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

1814年5月8日，巴枯寧出生於俄國特維爾省的一個叫普里阿姆基諾的小地方。作為一個當時被人們稱為“小貴族”的家庭里的長子，他是在充滿田園般的純樸浪漫環境中長大的。按照父親希望他將來從事軍事生涯的意願，他在14歲時被送到聖彼得堡炮兵學校。和其它年輕貴族兼帝國未來的軍官們一樣，青年巴枯寧那時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但是他很快就對軍營失去了興趣，並試圖用各種辦法擺脫。不懈堅持幾年後他如願以償，但也為此連累他父親得罪了一些朋友。

他突然決定就讀莫斯科大學，並在那裡認識了赫爾岑與奧伽雷夫。這兩個人當時從聖彼得堡被流放到莫斯科。巴枯寧並不是課堂里的好學生，但他熱衷於德國哲學。假期來到時，他回到家鄉普里阿姆基諾，懷著一個目的：離開俄國，到德國去學習黑格爾理論。最後赫爾岑解囊幫助他實現了這個計劃。時間到了1840年，巴枯寧已經二十六歲。在柏林，他是維爾德課堂上的常客。維爾德是當時黑格爾學派的主要代表人。就像那個時代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內的許多年輕哲學愛好者一樣，黑格爾理論對巴枯寧的影響是深刻的，它引導巴枯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在那時，他決定不再返回俄國。

他開始經常與民主圈子的人士密切來往，與此同時，沙皇的秘密警察也開始注意上了他。巴枯寧只能選擇離開德國。他先後輾轉瑞士和比利時，最後來到法國。

在巴黎，他結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常常與德國和波蘭的流放人士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後來認識了蒲魯東，他們很快就成了朋友。值得提醒的是蒲魯東府上在1845年那個時代幾乎被視為全世界革命人士的“聖地”。巴枯寧深深被蒲魯東的理念所吸引。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巴枯寧唯一的活動似乎僅僅是廣泛地與巴黎各界民主人士討論。有一次他受波蘭年輕人的邀請在一個紀念波蘭革命的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是巴枯寧的首次演說經歷。俄國大使對此馬上做出反應，法國政府在壓力下將他驅逐出境。於是，他來到了比利時。

1848年初。“二月革命”在巴黎爆發。巴枯寧聞訊立即回到巴黎，並熱情投入到激昂的運動中。集會、遊行、街壘抗爭中都有他的影子。在一篇刊登在“改良”雜誌上的文章中，他寫道：歐洲大陸只要還有皇室的一點殘餘，革命就會枯竭死亡。在他看來所有國家都應該去除暴君。他的這番話顯然特別指向斯拉夫國家而言。接下來波蘭發生起義，他匆匆動身前往；起義被鎮壓下去時，他還在德國。於是他改變行程來到布拉格，參加那裡的一個奧地利斯拉夫人代表大會。大會期間布拉格市狀況頻繁出現，並導致了持續五日的騷亂，最後大會代表們不得不撤離奧地利（當時布拉格位於奧匈帝國內）。

巴枯寧隨後來到德國的德雷斯頓，這裡也出現了革命風潮。巴枯寧自然加入並成為這個革命運動的主要成員。可是和其它地方一樣，運動還是以反動勢力凱旋收場，他被投入監獄。當局對他的審判拖了又拖。直到1850年他被判處死刑，稍後改判終身強制勞動。奧地利和俄國都要求將他引渡。最後德國人把他交給奧地利，後者在1851年5月又將他引渡回俄國。

就這樣巴枯寧回到了俄國，他被關在聖彼得堡的皮埃爾保羅城堡中。在獄中他寫了一份著名的（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懺悔書》，恭維沙皇是“慈父”，並承認自己是“是個十惡不赦的罪犯!”表示向沙皇“伏地求恩”。由於巴枯寧的卑躬屈膝，之後其連續得到減刑。在西伯利亞流放期間，總督是他的舅父，他被委託到名地去巡視，趁機逃出西伯利亞。

巴枯寧經過日本、美國，於1861年重返歐洲。他把自己打扮成越獄歸來的“英雄”，以“老革命”自詡。

很快他就和1848年以前認識的革命人士重新取得聯繫。這時起義在波蘭再次爆發。很多志願者組織起來試圖經過俄國水道輸送支持力量。巴枯寧也加入了這一行動，他歷經驚險曲折，兩次赴瑞典。

