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喜劇

敘拉古商人伊勒年輕時在外經商，和妻子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並與領養來的一對窮人家的孩子一起撫養。一次海上遇險，妻子和兩家的小兒子一起，隨浪飄走，被一艘漁船救起。伊勒打聽不到她們的下落，只得獨自帶著另外兩個孩子生活。很多年以後，孩子們長大了。伊勒撫養的兩家的大兒子告別父親，執意去尋找母親和弟弟，可是一去也沒了影蹤。剩下孤身一人的伊勒由於做生意時違反了以弗所和敘拉古的規定，又交不起贖金，眼看要被處死。以弗所公爵得知他的遭遇后，十分同情，只要他湊足贖金即可免他不死。外出尋找母親和弟弟的大安提福勒斯和大德勒米奧，無意間來到弟弟生活的地方——以弗所，由於和自己的弟弟長相酷似，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四人間上演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陰差陽錯的鬧劇，惹出了一連串麻煩和故事。最後，當兄弟四人同時出現在眾人面前的時候，誤會消除，全家人終於高興地團聚了。

《錯誤的喜劇》最初見於1623年第一對開本，創作年份約在1589—1594年間，通常被認為是莎士比亞最早的作品之一。舞台表演最早見於1594年宮廷中的聖誕狂歡節。

這個劇目的故事情節主要取材於古羅馬喜劇家普勞圖斯的《孿生兄弟》。1595年，一位叫威廉·華納（WiI|iam Wa rner）的英國人將《孿生兄弟》譯成了英語，莎土比亞可能了解這部尚未印行的譯稿；也有可能莎土比亞直接從普勞圖斯的拉丁文原著中得到啟發。據17世紀的約翰·奧伯萊（John Aubery）考證，

莎士比亞進入演藝界以前，做過教授拉丁文的鄉村教師。如果奧伯萊所言屬實，莎土比亞的拉丁文應該具備閱讀的水平，而不是像本·瓊生所說的“只懂得一點”。

劇中關於敘拉古商人伊勒背井離鄉的情節借鑒了高厄的《愛情的懺悔》，但關於他觸犯當地法律，將被處死的懸念，是莎土比亞添加的。

（大）安提福勒斯

敘拉古商人伊勒所生的雙胞胎中的長子，原可以過上富裕舒適的生活，可惜命運多舛，渡海遇難，母子分離，從小與父親相依為命，性格中不免有憂鬱、悲傷的一面。但他渴望得到家庭的幸福歡樂，珍視母子之愛、手足之情，因而自告奮勇，不顧風餐露宿、跋山涉水，歷時數年去尋找離散的母弟，這充分顯示了他性格中真誠善良、意志堅強的主導面。

（小）安提福勒斯

敘拉古商人伊勒所生的孿生雙胞胎中的次子，他的命運在一家人中算是得天獨厚的。雖然在航海途中遇險，與親人失散而飄落異鄉，但尚能隨遇而安。后因救駕有功，幸得以弗所皇室賞識，公爵賜婚，遂與當地鳳凰商店老闆阿德里安娜結婚，成為當地受人敬重的富翁，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阿德里安娜

小安提福勒斯的妻子，心地善良，品行端正，聰慧賢淑。她對丈夫一片痴情，希望夫妻恩愛，家庭生活美滿幸福。可是丈夫貪戀女色、神不守舍，這使她煩惱傷心、朱顏憔悴。不幸的遭遇，促使她發出忿忿不平的呼聲：“人不是驢子，誰甘心聽人家使喚？’’朦朧之中萌生了要求當家作主、夫妻平等的新思想。

