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現象

古希臘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學》中講，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這句話可以有兩種理解：在歷時性層面，人，自他誕生之日起，就著手架構和修飾使人類合作地生活的社會政治大廈。並且在社會的進程中，不斷地修葺和完善，使這座大廈更合理與健全。換言之，人類生活自始就是政治生活。在共時性層面，人類的社會政治生活，總是區分為富有針對性的政治結構：相應於人們的精神生活，人們總在大腦中構想著“政治應當如何”的理想政治；對比於人們的組織化社會生活，人類則總在致力建立一套更健全、更可行的社會政治制度規範，以吻合於人類的行為的重複性的日常性規矩。換言之，人類生活其實就是政治生活。但是，人類的社會政治生活並不是一瞥即是的透明體。天生政治動物——人，在行動中是自主的政治主體，然而，人要以自己的政治行為作為認知對象，卻難做到舉重若輕。合理的認知方法成為合理的解析政治生活的前提條件。而合理方法的構成，至少有以下三個環節：一是準確地描述政治現象，二是勾畫政治的基本結構，三是歷史地審視民族國家的政治特質。

一、複雜的政治史實描述政治現象，是一件看似簡單實則困難的事情。簡單在，人類社會政治生活歷史地環繞在我們身邊。政治史藉助於可以傳布的政治思想，藉助於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成功敘述，藉助於民間傳布的政治趣聞軼事，可以為我們彷彿置身其中地感受到。同時，現實政治總在叩擊我們的心扉，影響我們的行為取向。我們從對他人的同情、對集體的認同、對國家的忠誠、對社會義務的認取等等方面，覺察和省悟政治之手對我們的撫慰或拒斥。當今世界，每一個人都在因政治遭際而喜怒哀樂愛惡。有趣的是，越為我們感知和熟悉的事情，常常越為我們所不了解。西諺雲“熟知非真知”，中土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社會政治生活內在地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每個行為主體都活生生地在歷史的特定時空中活動。粗線條地看，似乎一目了然；仔細地想，確實難明究竟。這就是為什麼政治史寫了又寫，著作浩若煙海，使人還要重探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分析當下政治生活的文獻，汗牛充棟，但人們卻仍然去深思根源。政治事象太複雜，常使人如墜雲里霧中。比如，政治事象中為人們最感興趣的活動主體——政治人物，以其對歷史的卓越貢獻和影響，對當時的廣泛作用，上升為政治領袖的那部分人，就為我們所難以定評。拿建立中國大一統政治最力的秦始皇來說，以統一中國之功奉之者有之，而以專制之弊斥之者更不在少數。同時，作為政治人物的始皇帝與作為個體人格的始皇帝，是一致的，還是分離的，也令人難以斷定。人所見到的傑出政治人物，總是一個側面而已。至於普通而平常的一般政治生活個體——平民，其活動早已被歷史大浪洗淘，並未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多少印痕。

二、政治人物，又總是以政治事件為自己活動的載體。把我們觀察政治的視野轉換到政治事件上來，複雜性就更易為我們感知。因為，構成一件政治史實，牽扯的政治人物更多，涉及的權力利益因素更多，行為過程中具有的變數也更多、行為的動機與效果關係更微妙。就算是聰明睿智的天才，也不敢自信自己能夠清斷政治是非。所以，就連繫統記錄中國漢以前歷史的史學大師司馬遷，自陳為學理想時，以“究天人之際”切入，以“通古今之變”裁史，落筆卻謹慎地講，目的只在“成一家之言”。這種困難可以描述為：身在政治事件發生之中的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脫出真實歷史、真實情景的人，又克服不了“真的歷史”與“寫的歷史”的巨大差距。因此，政治史常常成為記錄不完整的史實編纂競爭史。比如在中國，政治爭端蜂起的春秋時代，常有賢臣殺暴君的政治事件發生。姑且不說當事人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起而弒君。就拿後人的觀察，爭辨中有人指出以臣弒君，違逆了君臣天理，應當毫不留情地譴責來講，就增加了認知政治事實的道德難度。而辯護者以為為君不仁，臣下起而誅殺，確實可以大書特書，可以為其確當性歡呼跳躍，卻又增加了我們在政治行為抉擇時的服從與抗拒的猶疑。何況，一部歷史日日發生著某一政治事件，對生而有涯的個人來講，豈不象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如果要追問政治大事件是否具有關聯性，是否具有精神一貫性、傳統相沿性，恐怕對生活中的個人來講，會變成一件不堪負擔的思想苦差。即使在認定歷史事件有固有規律可尋的歷史決定論者看來，要連貫歷史中的人與事，也不是輕而易舉的。如果要歷史偶因論者做同樣的事情，恐怕他可能會以某個政治領袖某個清晨眼裡進了沙子不舒服，所以就廢了宰相(如有人就這樣看朱元璋的廢相之舉)，於是有了政治轉折。或者以某個政治領袖具有天生的聚眾能力，去解釋他何以會發動一次影響全人類的政治革命(如此看列寧、毛澤東者有之)。