在巴黎安頓下來以前，他曾在倫敦與馬克思有過一次會面。到巴黎后在蒲魯東過世前不久他又與蒲魯東相見。

1866年巴枯寧赴日內瓦參加“和平與自由聯盟”代表大會，被推選為常務委員會成員，負責策劃行動計劃。在這一階段，他寫下了論著《聯邦主義，社會主義與反對神學主義》，並結識了後來成為他思想傳人的詹姆士·季佑姆。

1868年，巴枯寧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際勞工聯合會”。他進而要求將“社會民主國際聯盟”納入“國際勞工聯合會”。開始該要求受到拒絕，後來還是獲得同意，但是以“聯盟”地方分會的名義被接納。

這時，法國的拿破崙在普魯士被俾斯麥軍隊打敗。共和國呼之欲出。巴枯寧來到里昂，在法國革命人士的幫助下成功佔領市政府以向市民“宣告取締國家壓迫”。但是民眾沒有響應這群人士的行動。

義大利民主黨人士馬茲尼發表了對巴黎公社及社員的嚴厲批評，巴枯寧這時正在義大利，他立即在當地報章上對此做出一系列的響應。1872年的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上，他指使其黨羽搞分裂活動，而後他和季佑姆被開除出“國際勞工聯盟”（其總部已經轉到紐約）。接下來不到兩年時間，這個組織（僅剩下馬克思的追隨者）也完全消失。

一直到1873年，巴枯寧留在汝拉地區同盟會。由於年紀體力關係，他後來退出該會。1874年他又參與義大利波倫亞一次市民起義的發動工作。事實上他對起義的成功並不樂觀，但“死在街壘戰地”是他一直以來的願望。起義計劃後來被警方發現而流產。

巴枯寧一生的最後兩年在遠離政治的環境中度過，有時在義大利，有時在瑞士。1876年7月1日，巴枯寧在瑞士伯爾尼去世。

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的主要著作有《國際革命協會的原則和組織》（1866）、《革命問答》（1869）、《上帝與國家》 （1870-1871）、《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1873）等。其中1866年寫成的《國際革命協會的原則和組織》，標誌其無政府主義思想已逐漸形成。他認為，人類進化的目標在於完成人性，只有當個人得到絕對自由時人性才能獲得最完滿的實現。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的一切國家都是同個人自由相對立的，因而是違反人性的。他反對各種形式的政治鬥爭，主張通過暴動和不間斷的破壞立即消滅國家，然後建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各自由公社的聯邦。聯邦中的所有個人和團體都是絕對自由的，不受任何權力的支配。另外巴枯寧於1873年發表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集中表達了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與馬克思不同，巴枯寧的一生風暴迭起。每一次反抗政府的行動總能得到他的同情，在支持這些行動時他從來不計較個人安危。他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而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其個性魅力對一些重要人物的影響而體現出來的。他的著述也像他的生活一樣與馬克思的著述大不相同。他寫的東西沒有什麼條理，大都是即興而作，除了一些談論當時的政治情況的篇章外，一般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學的。他從不面對經濟事實，而通常是一頭扎進理論和形而上學的領域。和馬克思相比，一當他從這些領域脫身出來，他更要受制於當時的國際政治形勢，而不相信經濟因素是決定性的。他讚揚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可他仍然從國家的角度思考問題。他的篇幅最大的著作《鞭笞統治的日爾曼帝國和社會革命》主要就是談論普法戰爭後期法國的形勢以及抵抗日爾曼帝國主義的措施。他的多數著作都是在每兩次起義之間的間隔期內倉促寫成的。他的文字的雜亂無序倒也真有點無政府主義的味兒。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與國家》，而這不過是其思想的殘篇斷章。在這部著作中他表明對上帝的信仰和對國家的信仰乃是人類自由的兩大障礙。

巴枯寧認為，自由是個人的絕對權利，是道德的唯一基礎，無自由即無幸福。國家按其性質來說，必然是對外實行侵略，對內庇護特權階級，剝削人民勞動的暴政獨裁工具。有國家必然有統治，有統治必然有奴役，有奴役即無自由。他主張立即摧毀和破壞一切國家，只有國家的消滅才有資本、剝削和奴役的消滅。他提出要摧毀國家必須不斷地進行暴動，由個人堅強意志領導的密謀團體組織全民暴亂是推 翻資本主義的唯一途徑。巴枯寧雖然認為農民是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基礎，但把流氓無產者看作暴動的主要力量，認為在他們身上包含著未來社會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他把未來社會描繪成絕對自由的無政府狀態。他反對一切權威、社會立法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拒絕進行政治鬥爭，主張個人和社會的絕對“自治”。他的信條是“自由即至善”。

巴枯寧的主張19世紀在瑞士、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廣泛傳播，對現代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潮也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