劇作充分肯定了追求生活歡樂和家庭幸福的人生權利，以激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為之奮鬥的勇氣。莎士比亞認為，人應當享受現實生活的樂趣和幸福，任何人都不應該阻止它。劇中敘拉古商人伊勒之妻愛米利婭因思念丈夫，不顧有孕在身，不怕路遠迢迢、人地生疏，摒棄行裝，獨自前往埃必丹農，與在那兒經商的丈夫團聚，共享天倫之樂，確實感情真摯、膽大勇敢、意志堅強。在歸鄉途中慘遭意外，妻離子散、人各一方的情況下，任何困難也無法阻擋他們全家團圓的強烈願望。伊勒走遍天涯海角，寧可胃殺頭之罪，他的兒子大安提福勒斯也跋山涉水，歷盡艱辛，年復一年，歷時數載，尋找失散的親人，也表現了執著的情感和不屈不撓的毅力。《錯誤的喜劇》以悲劇開端轉而以幸福團圓告終，充滿了歡快、明朗的氣氛。這樣的結局，雖然承襲了從古希臘以來西方喜劇大團圓的模式，但啟示人們，只要堅持不懈努力追求，善良美好的願望定能戰勝邪惡勢力，有情人終成眷屬。莎士比亞創作《錯誤的喜劇》時，正是伊麗莎自王朝興盛時期，他對人生、社會和未來都充滿了樂觀的信心。

莎士比亞喜劇的主題大多為愛情。但《錯誤的喜劇》與眾不同，它著墨較多的小安提福勒斯與阿德里安娜的愛情，不是莎士比亞所熱情歌頌的忠誠、純潔的愛情，而是劇作家鞭撻的背叛愛情的行為，女主人公的反抗不是在婚前為爭取戀愛自由，婚姻自主而與封建禮教、傳統習俗的大膽抗爭，譬如像《仲夏夜之夢》中的赫米婭，《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和傑西卡，《無事生非》中的貝特麗絲等，阿德里安娜的不滿和反抗是在婚後，為爭取婦女在家庭生活中應有的地位和權利以及愛情幸福而鬥爭。劇中小安提福勒斯與阿德里安娜的婚姻，並非自由戀愛，而是由公爵作主許配的。新婚燕爾尚能相愛多情，然而隨歲月流逝朱顏衰退後，小安提福勒斯便對妻子冷若冰霜，自己在外尋花問柳，卻要妻子恪守婦道……因為，在當時社會的家庭婚姻中“女人必須服從男人是天經地義”， “只見雌的低頭，哪裡有雄的伏小？”妻子的職責就是“應該溫恭謙順侍候他的旨意”，這種婚姻關係實質上是封建傳統觀念中男尊女卑、夫權主義的表現。阿德里安娜不甘忍受這種“服從”，高聲疾呼“人不是驢子，誰甘心聽人家使喚”？難道丈夫“變了心把別人眷愛”， “狠心的丈夫把你虐待”，“人家篡奪了你的權利’’，做妻子的還要“安心忍耐”？在莎士比亞的喜劇中，由阿德里安娜第一個發出了要求家庭婚姻幸福，爭取與丈夫平等地位和權利的呼聲，雖然這種思想願望是朦朧的，卻是執拗的。《錯誤的喜劇》所反映的夫妻之間的矛盾，實質是維護夫權主義與爭取婦女自由、平等權利這兩種思想的對立鬥爭，表現了人文主義新的道德原則和家庭婚姻觀念，充滿了生活氣息和現實性，因而具有社會意義。

