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倉庫保衛戰

1937年8月初，上海形勢頓時緊張，一直把上海當作戰略目標的日本開始大規模撤僑，包船已訂到8月15日。當時日本在上海的僑民已超過10萬，絕大多數都居住在虹口。除了老幼婦孺外，日本軍隊已經開始向在鄉軍人會、日本居留民團等組織的成員分發武器。8月9日，日海軍中尉大山勇夫駕車衝擊虹橋機場，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被當場擊斃。當晚日本陸軍2000餘人坐軍艦開赴上海，大戰一觸即發。

8月13日夜晚，大風肆虐、暴雨如注。從太平洋上刮來的颱風與上海擦肩而過，但餘威還在。突然從虹口、閘北、南市都傳來了極為猛烈的轟炸聲與槍炮聲。依照張治中將軍的計劃，裝備精良的國軍一部攻佔日軍在上海最重要的據點虹口日本海軍司令部；另一部攻擊日海軍在上海唯一的碼頭匯山碼頭，將日軍趕到黃浦江里去，這樣淞滬抗戰可獲全勝。但這兩個目標均未實現。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抗戰自衛書》，宣布“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8月15日，日本宣布全國總動員，成立作戰大本營。9月初，日本天皇召開“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次御前會議，正式宣布向上海陸續派遣5個師團約30餘萬人的精銳部隊。中日兩國上百萬軍隊在上海長達幾個月的生死搏殺就此開始……

1937年8月13日以後，蔣介石盡遣70餘萬國民黨精銳之師，與日本侵略軍展開激戰。儘管在局部戰役曾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但在幾乎沒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防守的淞滬平原，面對海空占絕對優勢的日軍，兩個多月下來，傷亡巨大，敗相已露。

10月26日，鑒於在上海閘北地區抵抗已日趨艱難，蔣介石決定撤出該區絕大多數部隊，去防衛上海西部郊區；同時命令顧祝同將軍讓其麾下的八十八師單獨留守抵抗。因為九國公約的簽字國將於11月6日召開會議，蔣介石希望以八十八師的犧牲來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通過參謀長張柏亭向顧祝同提議：既然出於政治目的，那麼留守閘北的部隊，實力多是犧牲，實力少也是犧牲；守多個據點是守，集中兵力守一、二個據點也是守。最後顧祝同同意八十八師留下一個團的兵力，留守地點自行處置。孫元良決定，就以四行倉庫為據點固守，固守時間為7天，這也是蔣介石向他提出的。他想來想去覺得一團兵力還是過多，在最後撤離時，決定只留下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第一營這麼一個加強營。營長為陸軍少校楊瑞符；為加強領導，特派五二四團副團長中校謝晉元作為最高長官。

四行倉庫是一座位於蘇州河北岸、新垃圾橋即西藏路橋西北角的倉庫建築，是交通銀行與北四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與鹽業銀行）於1931年建成的聯合倉庫。它是當時閘北一帶最高最大的建築物，建造得十分堅固。

楊瑞符營長接到從閘北前沿陣地撤退的命令，很不情願，因為他在這塊陣地上已堅守了2個月，犧牲了差不多有一半的兄弟。當孫元良告訴他撤到四行倉庫，就一個營堅守7天，掩護全軍撤退時，他非常高興。他明知有可能與他的部下全部犧牲，卻說“大敵當前，男兒自應以死報國”。

兵力經過兩個月的艱苦奮戰，經過5次補充兵員，全營撤退到四行倉庫時，包括謝晉元副團長在內，僅414人。而他們的對手，是以後製造了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親自指揮的日本王牌軍第三師團。

27日早晨，天剛蒙蒙亮，日軍在重炮、坦克的掩護下，攻進了早已是一片廢墟的上海火車站（老北站）。他們驚訝地發現，這裡已是空無一人。松井石根不敢相信這一狀況，他親自視察了老北站后，便命令部下快速挺進到蘇州河北側。

