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陽

後任職於華南分局、廣東省委宣傳部，在上述單位歷任幹事、副科長、科長、副處長、處長等職。《羊城晚報》復刊時任副總編輯。1993年秋離休。離休前後曾兼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省社科聯委員、廣東省社會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地方志編審委員及廣東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38年10月，因為廣州淪陷，廣雅中學遷到了魯陽的家鄉——廣東省信宜縣。1943年魯陽在廣雅中學高中畢業。在中學學習期間魯陽受到進步老師和同學的影響，參加了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皖南事變后，魯陽了解到皖南事變的真相是國民黨軍隊突然襲擊新四軍的，知道了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挑起分裂，所以魯陽的思想發展到擁護、支持共產黨。

高中畢業后，魯陽進入了國立浙江大學。當時因為戰爭，浙江大學搬到了貴州的遵義。在抗戰的大後方里，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是最重要的兩所大學，同時也是愛國民主運動的兩座堡壘。所以在浙江大學的這段時間，魯陽更積極的參加愛國民主學生運動。1945年抗戰勝利后，1946年，浙江大學搬回杭州，魯陽在杭州讀完了大學的最後一年。就在這段全國愛國民主運動最高漲的時間裡，魯陽擔任了學生運動刊物《求是周報》的副社長。

因為這個緣故，魯陽被列入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黑名單。當時出於保護進步青年的考慮，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把魯陽轉移到解放區去。於是魯陽就離開杭州，去到北平，在那裡弄了個假身份證，準備進入華北解放區。魯陽化裝成一個飯店的學徒，準備通過敵封鎖線。但是魯陽因為近視，戴了一副眼鏡。飯店的學徒怎麼會戴眼鏡呢？敵人肯定會知道魯陽是個學生，這樣是很容易暴露的。所以在河北陳官屯的敵檢查站，魯陽見到國民黨的憲兵在前面檢查行李，就在蹲著等候檢查的隊伍中把眼鏡摘下來，丟在腳底下踩碎。在接受檢查的時候，魯陽的包袱裡面除了一套衣服之外什麼都沒有。檢查的憲兵看過魯陽的假身份證之後，還惡狠狠地踢了魯陽一腳，叫道：“滾！”魯陽就通過了敵檢查站，經過一段中間地帶后安全地進入了華北解放區。

在解放區泊鎮黨的接待站里，接待同志跟魯陽談話，說魯陽要改個名字，因為將來可能還會將魯陽從解放區派到蔣管區去工作的。魯陽想起了魯陽在學校寫牆報的時候用過的一個筆名：魯陽。魯陽當時看過一本進步的書籍，裡面介紹了兩個革命文豪，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宋陽（瞿秋白的筆名），魯陽便給自己取名魯陽：魯是魯迅的魯，陽是宋陽的陽。這時候魯陽便將魯陽作為魯陽的名字使用，從此一直用到現在。

當時從蔣管區進入解放區的進步青年都要受訓的，所以魯陽也就在華北大學一部參加了短期學習。學習結束后魯陽被調到河北平山西柏坡的南庄，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處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準備搬到北平去。但因為要組織一批幹部南下，於是魯陽被調到了駐在河南省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直屬單位。南京、上海、武漢相繼解放后，中原局搬到武漢，改組為中共中央華中局。當時中央準備解放華南地區，華中局成立了一個“南華工作隊”，魯陽被派遣南下，擔任南華工作隊隊部的幹部。

1949年9月，由中共中央決定新組建的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江西贛州召開了“贛州會議”，研究解放華南的一系列問題。當時準備解放華南的南下幹部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由華中局組派的南華工作隊，其成員是從中原、華北、華東等老解放區抽調來的幹部。魯陽屬於這一部分；二是從中央和華北、東北老解放區直接派遣南下的幹部；三是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的一部分成員。到了贛州之後，這三部分被合稱為“南華工作團”。除此之外，華南分局還決定把從廣東遊擊區和香港調來的幹部組成華南工作團。南華工作團和華南工作團都由華南分局直接領導，成為其後接管廣州市和廣東省的主要幹部力量。

