元。其中設立在滬﹑杭和蘇州的八家絲廠﹐擁有資本二百七十萬元﹐平均每家近三十四萬元。它們有力量置備新型機器設備﹐提高生產水平﹐與外國在華絲廠相抗爭。因此﹐甲午戰爭以後﹐江南繅絲業躋居全國繅絲業的中心。

在商辦企業中﹐棉紡織業愈到後期愈顯現出它的重要地位。甲午戰爭之前﹐官督商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握有清政府給予的專利特權﹐在棉紡織業中限制了同類企業的興起。當時在上海的華新(1891)﹑裕源(1894)﹑裕晉(1895)和大純(1895)四家﹐實際上是全由商人和退職官僚出資經營的半獨立性的企業﹐不得不在名義上附屬於機器織布局。甲午戰爭以後﹐棉紡織業中“專利特權”的限制被衝破﹐而棉紡織業的利潤十分優厚﹐使民族棉紡織業得以發展。1896年以後的三年中﹐蘇﹑滬﹑杭地區在原有各紡織廠外﹐新建的民族資本紡織廠有蘇州的蘇綸(1897)﹑上海的裕通(1898)﹑南通的大生(1899)等。進入20世紀﹐隨著抵制外貨運動的開展﹐出現了新的設廠高峰。從1905到1910年﹐六年中分佈在蘇﹑浙﹑豫和上海等地區的新建民族資本紡織廠又增加了八家。終清之世﹐民族棉紡織業成為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中最重要的經濟部門。

甲午戰爭前﹐商辦企業在食品工業和其它輕工業部門也都有所嘗試。1878年在天津設立的貽來牟機器磨坊﹐是中國食品工業中最先使用機器生產的商辦企業。1904～1908年﹐北京﹑天津﹑漢口﹑江蘇﹑吉林﹑上海等地﹐共開設二十一家新麵粉廠。在火柴﹑造紙﹑玻璃等部門這時也都有私人資本進行試探性的創業活動。進入20世紀以後﹐捲煙業也有長足的發展。1905～1906年間興建了十六家商辦捲煙廠。其中居中國煙草工業重要地位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便是在1906年興建的。水電﹑皂﹑燭及機器磚瓦業等﹐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民族資本經營的礦山主要是煤礦的開發。甲午戰爭以前﹐稱為商辦礦山的只有1879年開始經營的湖北荊門煤礦﹐但成效不顯著﹐到1882年便以資本不繼而停辦。甲午戰爭以後﹐開設了二十五家商辦煤礦。規模較大的有萍鄉煤礦﹐它籌建於1897年﹐是由官督商辦企業改為商辦企業的。此外還有在路礦鬥爭中收回自辦的煤礦企業﹐如山東中興煤礦公司﹑山西保晉公司﹑安徽銅官山礦區﹑四川江北廳礦區等。

民族資本的新式航運業在甲午戰爭之後開始發展﹐其中經營成效顯著的有1903年成立於南通的大達內河輪船公司﹐1908年在滬甬之間通航的寧紹商輪公司﹐以及在南北洋線上行駛的政記公司(1905)﹑肇興輪船公司(1910)等。而商辦鐵路的情況則反映在1903～1910年收迴路礦權運動中﹐在全國許多省份成立了商辦鐵路公司﹐分別招集到數量不等的股金﹐其中成績較著的有浙江﹑川漢﹑粵漢各鐵路公司。到1911年﹐總共修建了五百公里左右的商辦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