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飛

1913年2月3日出生於廣東省文山市 昌縣（今海南省文昌市）湖山鄉茶園村一個農民家庭。

1924年，謝飛同志考取海南公學。

1926年9月，考入廣東省立第六師範學校讀書。受革命思想的影響，

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文昌縣湖山區團支部書記，溪尾山區聯區婦女協會主任。同年6月，參加湖山區農民赤衛隊，積極準備革命武裝鬥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謝飛同志堅定革命信念，義無反顧地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擔任中共文昌縣溪尾、湖山聯區區委委員兼區委婦委書記，縣婦女協會委員。

1928年10月，謝飛同志在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工作，先後被派遣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29年7月任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新加坡）和馬來亞共產黨中央機關秘書、文書並參與掩護工作。

1932年2月回國，先後在中共福州、廈門中心市委秘書處做機要工作。

1934年5月調江西瑞金中央蘇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秘書。

1934年10月，謝飛同志隨中央紅軍參加了舉世矚目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中，謝飛同志具體從事民運和宣傳工作，既要為部隊籌糧籌款，又要照顧編入幹部休養連的老同志及傷病員，經歷了爬雪山、過草地等常人難以想象的生死考驗。

1935年11月，謝飛同志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幹部。1936年1月，受中央委派，陪同劉少奇同志由陝北赴天津、北平、太原重新組建中共北方局並擔任劉少奇同志秘書，在白色恐怖和秘密鬥爭的環境下，她機智勇敢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

1937年10月和1938年4月，謝飛同志先後在延安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和中共馬列學院學習，系統學習黨的政策和革命理論。

1939年4月後，歷任中共中原局組織科科長、中共鄂豫皖區黨委候補委員、中共舒無地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中共路西特委宣傳部部長、黨訓班主任。

1940年秋，到新四軍軍部執行任務。

1941年3月後，歷任中共蘇南區地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兼區黨委黨報負責人，中共浙東地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共四明山地委常委，中共三北地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

1945年1月任中共余上中心縣委書記兼新四軍浙東縱隊余上獨立營政委。

1945年12月，任中共華東局婦委會常委兼組織部部長。

1947年1月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科長，華東局駐大連辦事處處長。

1949年1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特委委員、東北紡織工業部職工學校校長。

1949年6月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三部副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

1950年1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副主任、主任，在擔任領導工作的同時刻苦鑽研專業知識，

1953年9月，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基礎理論和憲法學研究生。

1956年12月，擔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

1959年3月，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和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合併為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謝飛同志任副校長，主管教學工作，她兢兢業業，刻苦研讀馬列理論，認真組織教學活動，親自撰寫講稿並主講憲法、國際法、婚姻法等課程，先後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政法幹部，對建國初期我國政法幹部隊伍建設作出了不懈努力，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加強國家政權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謝飛同志也逐步成長為新中國第一代法學教育家。

“文化大革命”期間，謝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被關進監獄，1973年7月經中央批准無罪釋放。她雖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始終剛正不阿，堅定理想信念，堅信黨的事業，對黨忠心耿耿，矢志不移。

1978年11月經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複查后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1978年，謝飛同志任北京市第五屆政協委員。

1979年12月，謝飛同志擔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她積極地為我國公安政法教育事業作貢獻，以自己的言傳身教培養帶領年輕同志。

1980年1月，謝飛同志任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

1982年1月，任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副院長。

1982年6月，當選為中國法學會理事。

1983年5月至1993年3月，謝飛同志擔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7月經中央組織部批准，享受副部長級待遇。

1984年6月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顧問，同年擔任公安部諮詢委員會委員。

1991年，被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級金盾榮譽章。

2000年1月經中央批准，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

2000年2月，謝飛同志離職休養。

2000年7月，被聘為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浙東分會名譽會長.

2003年12月，被聘為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顧問。

1932年到江西蘇區，在開大會時，見過劉少奇；在長征途中，她又聽了一次劉少奇的報告，但頗不以為然。她與鄧發的愛人陳慧清說：“這個人講話可重複了，重複好幾回。”不久，謝飛在急行軍中有些吃不消，約了另外三個女紅軍，找到負責後勤的劉少奇，要求給一個民夫挑行李。這是她第一次與劉少奇直接對話。到了瓦窯堡，謝飛的工農檢查部與劉少奇的工會工作相關，聯繫自然多些，隨之爭論也多了起來。但劉少奇對這個快言快語的漁工女兒有了好感，鄧穎超最後撮合了他們的婚姻。劉少奇和謝飛湊了幾元錢，買了一點酒和花生，在鄧穎超主持下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毛澤東、李維漢和周恩來等10多位中央領導高興地前來賀喜。她和少奇結婚後，改名謝飛，但人們仍習慣地叫她阿香。