漫長的政治進程，有多少風雲突變的政治變遷；悠久的政治活動，有多少不經人意的政治“沉沙”!政治動物要反觀自己做了什麼，回省自己做成了什麼，原本不是一件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延，政治中的人與事，構成更為複雜。以泛義的現代政治而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眾說紛紜，難以清晰明了地把握；三權分立的制度安排，漏洞甚多，難以保證公民個人的政治權利。而普遍介入的普選方式，仍不完善，打擊著公民個人的政治參與熱情。變形的現代政治，更是人類的災難：以正義為名的戰爭蜂起；以廉潔標榜的政黨墮入腐敗；以平等為口號的國際政治，四處是來自實力的恫嚇；台上的政治政策的制訂，常常是台下利益交易的結果。政治以更粗率的方式制約著人類生活，分析並建構更健全的政治模式，變得日益迫切。

看看中國，政治事務的複雜程度並不稍遜於其它任何一個國家。一方面，現實政治先期要著力處理政——經關係。業已進行了近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走到了產權制度更新的地步。產權改變所涉及的，其實就是財產權利的政治安排。產權改革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人民主人翁權利的清晰準確規定，政黨、政府、社會團體、公民個人的權利分界，政治體制的理性設計，政治倫理的現代建構，都一股腦地擺到了桌面上來。這些“發展”的政治課題，不惟已引起國內政治力量的再組合，而且，改變著國際政治的版圖構成，以至於中外政治關係日益吸引國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中國又是在背負沉重的政治傳統的情況下，開展現實政治活動的。

傳統明顯劃分為二，一是三千年古典社會積澱而成的倫理政治文化，還似陰似陽，似隱似顯地對政治發生著“拉鋸戰”;二是近四十年的現代政治實踐，所形成的難以說是健全的政治體制、政治觀念、政治行為取向，也還頑固地制約著可能具有的新選擇。老傳統與新傳統，都與當下選擇發生緊張關係。一時，人們還難以斷言哪一個具體政治觀念、政治舉措是“更值得的”(在價值層面上言)，又是“更有效的”(在功利層面上言)。對於政治分析者來說，緊要的是，不被複雜的政治事象迷惑。上佳的選擇，是尋求合理方法，解讀政治事象。二、政治三層面：實踐、觀念與精神政治事象，確實複雜。雖其如此，仍能認知。關鍵所在，方法確當。現代政治科學的發展，已使我們具備了走出政治迷霧，走進一個理性天地的可能性。在古代社會，人們對社會政治生活進行了解，還停留在籠統和初步的程度上。

中國古代學者以“政者，正也”，作為窺探政治秘密的總綱，但細緻入微的分析不多。所以，一部二十五史，儘管可以看作一部政治活動的歷史，卻幫助不太大。還要求人們以適當方法將這些豐富的材料加以提挈整理，才能使問題得以凸顯。理解中國古代政治生活，畢竟還需要現代政治科學的支持。而在古代西方社會，人們對政治的了解雖然較古代中國要深入，但知識立場仍在調整之中，政治分析也在發軔時期。對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影響深遠的柏拉圖，早期期望“哲學王”的理想政治，而後來發現這種構想太過虛渺，便寫作了《政治家》和《法律篇》，轉而認為只有政治邏輯、法律規範才是政治治理的根本保障，對道義邏輯的政治功能表示疑慮。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撰寫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政治學》著作，天才地指出人類與政治的內在相聯性，並精確地預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題——公正，精闢地指出了社會中法律、正義、智、德的作用。但是，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時遷勢易，隨著人類社會政治生活複雜性的充分顯示，人類的政治認知水平大大提高。