魯陽跟著野戰部隊一道南下，1949年8月底到了江西贛州，在那裡待了一個多月。當時我們主要是學習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尤其是接管政策，以及參與廣州軍管會的準備工作。在接管前，我們學習了“約法八章”、一系列的接管政策和方針，還有對北平、南京、上海、漢口等大城市接管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學習了葉劍英強調的接與管相結合、相統一的思想，各個系統進行分別接管、完整接管（包括財物、檔案、人員）和“二快一慢”的方針（即對政權機關和物資機構接管工作要快，對文教、外事單位則要更穩妥、慎重，晚接管幾天也無礙；但是對廣播電台、報館則要抓緊馬上接管）。

10月6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贛州成立了由葉劍英、賴傳珠分任正副主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作為解放后軍事管制期間廣州市的最高權力機關，統管廣州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事宜。在軍管會屬下，分設了政法、財經、文教、交通等幾個接管工作委員會，準備在廣州解放時分頭進行接管工作。在組織上徵求魯陽的意見之後，魯陽被安排在廣州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新聞出版處的軍管組，準備參加對國民黨報館的接管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就是10月2日，我們全體準備南下的幹部和當地廣大軍民，集中在贛州城市中心的廣場，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新中國成立大會。在會上，大家聆聽了喇叭里播放的由北京傳來的前一天天安門廣場上集會的實況錄音。當聽到毛主席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時候，大家都鼓掌慶祝，齊聲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整個廣場歡騰起來，大家都沉浸在歡樂的海洋之中。

在新中國成立消息的振奮下，人民解放軍兵分三路，向廣州進發。入粵大軍進展神速，10月14日，廣州解放。作為廣州軍管會工作人員的魯陽，跟隨兼任廣州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的李凡夫，隨著南下野戰部隊，路經贛南，越過五嶺，進入粵北，到達翁源縣的龍仙圩。就在我們到達龍仙圩的那天晚上，我們就聽到從電報傳來的廣州已經解放的喜訊。第二天，我們趕緊乘汽車趕往廣州，由於路上的公路和橋樑被國民黨軍隊破壞，一路上由工兵部隊修修補補，因而有所耽擱，在10月16日黃昏才趕到廣州。我們從沙河進入市區，一直到達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的新亞酒店，並臨時住下。

10月21日，人民解放軍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對外公布成立。軍管會設有軍事、財經、文教、交通、物資、電訊、治安、司法、衛生、供應、房屋分配以及外僑事務等8個委員會和4個部（處），分別負責接管原國民黨廣東省和廣州市黨、政、軍機關（包括從南京遷來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和事業、企業單位。我們對廣州的接管工作由此開始，一直持續到12月底才基本結束。

廣州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正副主任分別由李凡夫和饒彰風擔任，魯陽所在的新聞出版處隸屬於文教接管委員會，處長由饒彰風兼任，副處長是王匡。新聞出版處派出了以羅戈東為首，由向明、姬星波、閻培濤、魯陽、張演、楊嘉、吳柳斯等組成的幾個軍管小組（還有幾位的姓名現在已經忘記了），分別前往廣州市的各箇舊報館進行接管工作。

解放前夕在廣州出版的國民黨的報紙以及與國民黨相關的報紙可以分為五個部分：一是國民黨的黨報，二是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的機關報，三是國民黨軍隊政工系統的報紙，四是國民黨官僚政客半官方辦報紙，五是名為商辦實則受國民黨政客把持的報紙，共計20多家報館。其中主要有《中央日報》、《中正日報》、《西南日報》、《建國日報》、《大光報》、《環球日報》、《越華報》、《國華報》、《現象報》等，發行總量不超過八萬份，其中發行量最多的《越華報》發行數也達不到1萬份，至於從南京遷到廣州出版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每天的發行量僅有幾百份。

10月22日，魯陽與其他同志一道，分別由幾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陪同，開始前往設在光復中路一帶的《西南日報》、《大光報》、《建國日報》等舊報館進行接管。我們一到報社的大門口，就把軍管會“約法八章”的布告貼在門口牆上，並在進去之後召集報社全體工作人員開會，宣布：從即日起停止該報出版，並由軍管小組開始接管該報所有的房屋、機器、設備、文件、檔案、財產和人員，要求報館所有人員協助接管工作的順利進行，切實保護報館所有物資檔案等不受損失。在接收的過程之中我們不折不扣認真貫徹執行了黨的接管政策。我們在接管舊報館時嚴格區分一些報館的後台老闆究竟是官僚資產階級還是民族資產階級，從而決定對他們的報館資產是否沒收。例如當時軍管小組在接管了《越華報》之後，就立即徹查其資產來源，保留其商辦資產股份，並沒有對它宣布全部沒收。

