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以下特徵：第一，全球性。第二，綜合性。第三，挑戰性。

鑒定是否為全球性問題的3個條件:

一、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是經濟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都共同存在的問題;

二、這個問題不解決，會嚴重妨礙全球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三、解決此問題的途徑，需要世界各國協作，全人類努力才行。

全球性問題對世界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相互滲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這些問題或現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國家，而解決問題又非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所能及或能夠取得成效。科學地認識和把握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正確地理解和堅持“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

貧富差距懸殊是全球性現象

富國愈富、窮國愈窮，富人愈富，窮人愈窮，這是當今世界的現實。世界銀行《2002/2001年發展報告》中說，在新世紀初，貧困仍然是一個全球性的重大問題；在世界60億人口中，有28億人每天僅靠不足2美元來維持生計，其中12億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來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16.3:1擴大到51.7:1。北方富、南方窮是當今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貧富差距懸殊也是發達國家的一個誘發社會不安定、潛在的社會問題。美國是發達國家中最大的國家，也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26.1%的財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貧窮者只佔有1.7%的財富。據報道，歐洲青年人的“攻擊性”行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會中下層的不斷貧困化。

生態環境不分東西和南北

世界觀察研究所在研究報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紀開始之際，全球環境已到危險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態系統正向危險的臨界接近。據統計，在過去的10年中，自然災害給世界造成的損失達6080億美元，相當於此前40年中的損失總和。聯合國在2001年2月份發表一項報告中說，在21世紀，全球“極端的氣候現象如熱浪和暴雨發生的頻率將會加快，因此，水位上漲、洪水、滑坡和雪崩將會增加。”隨著全球氣候的繼續變暖，乾旱、洪水、饑饉和瘟疫將成為21世紀人類的嚴重威脅。環境作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統，公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態環境把全世界各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環境污染更無地理邊界而言。全球人類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國建立一種積極、務實的相互聯繫的新框架。這種新型的夥伴關係，系由合作雙方的彼此利益所驅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捨；是公平分享市場機會，而不是奉行單邊的保護主義。

毒品泛濫危及全球

世界毒品形勢嚴峻，並出現一些新的動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會組織與毒品集團正以不同形式聯手，成為威脅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漸呈多樣化，各種“軟毒品”成為毒品消費市場上的“新寵”。據估計，全球吸毒人數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數增長最快。聯合國禁毒署專家說，冰毒將逐步成為21世紀在全球範圍內濫用最廣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嚴重的毒品品種。毒品的生產、加工、販賣和消費已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國際性網路。據聯合國禁毒署統計，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錢的數額高達1萬億至3萬億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億到5000億美元的黑錢通過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問題跨越國界，並非某一個國家能夠獨自解決；需要毒品輸出國和消費國密切配合。隨著國際社會在禁毒領域開展的各項活動的深入，人們開始意識到，只有各國政府協調一致的緊密合作才是徹底解決毒品問題的唯一途徑。

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愈演愈烈

自20世紀中期，國際恐怖主義孳生以來，各種旗號的恐怖主義組織有1000多個，各種恐怖主義行動，每年都要發生數百起。“9·11”恐怖襲擊事件舉世震驚，標誌著世界範圍內的恐怖主義浪潮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國際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國家、民族、階級、宗教間各種尖銳複雜矛盾的反映。就本質而言，恐怖主義是一國範圍內經濟、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斷累積和世界範圍內南北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隨著高科技的發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採用高科技手段為其恐怖活動服務，恐怖器材和裝備的高科技含量越來越高，電腦恐怖活動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級恐怖活動更加引人注目。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恐怖主義活動大都有國際背景。但根除恐怖主義活動決非易事，更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新聞媒體說，消除恐怖主義威脅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反恐怖專家認為，恐怖主義不僅是“20世紀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紀世界安全的頭等大事。