現代政治學以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為藉助，已能較為清晰地給我們展現人類政治生活畫卷。不同於以往人們把整體的政治作為認知對象，現代政治學對政治進行結構分解，將之劃分為三個層面。從而，使我們得以在泛觀博覽政治活動的感性基石上，去理性地分析與把握政治活動的具體內容。第一層面，就是人們已往進行和正在進行的、活生生的政治實踐活動。在這個層面上，政治活動顯示出它的豐富多彩與歷史特性。豐富在，一個時代的政治活動總是在全方位地開展著。以人物言，從最高政治領袖、到官僚機構成員、再到下層一般平民，都被納入這一時代的政治機器中“加工”。以活動言，從衣食住行活動的組織、到官吏的任用裁奪和公共活動的籌劃、再到決策效能的估量與政策修正，都成為政治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以影響而言，從平民至官吏的喜怒哀樂、最高掌權者的握有權柄與玩弄權術的得失錯漏、再到政治交替而造成的社會震蕩，都構成政治起伏跌宕運行的體現。

歷史上的每一個“今天”，都在提供這樣的政治事件；當下的每一個事情，都蘊涵著政治史的線索。當然，政治實踐總是歷史地進行的。在一定時空條件下，人們為自己確立政治目標，展開政治組織、實施政治舉措、完成政治任務。政治活動的時代烙印，更增添了不同時代的人們對政治活動的新奇感、魅力感。這正是在現代人的視野中，傳統政治為什麼總是有不解或難解之“謎”的原因。也正是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總在“重評”、“反思”、“再評價”過程之中的原因。恰恰也是在這個層面上政治給人以豐富而混亂、多彩而迷失、易逝難重組的映象。現代政治學則指出，以適當的微觀理論為指導，研究歷史地進行的政治活動是可能的。而且，這種研究以人物與事件、過程與影響的“還原”為基本目的。政治史學、政治史編纂學、政治社會學為此提供了可靠方法。譬如膾炙人口的《萬曆十五年》，恰好是在描述的政治史學指導下，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明中葉的政治生活畫卷：人物栩栩如生、事件脈絡清晰，而明中葉在中國政治漫長歷史中的定位也準確顯示出來。全書絕不會給人一種政治史茫無頭緒的混亂感。但是，微觀的政治史學功能畢竟是有局限的，它沒有在宏觀理論的指引下，進行政治研究所具有的那種高度的理論穿透力。因此，政治實踐導其先，政治思想殿其後，後者構成解釋前者意涵的歷史支撐。所以，要想具備洞穿政治的認知能力，必須具有深厚的政治思想史修養。政治思想構成政治活動分解的第二個層面。在這一層面上，充滿智慧的政治思想家對社會政治的批判、設計與祈求，構成了人類社會對現實政治的基本評價傾向，對現實政治的基本理解方式，並預定了人類(劃分為民族與國家)對未來政治進行選擇的基本路向。它是人們行為層面之上的觀念層面。它是政治行為得以發生的精神根據。可以說，政治思想的核心一旦形成，它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就會擴散和深化。所見最明顯的是，西方政治思想源流如此漫長，但差不多是柏拉圖思想的“註腳”;中國政治思想如此悠然而下，也只不過是孔儒老道觀念的反覆“拼貼”。