在我們去接管之前，除了《中央日報》已停止在廣州發行外，其餘各報還都在繼續出版。當時接管下來的舊報館設備，除了一些房屋、印刷機器外，其他的設備少得可憐，尤其是圖書資料室幾乎是空空無物。《西南日報》社的設備，雖然比較陳舊低劣，但進行接管時，首先要把這些設備全部清點、保存下來，以免遺失。我們接管下來之後不久，便奉軍管會令，將該報社的印刷職工、印刷機器一道交給從中共北江地委派來的代表梁木，由他帶領遷往韶關，供新開辦的《北江日報》印刷使用。

接管下來的《中央日報》印刷機器設備則交給於十月廿三日創刊的華南分局機關報《南方日報》社使用。其他許多已經接管下來的報館如《大光報》、《建國日報》的印刷設備隨之移交給了新成立的南方人民印刷廠、新華印刷廠，這些報館的印刷職工也就成了新印刷廠的員工。後來，《越華報》等報社的印刷廠也在1950年8月下旬成了由廣州地區各民主黨派聯合創辦的、由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報社《聯合報》的印刷廠。我們向印刷工人講明來意、解釋政策，在把機器設備逐一點收之後，便立即安排恢復生產，從而及時地發揮了各印刷廠的人力物力的作用。

在把各種設備接管下來之後，軍官小組就開始組織起舊報館的采編人員和經管人員進行集中學習。當時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新聞出版處把各報社的上述人員集中起來，在原《西南日報》社內開辦了一個學習班。學習班由各軍管小組的一些同志講課，講授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進行政治思想教育。魯陽曾經負責主持這個學習班，並在學習班上作過一個題為《人生觀的根本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的報告，內容大意是：究竟是為反動統治階級，即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服務，還是為中國廣大人民服務？這是當前人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人生觀的根本問題。

當時魯陽只有23歲半，在這麼一群老、中、青年人都有的舊報紙工作人員面前，侃侃而談，毫不膽怯。因為魯陽認為，魯陽是黨組織派來公開講演的，魯陽堅信所講的這個問題，是人們應當共同遵守的真理。幾天後，魯陽聽人說起，在香港有一份親國民黨的反共報紙，竟然刊登了一篇題為《廣州新聞界集中營鐵幕》的通訊，胡說什麼共產黨在廣州設有一個新聞界的集中營，專門向廣州新聞界“洗腦”，集中營的頭目叫魯陽。魯陽找到那篇造謠的文章看了，真是令人又好氣又好笑。

在接管舊報館期間，魯陽住在報館裡面，經常和報館內的人員見面談話。互相熟悉了之後，報社的工作人員也願意與魯陽接近並反映情況。魯陽從他們那裡了解到：在廣州解放的的頭幾天，因為對報紙的軍管工作尚未開始，那些報紙還在繼續出版，但他們的口氣已經自動改變了，從解放之前稱呼解放軍為“共匪”或者“匪軍”，到改稱為“共軍”或者“解放軍”了。但是由於他們對魯陽黨魯陽軍和人民政府仍不了解，刊登的消息也出現了不少錯誤，竟然把我們這些南下幹部稱為“中共青海軍政大學”的師生，其原因是當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對外公開使用的代號是“青海部”，這些舊報館的記者、編輯因為不了解情況就胡亂猜測了。

在舊新聞從業人員學習班開辦期間，軍管會對參加學習的人都發給伙食費。學習結束以後，軍管小組根據掌握到得情況，有區別地對他們的去向進行處置。有的繼續使用（安排到一些單位），有的分配到革命大學和一些訓練班繼續學習，有的則進行遣散併發給相當三個月工資的遣散費。直到學習班結束，都沒有逮捕過一個人。那些被留用的或繼續學習的人，大部分是思想較好和工作能力較高、素質較好、具有培養前途的新聞界人士。他們後來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了貢獻，不少人還擔任了領導職務。

兩個多月之後，接管工作基本結束。1950年1月1日魯陽被黨組織調至華南分局宣傳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