民族分裂主義活動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冷戰結束后，國際局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民族糾紛驟增，民族衝突加劇。這是當前國際局勢動蕩不安的一個重要根源，也是影響21世紀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一個重大因素。民族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複雜的社會問題，關係到各國的內部團結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在經濟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民族分離主義卻同這一潮流背道而馳。當前民族分離主義的一個主要傾向是謀求獨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動向是，當今世界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形勢於己有利的變化，力求擴大原有事態，謀求國際支持和干預，促使其要求國際化。

移民(難民)潮席捲全球

伴隨著商品、服務和投資在全世界流動，人們也以創記錄的數量跨越國界。由於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發達國家人口的老齡化，大批移民從發展中國家湧向歐美等西方國家。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歐的移民總數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長，遠超過當地人口的增長。聯合國估計，到21世紀初，約有1.3億人生活在異國他鄉。此外，由於地區性衝突不斷和自然災害頻仍，難民人數急劇增加。隨著移民(難民)的數量增多，移民(難民)接受國頻頻發生城市地區的種族衝突和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因而導致一些國家加強對移民的限制。針對發達國家的限制移民(難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現象層出不窮，從而引起有關國家之間對外關係的緊張和人道主義的譴責。妥善處理移民(難民)問題已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種對資本主義進行檢討和反思的思潮。為尋求解決歐美髮達國家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第三條道路”隨之應運而生。“第三條道路”是西方國家的一種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嘗試。但不走“第三條道路”，出路又在哪裡呢？這是當前西方國家面臨的最大難題。同時，在國內外因素的推動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在政治體制上進行了形式多樣的改革。有些國家恢復和改行多黨制，有些國家在一黨制的範圍內進行某種改革，有些國家準備或實行新的體制。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動亂，甚至流血衝突。政治改革是大勢所趨，但究竟如何進行，既要保持社會安定、又要促進經濟發展，仍是今後一段時間內大多數國家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

主權與不干涉內政

主權一般指的是內政、外交的最高權力，在國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在國際上又是獨立的象徵。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信息的電子傳輸沒有空間的限制和國界的壁壘。土地對經濟活動的作用相對下降，傳統的國家主權內容隨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完全是一國所獨有的，卻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和對外事務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來運作。西方國家正是利用這一新的形勢，打著聯合國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鼓吹“傳統主權觀念過時論”，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主張進行跨國界干預。甚至，某些國際勢力公開鼓吹修改國際法中不干涉內政的內容，主張國際法應向干涉權、國際監護權、有限主權等概念演變，不承認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首要地位。這種以經濟全球化為理論依據“弱化”主權的論點，必將使國際關係更為複雜，成為南北鬥爭的一個焦點。

人權與人道主義干預

人權本是國內法的一個概念，它作為一個法律原則和公民權利被規定在有關國家的憲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戰後，人權問題大量地進入國際法的領域。但由於國際人權文書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質，特別是由於各國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以及民族傳統的不同，有關人權的解釋和運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國家將人權作為推行其對外政策、干涉他國內政的一個借口，就使得人權問題在當今國際關係中更有複雜性和尖銳性。特別是，近年來某些國際勢力，一方面加緊推行所謂“人權外交”，鼓吹“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主張國際社會應擁有“合法的人權和人道干預權”等等。其實質是以“人權”之名，干涉別國內政和欺壓別國人權的借口；另方面，卻對國際社會公認的大規模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或避而不談，或漠不關心。人道主義干預實質上是西方國家在新形勢下推行強權政治、維護霸權、干涉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合法擋箭牌，並使之合法化。這是全球化時代的新干涉主義。

維護國際安全的形勢逼人

冷戰結束后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但核威脅依然存在，軍費開支依然高昂，從而增加了各國財政負擔和減少了發展經濟的財力。美國為擴展其政治和經濟利益，強行實施NMD和9ND，引起地區乃至全球軍備競賽；一些地區大國走向軍事大國，引起鄰國的嚴重不安；熱點問題很不穩定，嚴重影響地區安全局勢；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三股勢力”相互配合，活動猖獗。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國際大環境，需堅持《反導條約》、《核不擴散條約》等國際公約的有效性和嚴肅性，防止破壞國際戰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雙邊和多邊的地區安全機制，與聯合國維和機制相輔相成，加大維護世界秩序的力度。除軍事安全以外，還有政治安全、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地威脅人類的生存，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