《錯誤的喜劇》充滿了戲謔、滑稽的成份，洋溢著風趣、誇張的歡笑。喜劇性的巧合在戲中占重要因素，如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辰在同家客店生下兩對面貌相象的孿生兄弟，敘拉古商人伊勒、大安主僕尋找親人不約而同來到以弗所，而小安因救駕有功公爵賜婚，已成為當地受人尊敬的富豪，伊勒之妻幾經轉輾，出家當了以弗所的住持尼姑，一家人不期而遇……這些巧合因素為喜劇一系列誤會提供了必要條件，喜劇性的誤會場面接二連三地出現。如人物之間的錯認，事件的誤會等等。錯認包括主僕互相錯認，阿德里安娜及女僕露絲錯認丈夫，露西安娜錯認姐夫，商人、妓女、市民錯認安提福勒斯老爺，並由此造成張冠李戴，一連串事件的誤會。誤會的雙方都按照各自的思維邏輯來對待對方，這樣更使誤會加深，笑話百出，從而推動劇情發展。其次，以誇張手法、滑稽玩笑的形式，表現嚴肅的哲學思想和道德觀念。《錯誤的喜劇》對封建禮教、腐朽道德和傳統習俗的諷刺、揭露不是惡意的嘲笑，而是靠善意的幽默、溫和的嘲笑來完成的，例如，通過小安夫婦的家庭矛盾反映封建包辦婚姻的弊端，製造機會讓小安暴露喜新厭舊的行為，結果落得被押坐牢的下場，以譴責他道德的墮落；以惡作劇的方式，讓巫師反被小安捉弄，以諷刺挖苦封建迷信的荒唐可笑……凡此種種，都產生強烈的喜劇效果。

在讀到莎劇的人物塑造時，評論家約翰·帕爾默指出，莎士比亞喜劇力量的全部秘密在於他熟練地運用想象力，創造出各種類型，各種狀態的男男女女。劇中人物性格往往被戲劇情節所淹沒，但仔細捕捉，也不難發現莎士比亞塑造人物的奧秘。其一，採用分類塑造。一類是所謂風雅人物，在劇中多為主角，如安提福勒斯兄弟，有一定社會地位和文化修養，舉止大度豁達，語言文雅豐富，另一類是所謂滑稽人物，多為配角，如德洛米奧兄弟，雖為侍從跟班，但人情練達，不失聰明才智，心地善良，忠於主人。評論家們常常把這對孿生僕人稱之為“莎士比亞式的小丑"，在劇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由於他們吹牛，撒謊、慫恿、挑唆、插科打諢，從旁作證，不僅增添了喜劇氣氛，還為推動劇情的發展製造了契機，同時與主人公相映成趣。其二，採用對比手法。人物之間互相對照、比較，使性格鮮明突出。例如，用小安的尋花問柳突出伊勒對妻子的一往情深，以露西安娜的溫良恭儉讓突出阿德里安娜爭自由，求平等的反抗精神。

《錯誤的喜劇》的語言以嚴肅與詼諧的融合，人生哲理與滑稽幽默的統一為特色，語言十分生動，富於變化；有時悲哀低沉，有時輕鬆愉快，有時尖酸刻薄，有時俏皮滑稽，有時典雅華麗，有時粗俗平淡，往往因場合不同，對象不同，心境不同而起變化。

近代文學家梁實秋：此劇詞藻比較生硬，劇詞也欠生動。有許多押韻的十四音節的詩行，所謂rhymed“forteener”，是十六世紀早期所謂“學院體喜劇”（“academic comedy”）流行的體裁。古典戲劇中所常用的“單行對口”（“stychomythia”），在此劇中也常見。又如隔行押韻的抒情十音節詩行，亦數數見。幾此皆足以說明莎氏尚未脫離模擬的作風以及早年的絢爛的意味。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beare，1564—1616），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家和詩人。莎士比亞於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國中部斯特拉福德城一個富裕的市民家庭，幼年在家鄉的文法學校念過書，學習拉丁文、文學和修辭學。後來家道中落，曾幫助父親經商，1578年左右隻身到倫敦謀生，據說從事過馬夫或僕役一類當時被看作“最下等的職業”。後來當了演員和編劇，隨著劇團到各地巡迴演出，與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有比較廣泛的接觸。他在劇團里扮演過像《哈姆萊特》中的鬼魂之類的配角，也擔任過導演，但主要是編寫劇本，開始時不過是給舊劇本加工，逐漸由加工而改寫或自己創作。他後來成了劇團的股東，1613年左右從倫敦回到家鄉，1616年4月23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