2013年2月14日凌晨5時57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2013年2月25日上午，謝飛同志遺體送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30名女紅軍隨8萬紅軍將士轉移。最小的鐘月林19歲，最大的蔡暢34歲，謝飛21歲。編入衛生部幹部團。12月1日拂曉，敵機輪番轟炸湘江4座浮橋和紅軍隊伍。黃昏前，謝飛所在的幹部團在警衛營、五軍團的掩護下，跟隨中央縱隊渡過湘江。找到負責後勤的劉少奇，要求給一個民夫挑行李。這是她第一次與劉少奇直接對話。1935年5月下旬，中央紅軍來到大渡河安順場。從安順場到瀘定橋320里，上級命令3天趕到，休養連謝飛發高燒，嘴唇泛起白泡。董必武牽著小白馬說:“阿香，騎上我的馬。”謝飛連聲說:“不行！不行！我能撐得住。”她在戰友的攙扶下，拄著拐杖緊跟隊伍，上山一步一步向上挪，下山兩手撐在地上，一步一步向前滑。董老看著謝飛實在走不動，命令她騎上小白馬。謝飛騎了二三里地，又堅持下馬自己走。謝飛回憶說:“在最困難之時，騎過董老的馬五六次，董老有救命之恩啊！”快到瀘定橋時，大雨如注，隊伍簡直在“滾進”。擔心謝飛過不了瀘定橋，提議將她寄在老鄉家。“寄”是一個很敏感的字眼，意味著失去部隊，失去戰友。“不，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要跟著紅軍走到底！”倔強的謝飛淚珠已在眼眶裡打轉。休養連領導點頭了。她想了個辦法：由低處向高處時，就爬；由高處向低處時，自然下滑；爬不動滑不動時，將兩手撐在地上，屁股填得厚些，在地上磨、拖……部隊過了2個小時，她才爬到橋邊，往下一看，眼前直冒金花。她鼓足勇氣爬到橋頭，咬緊牙關，穩住心神，坦然地伏在鐵索上，一點一點地向前挪動。每蹭一點，虛汗一大片，半個多小時后，謝飛終於蹭過了瀘定橋。又過了2個小時，她以驚人的毅力趕上了隊伍，化險為夷。第一座雪山是夾金山，海拔4000多米，人跡罕至，禽獸無蹤。上山前，謝飛和幾個戰友到小山村買了些紅辣椒、生薑和大蒜。謝飛將上級發的羊毛和棉花縫在兩件單衣中間，她就是靠這件“羊毛衣”翻越了5座大雪山。快到山頂時，突然烏雲翻滾，狂風大作，雪片和冰雹劈頭蓋臉打來。大家凍得發抖，謝飛她們趕緊口含生薑，拚命往上沖，終於登上了山頂。下山時，謝飛和戰友們坐“土飛機”似地向下滑，好不容易來到夾金山腳。就這樣，紅軍又陸續翻越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和倉德山等大雪山。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紅軍到達四川松潘毛兒蓋，從毛兒蓋往北走就是數萬里的水草地。過草地前，每個人籌足了15斤乾糧。8月21日，右路軍離開毛兒蓋，進入松潘大草地。濃霧迷濛，一天數變，忽來一陣風，時而一陣雨，繼而一陣冰雹，變幻莫測。謝飛沒有帽子，只能頭頂臉盆，在風雨中前行。大家的糧食吃完了，就被迫吃皮鞋、皮帶，挖野菜、嘗百草。經過七天七夜的艱難跋涉，他們終於走出了茫茫草地。這段艱難的經歷，她終生難忘。

謝飛就任路東特委宣傳部長兼江南社副社長、《大眾報》負責人。謝飛帶領江南社同志穿梭在水網地帶，泛舟於蘆葦盪中。她和編輯們一起調查研究，親自寫評論，宣傳中央抗戰方針，報道抗日成果。江南社辦的《大眾報》和《江南》半月刊，對蘇南地區的抗日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2年底，謝飛等一批優秀幹部被派往浙東，謝飛任余上縣委書記、浙東縱隊余上特務營政委。謝飛在與日偽軍的作戰中指揮果斷，有勇有謀。其中有一次戰鬥就消滅敵人100多人，俘虜頑軍大隊長以下30多人，繳獲機槍1挺、步槍40多枝、子彈1000多發。被譽為敵人聞風喪膽的“謝團長”。特務營也由原來的200人，擴大為600多人，成為新四軍浙東縱隊實力最強的部隊。

謝飛十分重視對少數民族幹部的教育培養，堅持開設新疆班、西藏班，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司法幹部。

1978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停辦12年的中央政法幹校恢復辦學，謝飛任副校長。第二年，五屆全國人大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7個重要法律。為確保這7個法律的切實實施，中央政法幹校受黨中央委託，舉辦了兩期法制宣教班，培訓各省、市、自治區政法機關、軍隊政法院校有工作經驗和宣講能力的處以上幹部。謝飛親自寫講稿，主講《加強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等課。

1982年，中國法學會成立，謝飛被選為第一屆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