全球化對當代國際關係的影響

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進程，又是具有內在矛盾性和兩面性的動態發展過程。它雖然為很多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但其間又充滿了利益的差異、競爭甚至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全球化範圍的競爭”。全球化給當代國際關係帶來了多方面的複雜影響。

1、全球化加深了各國的相互依賴，進一步確定了和平和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強權政治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抬頭，多極化仍將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使各國在經濟等領域的相互依賴、相互滲透持續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斷增加。尤其是大國間形成了一種既相互磨擦、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約的關係，單個大國獨立解決或壟斷國際事務的能力正在下降，動輒進行干涉、制裁乃至戰爭等損害別國利益的做法往往會反作用於己。這些趨勢的發展使得各國在處理國際爭端時，更多地採取協調與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尋找利益的交匯點。可以說，全球化的發展是冷戰結束后國際體系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對大國間的全面對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約作用。這一事實表明，和平與發展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是時代的主題，世界範圍的大規模戰爭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國仍把振興經濟、謀求更加有利的國際經濟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發的、嚴重的事件都難以改變世界政治經濟基本的運行態勢。

但由於現階段的全球化進程是在國際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導者，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卻處於更為不利的局面，國際力量格局對比失衡的問題非常嚴重。1999年，佔全球人口20%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GDP的80%、世界貿易的81.2%。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力量在一定時期內不是壯大而是相對減弱了。一些國家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使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在一段時期內可能還會強化，“新干涉主義”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平衡性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多極化將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2001年初在美國舉行的國際消費電子產品展覽會上，有世界各國1800個技術領先的廠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術。

2、全球化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和壓力，並面臨如何有效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等新課題。

在全球化進程中，各國的地位和處境很不相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主權問題上就面臨著空前的壓力和挑戰。首先，全球化擴大了強國與弱國之間的主權不平等。從相互關係中雙方的地位來看，發達國家對高技術、資本的壟斷使發展中國家始終處於被動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進程需要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而發達國家憑藉其雄厚的綜合實力在幾乎所有的國際機制中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由此產生的國際行為規則必然使發達國家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與它們進行協調與合作，在獲得新的利益、權利和機會的同時，也使國家在行使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時受到掣肘。同時，發達國家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總是試圖在“人權高於主權”、“主權有限論”的幌子下要求發展中國家讓出部分國家主權，並以此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其真實意圖在於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維護其自身利益。

與國家主權密切相關的就是國家安全問題。由於全球化趨勢涉及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國安全除軍事層面外必然還會涉及金融、信息、環境、能源等問題。這些領域的安全問題與軍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國際經濟活動因全球化進程而空前廣泛和複雜的情況下，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時代，資本幾乎可以在世界範圍內不受限制地流動，主權國家對金融或經濟的掌握也相應減弱。一旦市場規則被惡意、無序、無約束地濫用，成熟市場對不成熟市場就具有侵略性，資本的力量將會對一國經濟和社會安全形成致命的打擊，其危害絕不亞於一場戰爭帶來的損失。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尼、泰國等國的GDP一年左右時間就下降了40%至60%，國內經濟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嚴肅面對的問題。

3、當前國際關係中的一個新特點是，世界各國將就全球化時代國際關係行為規則的制訂和改革展開激烈鬥爭。

一個能給世界各國帶來“共贏”的全球化必須以法律和制度為保障。全球化客觀上要求國際機制在國際關係中發揮越來越強的作用，要求國際機制具有真正的行動能力。但現在處理全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國際機制，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七國集團等，幾乎都是在冷戰時期形成並且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冷戰結束后，這些機制的功能和性質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已不能令人滿意地解決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在未來15年內，由於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現實格局，對這些機制進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還不太可能，但是圍繞國際機制改革的鬥爭將會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國間利益的調整，也涉及到南北關係的利益分配。這種趨勢已從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初見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15年中，世界各國將就全球化時代國際關係行為規則的制訂和改革展開激烈鬥爭，這將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突出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