政治思想以它的理論穿透力為特徵，這與其構成有關係。一方面，政治思想家殫精竭力，聚焦關注政治問題。從而，對政治有超過常人的理解與分析。另一方面，政治思想有一個自身相沿積累的知識遞增過程，使得自己對政治問題的解釋，有多個角度、多個層面、多種方式，使人們可以轉換視覺透視政治問題。正是通過人類經久不絕的政治“智力體操”，人類才覺悟到政治問題的理論求解，可以在三方面同時進行：一是理想政治的構想。它以超越實際運作中的政治為目的，取向是批判的，目標是理想化的。它構成人類不斷克服現實政治不足的觀念動力。二是政治制度安排的設計。它以更完善的要求對待各種政治制度，基本主題是公正，主要環節是利益分配，設計中軸是政府架構。思考這類問題的思維取向是建構的。這一方面構成人類直接努力改善當下社會政治狀況的推動力量。三是現實政治的認知方式假設。它以承認政治的必要性為前提，指出政治活動的日常性、現實性、廣泛性、嚴酷性。揭示人們，每個人都是活動著的政治主體，無所逃無所避，只有面對它並嘗試改善它。這一方面構成人類直面政治問題的觀念條件。政治思想是對政治實踐的說明、校正與超越，是人類反思自己活動的思維記錄，是現實政治不致於完全斷送人們心中的良善期望之依託，是我們得以觀察政治問題的理論前哨站。但是，分別由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政治思想家，所表達的政治意願、提供的分析意見、建構的理論體系，總烙有鮮明的時代印記，總體現出明顯的個人特色。無論站在那一個天才的政治思想家的特定視角，去看政治問題，都只能收到“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效果。比如站在孔子的仁義政治觀立場看中國古代政治，會覺察中國政治的良善一面。史家錢穆以為中國從無專制的結論由此得出。但是，如果以道家的批判理論來看古代社會，便會使人意識到古代政治的極度不公。現代革命家的斥儒重道可為佐證。在西方，則以對政府的態度來講，也便有“政府萬能論”與“政府萬惡論”的迥然區別。前者對政府歌頌備致，後者則大力提倡無政府主義。可見，政治實踐與政治思想，還只是政治活動“一物”之觀念與行為的“兩面”。要對政治有一個更透徹的了解，還需要立足其上，才可望鞭辟入裡。好在現代政治學的兩大傳統，為我們提供了兩種各具成效的思維路向：英美的經驗主義思路，為我們認識和了解政治實踐、經驗性地分析政治活動，提供了藍本。而德法的理性主義傳統，則為我們認識和了解政治本質、理論化地把握政治精髓，提供了參照。沿前者的見解，我們所見如上。依後者的玄思，我們則發現以政治精神的辨識，去攏合政治史實，會給出一個富普遍適用性的解釋的價值體系。“政治精神”，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式提法。它不同於英美政治思維經驗性地對待政治的大思路，而試圖對一切政治現象背後的一致性加以抽象。因此，前者(英美)是經驗的，後者(德法)是理性的；前者是具體的，後者是抽象的；前者是歸納的，後者是演繹的；前者是統計的，後者是思辯的；前者是客觀優位的，後者是主觀奠基的；前者是冷靜智性的，後者是激情奔放的；前者是建構與范導並重的，後者是以范導統建構的。平心而論，兩種思路對政治解釋各有功效。但是，以對政治史實的抽象說明、理論把握而言，後者更有力。政治精神這一概念的蘊涵是，貫穿於一切政治活動過程，外顯於政治理念、制度安排、現實運作、政治行為與心理結構之上的本質一致性。從政治精神的高度看政治，它藉助於一切政治事象，但一經形成一定的精神核心、精神氣質，就反過來更有效地解釋這些事象得以出現的根據。因此，它又不以事象的描述、歷史的複雜為職責。相反，更注重政治中基本一致之處的尋找與理解，以求達到對政治生活更理論化的解釋，並給人以強烈的解釋力度感。

三、國家、歷史與政治精神政治精神省察以對政治的抽象化、理性化、建構化的解釋，體現其面目。但是，具體地把握政治精神，則無法排除它的歷史性、民族性、國家性。這是由人類政治活動方式決定了的。就人類迄今為止的政治活動而言，政治精神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面，它總是具體民族國家(National-State)所依賴的具體歷史條件構成的。從來還沒有過完全超越民族國家的持久政治事件。即便是當代的國際政治活動，按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著作家漢斯.J.摩根索的理論，也只能視為“國家間政治”，它的起點是國家權力與國家利益，遵循的原則也是國家權力的均衡與國家利益的協調。世間並無統一行動的“人類政治”存在過。因此，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區域，了解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地理環境、政治格局、人文意識，就成為可行的具體解釋政治活動的唯一取徑。另一方面，人類的政治活動在由各民族國家構成基本內容的前提下，又日益顯示出歷史性溝通、一致性融匯的徵兆。民族國家隨經濟交往的頻繁化，政治關係也日益緊密。在多元發展的基礎上，如何達到“在地球上共謀生存”的一體化格局，已成為自16世紀以來，人類政治生活日漸需要認真對待的重大政治課題。這種局面，勢必要求我們既要尋求全球一體化的合理格局，對聯合國一類的世界政治組織傾注更多的精力；同時還要對一體化的具體成分—各國政治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要對現代國家各具特色的政治行為模式、政治基本價值加以同情的了解，才可能使全球一體化具備堅實的基礎：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民族國家是歷史的產物。