當時蘇州河南岸是英美的公共租界。為了應付局面，保護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美國海軍上將亨利·歐文率領一支以“奧古斯塔”號巡洋艦為首的由40多艘艦船組成的艦隊開進了黃浦江；英國人除了海軍中將查爾斯指揮的海陸軍隊外，還特別從香港調來了威爾士燧發槍團的一個營。日軍雖然驕橫，但當時還不敢向英美動手。

當日軍第三師團先頭部隊挺進到四行倉庫前，突然遭遇到中國軍隊的猛烈射擊，一下子扔下了10多具屍體，余部慌忙撤退。下午，日軍在坦克的掩護下，從東西兩側同時進攻，但炮彈打在倉庫堅硬的牆壁上根本無濟於事。日軍又不敢用重炮，唯恐炮彈越過蘇州河，打到租界內。新垃圾橋（即西藏路橋）東側的蘇州河邊，還矗立著一個幾十米高的巨大煤氣包。萬一炮彈擊中煤氣包，引起煤氣爆炸或泄漏，後果不堪設想。結果日軍的兩路夾擊碰到火力迅猛、居高臨下的守軍，根本無濟於事。日軍扔下20來具屍體再次敗退。

上海市民得知國民黨軍隊全線敗退的消息原本是十分沮喪的。現在突然聽到閘北傳來的槍炮聲，了解到四行倉庫還有一支中國軍隊在堅守，極為振奮！無數市民爬上屋頂向閘北眺望。有些膽大的市民甚至跑到蘇州河南岸觀望。由上海市民組織的各界抗敵後援會和主要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救亡協會隨即行動，十多輛汽車運來的各種物資堆積在河岸。

當謝晉元與楊瑞符從這位10多歲的小姑娘手中接過國旗時，都情不自禁地向她行了一個軍禮！楊惠敏問謝晉元今後的打算，在場的軍人齊聲回答：誓死保衛四行倉庫！

日軍佔領了四行倉庫一側交通銀行大廈，並在四行倉庫背面部署加農炮射擊，但加農炮對四行倉庫厚厚的牆壁無法造成致命傷害，日軍只得放棄進攻，但日軍將四行倉庫的供水與供電完全切斷了。

夜幕降臨，四行倉庫的守軍用沙袋築成一堵牆，慢慢築到了新垃圾橋邊，並派部隊駐守。他們整整花了四五個小時將市民運來的食品、水果、衣物、藥品等物資及一大袋慰問信拖到倉庫里。同時，幾位記者也沿著沙袋爬行幾十米，來到了四行倉庫。機槍連連長雷雄代表謝晉元與楊瑞符接見了記者。謝晉元通過上海商會向美軍提出要求送10名重傷員離開戰場，美軍答應了。這10名重傷員趁著夜幕被抬離了戰場。在整個行動中有3名中國士兵被日軍槍擊身亡。

這時還發生了一件版本眾多影響重大的事情，就是楊惠敏送國旗的事情。當時中國軍隊都沒有攜帶國旗和軍旗，謝晉元突然提出希望有一面國旗懸掛在四行倉庫頂上，以振國威軍威。上海市商會迅速送來了一面大國旗。據著名中醫陳存仁在《抗戰時代生活史》一書中回憶：“突然一名女童子軍楊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了一面大國旗，在槍林彈雨之下，跳入蘇州河，泅水到達對岸。把她帶的一面國旗送入國軍手中。”這種說法最具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色彩，卻似乎缺少現實可行性。而據一位英國工程技術人員回憶：當時連接蘇州河南北兩岸有一根直徑達75厘米的管道，是他親自帶著楊惠敏通過管道爬行到對岸的。這段回憶由英國記者海默寫成稿子，配上楊慧敏的照片，刊登在當時的《時代周刊》上。而在曹聚仁與舒宗僑合著的、影響很大的《中國抗日畫史》中寫道，“女童軍楊惠敏送國旗不是游蘇州河過去，而是經由隔壁大樓鑿開的牆洞過去的。”後來楊慧敏在武漢發表的《自述》中說：“當我負著神聖的使命走到垃圾橋附近時，被一英軍阻止了。經我多番辯論后，我終於在這英兵的許可之下爬過了鐵絲網，隨又匍匐在地，爬過了許多沙包堆，約二小時之久，我終於爬到了四行倉庫，將國旗獻給了謝團副和楊營長。”當謝晉元與楊瑞符從這位10多歲的小姑娘手中接過國旗時，都情不自禁地向她行了一個軍禮！楊惠敏問謝晉元今後的打算，在場的軍人齊聲回答：誓死保衛四行倉庫！當小姑娘問及你們還有多少戰士？謝晉元回答說：800人。而楊瑞符回憶，之前送出的重傷員也被一一告知：若外界問起倉庫中還有多少守軍時，統一回答說800人。這就是“八百壯士”的由來！