早期的人類社會，民族與國家並不具有統一性。即是說，當時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統治者的統治轄區並不與統治集團所屬的那個民族居住的地域相吻合，甚至統治者的語言和文化與臣民的語言和文化也迥然不同。這一時期的國家，可以稱為“文化國家”，而難以稱為當代人所謂的政治國家。民族國家是在十六世紀生產力大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世界範圍擴展以後才正式形成的。從此，各國的文化傳統、政治取向、價值觀念的個別性才日顯凸出，民族與國家的統一性才日漸明顯。各個國家在共同或相異的歷史源頭上，分別汲取有利於本國發展的養料，並相應形成了民族國家的歷時類型與共時類型。民族國家的歷時類型，指的是時序上有先後之分的民族國傢具體形態。民族國家的具體歷史類型，最突出地表現出它的歷史性。

如作為英美式的民族國家，經驗主義的政治傳統、權力分割與制衡的制度安排、改良主義的政治行為方式，都是自身歷史相沿而下所形成的。再如歐陸式的民族國家，僅看德國，重思辨、尚建構的政治思維，重政府作用的政治架構，強調權威與服從的政治心理，也是與它後起發展，政治上具有集權傳統互動而形成的。又如中國式的民族國家，之所以民族意識更強、文化統緒觀念更堅定、集權取向更明顯、人治困境難走出，更是與后發外生的現代化進程、人治的歷史背景、集權的政治傳統等等歷史因素、較封閉的地理環境等外在原因，相互作用而成的。民族國家的共時類型，指的是歷史中形成的各類型國家在基本結構上的一致性。一方面，對民族國家共時類型的把握，可以從它共同的歷史淵源、文化背景入手。比如，整個歐洲都是在古希臘——羅馬傳統、希伯萊——基督教傳統的基礎上，建構其政治模式的。因而政治上的一致性較為明顯，政治精神(如法治—民主政治)較為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從生產方式結構上把握民族國家的共時類型。如我們熟悉的資本主義政治類型、社會主義政治類型等等。

在政治精神的把握當中，民族國家的歷時類型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在民族國家仍然是具體辨識政治精神的載體的情況下，對民族國家具有以體現其獨特性的歷時類型進行分析，就可以深入到具體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之中，了解其政治背景，諸如政治活動所寄的地理環境、政治思維方式與文化傳統等等，理解政治傑出人物的政治品位與政治行為，詳實地把握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政治事件產生的綜合原因。從而，能夠穿透政治事件的諸種表象，明了蘊涵其中的精神實質。譬如，表面上看，秦始皇、唐太宗、清太祖、孫中山、袁世凱是幾位不相干的政治歷史人物，但從中國政治的“國家觀念”、由此生成的權力意識、行為去向等方面去審視他們，則可以發現他們在處理權力關係上，圍繞的倫理——政治主軸，並由此顯出他們的個性：專制獨裁或作風“民主”，以及顯示他們的共性：面對倫理政治(或人治、德治、禮治)的共同挑戰難題。

可以說，拋開國家、歷史的獨特性維度，是無法解讀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精神，因而也無法全面了解這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生活真象。但是，民族國家的共時類型，對比較地理解政治精神，準確地為民族國家政治精神定位，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與意義。原因在於，在結構上比較一致的政治國家類型，與另一些結構上比較一致的政治國家類型，相互比較，可以更鮮明地顯示出兩類政治範圍的獨特性。從而，更有利於對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精神，提供一個具體釋讀的可靠背景。這對理解和把握中國政治精神更具有特別意義。

因為，中國政治在時限上分為兩段，類型上因此發生根本轉型。前期(自公元前的早期國家到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的倫理政治精神，總是比較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法理政治精神，才會顯示出更明快的特色；後期建構中(自1840年至今)的法理政治精神，也必須在西方法理政治類型的映襯下，才顯示出建構物的基本輪廓。以國家為基本單位，以歷史為基本線索，以民族國家的歷時類型與共時類型為雙重參照，凸顯政治精神的共性與個性，成為合理分析政治生活的科學方法。換言之，可靠地凸現民族國家的政治精神，才能可靠地解釋民族國家的政治生活，也才能更理性地籌劃民族國家的政治精神改造，以及政治生活的改良與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