從10月27日至30日，戰鬥已經打了四天四夜，引起了中外各方面的嚴重關注。10月29日，英美等國派代表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以“人道主義原因”停止戰鬥。

蔣介石經過再三考慮，認為堅守閘北、堅守四行倉庫最初的目標已經達到：絕大部分的中國軍隊已經順利撤退，並重新部署；而這場戰鬥已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注意。於是他下令部隊於10月31日撤離倉庫，並委派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與英國將軍斯馬萊特會面，商議中國軍人如何撤退至公共租界，並與在上海西部作戰的第八十八師匯合。於是租界方面出面，與日本軍部反覆磋商，讓中國軍隊撤退。

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原以為四行倉庫至少應該有一個旅，二、三千人的兵力，因此他答應了讓中國守軍撤退。後來當他從報紙上獲悉，造成他的第三師團陣亡200多人的四行倉庫守軍不滿800人時，臉上立刻掛不住了。他當即要求英方：當謝晉元部撤退到英租界后必須全部繳械，並限制行動自由。否則，這支部隊退到哪裡，日本皇軍將追擊到哪裡……

租界當局屈服了，而謝晉元與他的八十八師五四二團第一營的全體官兵還蒙在鼓裡。

當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員通知謝晉元率部準備撤退到蘇州河南岸公共租界時，謝晉元堅決不答應。因為當他從孫元良將軍處受命堅守四行倉庫時，他已經立下了“殊死報國，誓於四行倉庫共存亡”的誓言。楊虎不得不找來了八十八師參謀長張柏亭，經張柏亭的一再勸說，並明示這是蔣介石的命令時，謝晉元才同意率部撤退。

蔣介石提升了所有參加保衛戰的軍人的軍銜（各晉一級），並授予謝晉元與楊瑞符青天白日勳章。

英國士兵熱烈歡迎了謝晉元和他的部隊。英國准將亞歷山大對淚流滿面的謝晉元說：“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壯烈的場面”。但隨後租界當局的政客們便兌現了對日本侵略者的承諾，他們解除了一營官兵的全部槍械，並將他們全部送到了租界西部義大利防區內的膠州路進行隔離。

租界當局決定轉移到上海膠州路花園附近，這裡實際上是租界當局用來收容難民的地方，到處是垃圾堆、污水溝，高高低低。從此，部隊就在這個地方開始了長達四年多的“孤軍營”生活。他們開始住在幾間臨時的草席棚里，謝晉元團長住在帳篷里。後來部隊與工部局交涉，要求建築房屋。這樣工部局請民工做了四幢平房。部隊搬進新房子后，開始平整操場、修路、做禮堂、修籃球場、網球場，使佔地二百多畝的營區大為改觀。

進入“孤軍營”的第二年（1938年），部隊成立了孤軍學校，創辦了工務社。謝晉元團長說：“現在的抗日不是一天的事，你們年紀又大了，當團長的應對你們負責。辦工廠、學校，是為了你們學得一技之長，將來抗戰勝利之後，能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工務社主要生產肥皂、襪子、毛巾、筐子、藤椅等，所有原料材料都是上海愛國工商業者廉價供應的，如榮毅仁先生提供棉紗，大生紗廠經理劉鴻生先生提供油脂。當時工務社的主任是二連連長伍傑。他抓生產、跑業務並且還當師傅。萬連卿當時負責織襪子，班長是陳凱凡。我們產品的銷路很好，出售價格比市場價低，一部分由前來參觀的人購買，一部分送到上海最大商場永安公司銷售，有時也贈給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但絕對不賣給日本、汪精衛政府。商品印有“孤軍營”、“八百壯士”或“四行孤軍”的商標，開介紹信，結算時加蓋“工務社”的印章，印章上面有四行倉庫圖案，是由伍傑在外面雕刻的。

孤軍學校主要學習歷史、算數、國文、地理四門課，並按照文化程度高低分為甲乙丙丁四個班，謝團長兼任校長、副校長倪燦曾、教導主任李宏生，教員是復旦、上海交大的大學生。

編班時進行了一次測驗，不分官、兵都參加，然後按照考試成績分班。萬連卿當時在甲班學習，老師是高洪道。課本由老師從外面帶進去，內容主要是傳播文化知識。每天上午做工，下午、晚上上課，一次兩個班。在課堂上老師對大家要求很嚴，並不因為官兵們年紀大，又是四行孤軍就讓他們“隨隨便便”。師生關係很融洽，官兵們很尊敬老師，在路上碰到老師一律行軍禮。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原先不會寫字、寫信的如今都不用請人代勞，效果十分明顯。

謝晉元團長教育大家，身體是本錢。官兵們始終注意加強體育鍛煉，開展籃球、乒乓球、跑步、跳高、跳遠、標槍等活動，上海人民常前來孤軍營參觀，和大家關係密切，經常和官兵們一起搞球賽，並為他們表演節目，當時有三位女學生葉菌綠、葉珉、葉君炎，其中君炎和葉珉是兩姐妹，由於他們都熱心幫助四行孤軍，經常到軍營演戲慰問，所以大家親切地稱她們為“葉氏三小姐”。在她們和其他愛國人士的幫助指導下，孤軍營也成立了話劇組，組長是上官志標。劇目內容大都是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和反映中國人民英勇抗日事迹的。業餘時間孤軍營內到處可以聽到歌聲，《松花江》、《歌八百壯士》、《滿江紅》、《游擊隊員之歌》、《黃河大合唱》等歌曲都是大家所喜愛的，這些歌曲起到了振奮民族精神的作用。

1938年8月，為了紀念“八一三”淞滬會戰一周年，四行孤軍決定舉行一次升旗儀式。但公共租界當局怕得罪日本人，不敢答應。謝晉元團長打電話與外界聯繫，12日上海人民送來了旗杆。13日，四行孤軍官兵們舉行了莊嚴的升旗儀式，然而租界認為旗杆太高，官兵們作了讓步將旗杆截短了一些，但租界當局還是不允許升旗，並派來一百多持警棍的白俄軍人圍攻他們。面對暴行，四行孤軍則用酒瓶、石頭、棍棒等還擊，最後四行孤軍官兵有二百多人被打傷，其中劉尚方、游長青等四人不幸犧牲。事後租界當局把四行孤軍排長以上軍官除留伍傑一人外，統統關押到上海中央銀行，大家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舉行了絕食鬥爭，以示抗議，三天後租界才被迫放人。

1939年，孤軍營開了一次體育運動會，有賽跑、撐桿跳、跳高、跳遠、單杠等項目，每人每項都參加。記得當時工務社倉庫保管員上士劉一林獲得跳高第一名，他還是籃球隊主力隊員之一。萬連卿當時跳高的成績是1.4米。運動會共開三天，團長負總責，裁判工作均由外面來的人員擔任。體育鍛煉對官兵們的幫助很大，他們後來能從敵人虎穴中逃出來，能在戰爭中挺過來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強壯的身體。那時四行孤軍紀律很嚴格，各連值星官出操點名，如有疾病需要向班長請假，無故不到者罰立正，凡打架、鬥毆者都得關禁閉。

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在四行孤軍營操場被4名汪偽76號特務收買的兵痞刺死，年僅37歲。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孤軍營宿舍門前的小花園內。國民政府追贈其為陸軍步兵少將。25萬上海市民到孤軍營為謝晉元將軍送葬。

由於悼念的人太多，只能繞遺體而行，不能停留，當時孤軍營內外凡是參加弔唁的人沒有不掉淚的。孤軍營用最好的棺木來收殮謝團長的遺體，並用水泥棺材做外棺，最後安葬在他生前住的小花園裡。大家還一致決議鑄造了一枚塑有團長半身像的銅質紀念像章，以表示官兵們對謝團長永恆的懷念。

孤軍營生活一直延續到1941年12月。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佔領了公共租界。孤軍營也被日寇接管，日軍就把四行孤軍官兵們押送到寶山月浦機場，以後轉到“龍華遊民習藝所”挖溝、護鐵路。然後又轉到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雖然形勢日趨嚴峻，但是大家仍然團結在一起，在雷雄（謝晉元犧牲後代理團長）率領下，全體官兵堅持操練，從不懈怠，日寇對此既怕又恨，強迫孤軍做苦力，挑大糞、百般折磨。一名湖北籍士兵叫鄧貴清，是個豪爽的漢子，氣憤不過，用扁擔將一日軍手臂打斷。當時日軍沒有公開進行報復，後來鄧貴清被日軍派到鼓樓做苦力時，走在一座橋上被日本兵用槍托活活打死。日軍為了不讓孤軍團結在一起，便對他們實行分散看管，分別把大家押往裕溪口、杭州、孝陵衛、光華門、新幾內亞等地做苦力。

1946年，名揚天下的“八百壯士”才從各地回到上海，總計100餘人。他們請回老團長的遺孀，在老團長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來。

三年內戰開始后，“八百壯士”的倖存者們，不願打內戰，有的當了車夫，有的當了警察，有的做了苦力。

四行倉庫是位於上海閘北區蘇州河北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築，在新垃圾橋（台灣地區讀：Lèsè Qiáo，今西藏北路橋）西北沿。是四間銀行──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共同出資建設的倉庫，所以稱為“四行”，建於1931年，佔地0.3公頃，建築面積2萬平方米，屋寬64米，深54米，高25米，是該地區最高的建築。由於先前被當作第八十八師師部，因此倉庫中貯存了大量食物、救護用品及彈藥。

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 第524團，團副，陸軍中校謝晉元;

第524團一營：營長，陸軍少校楊瑞符；一連：連長，陸軍上尉上官志標；二連：連長，陸軍上尉鄧英；三連：連長，陸軍上尉石美豪（負傷）；連長，陸軍上尉唐棣；機槍連：連長，陸軍上尉雷雄。總兵力423人，當退出四行倉庫時還剩358人。

第一營作為一支加強營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經整個淞滬會戰的消耗到該次戰鬥前包括軍官只有423人（另一說453人）。而在部隊從北站轉移到四行倉庫的過程中人數又降為414人。經過兩個月的艱苦戰鬥損失了大量原經過德式訓練的士兵，通過五次兵員補充此時的士兵大多為原周圍省份的駐軍。他們大多來自湖北駐軍第五團第一營。湖北方面不願意將他們原用於同共產黨作戰的訓練的最好的軍隊送到上海。因此被送到上海的都是些在7月7日戰爭爆發后招募的尚未完成訓練的新兵。為迷惑日軍中國軍隊當時在其正式通訊中用“524團”代替“第一營”，讓日軍以為有一個團防守四行倉庫。

該團每人裝備一支中國仿造Gewehr 88或Gewehr 98式步槍300發7.92毫米毛瑟子彈，兩箱手榴彈，一頂德制M1935式頭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守軍共裝備有27挺輕機槍，大部分為ZB26式輕機槍（布倫式輕機槍），接近每班一挺。4挺24式水冷馬克沁機槍以及兩架高射機槍。

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橋萬國公墓（現宋慶齡陵園）為謝晉元重建陵墓。

1985年9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批准，將四行倉庫列入抗日紀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