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

在世界歷史上，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轉變，是從西歐開始的。從14世紀到15世紀，歐洲遇到了空前嚴重的危機，接連不斷的飢荒、瘟疫和戰爭使整個歐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幾乎完全停滯，與當時古代中國和古代印度的繁榮形成強烈的反差與對照，使不少歐洲人冒險探索前往東方的航線。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Colombo，約1451-1506）到 達美洲，歐洲列強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殖民侵略活動，世界市場急劇擴大，刺激英國工場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大量農田被強行改為牧場，大量農民被迫離土離鄉，進入手工業工場，充當雇傭工人，史稱“圈地運動”（Enclosuremovement），又名“羊吃人運動”。

1640年英國爆發了革命，到1688年，經過長期鬥爭，歷經三次反覆，終於確立了君主立憲政權。

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技術革命，實現了機器大生產。隨後，歐美等主要國家都相繼完成了工業技術革命。亞洲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也迅速完成了工業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國家相繼由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整個20世紀，西方各國經濟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到了21世紀，幾乎各行各業都形成了一些規模巨大的壟斷公司，寡頭壟斷已經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市場結構。

20世紀上半期，列強為爭奪勢力範圍，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頭號強國。

戰後至今60多年間，世界經濟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般來說，歐洲和北美絕大多數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已經步入成熟的市場經濟階段。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依然處於傳統小農經濟階段向現代市場經濟過渡中，工業化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美日發達國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大陸地區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小農經濟國家，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量零星工業生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先從1949年到1952年在短短三年內，迅速恢復了戰爭創傷，然後從1953年開始到1970年代，排除重重阻力，克服種種困難，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走計劃經濟道路，初步完成了工業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改革開放，於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了21世紀，已經基本上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步入了市場經濟國家行列。但總體市場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與中國改革開放大約同時，前蘇聯東歐國家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實行各具特色的經濟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繼和平演變，由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國家轉型。

市場經濟一經產生，便成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載體。迄今為止，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紛紛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這種經濟體制的趨同，一方面表明市場經濟具有極強的吸納能力和兼容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經濟模式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美國、德國、日本市場經濟體制是迄今世界各國中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它們各有特點，各具風格。這種市場經濟模式的多樣性、差異性，既是各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內容，也是各國相關經濟政策、國情和文化歷史傳統差異的折射。

1991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轉換到市場經濟》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場經濟的三種主要模式：美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法國、日本的行政管理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

國外市場經濟模式的共性

世界各國經濟的豐富實踐，使得經濟模式在多樣化的基礎上日益走向互相整合。現代市場經濟存在著以下共同特點：

（1）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是指為使經濟行為達到最優和最適度的狀態而對資源在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進行分配的手段和方法的總稱。市場經濟區別於計劃經濟的根本之處就在於不是以習俗、習慣或行政命令為主來配置資源，而是使市場成為整個社會經濟聯繫的紐帶，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經濟運行中社會各種資源都直接或間接地進入市場，由市場供求形成價格，進而引導資源在各個部門和企業之間自由流動，使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

（2）經濟行為主體的權、責、利界定分明。經濟行為主體如家庭、企業和政府的經濟行為，均受市場競爭法則制約和相關法律保障，賦予相應的權、責、利，成為具有明確收益與風險意識的不同利益主體。如果經濟行為主體的權責利不界定清楚，那麼，主體特別是企業這一微觀層次就很難成為真正的自主性市場競爭主體。

（3）經濟運行的基礎是市場競爭。從市場經濟的理念上普遍強調競爭的有效性和公平性。為達到公平競爭的目的，政府從法律上創造出適宜的外部環境，為企業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德國的反對限制競爭法、日本的禁止壟斷法等等。只有把各市場利益主體的活動都納入到法律的框架內，才能維護市場競爭的有序性和正常運行。

（4）實行必要的、有效的宏觀調控。在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時期，國家的經濟職能主要是保護經濟發展的秩序，不直接干預經濟運行。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便成為經常的、穩定的體制要求，政府能夠運用經濟計劃、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對經濟實行干預和調控。其目的，一方面是為經濟的正常運轉提供保證條件；另一方面則是彌補和糾正市場的缺陷。

（5）經濟關係的國際化。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經濟，它使各國經濟本著互惠互利、揚長避短的原則進入國際大循環。經濟活動的國際化不僅表現在國際進出口貿易、資金流動、技術轉讓和無形貿易的發展等方面，還表現為對協調國際利益的各種規則與慣例的普遍認同和參與。上述的所有市場經濟的共同特徵，對於發展中國家建立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相異特點也應該借鑒。

比如美國“企業自主型”市場經濟強調對企業自主地位的確立和保障，政府對企業的關係真正的含義是服務；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以穩定求發展和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良性循環的做法，對於處理好發展與穩定、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日本“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強調市場與計劃的有效結合，對於后發達國家發揮政府調節的優勢，提高資源利用的時空效率也不乏參考價值。

2016年3月16日，李克強指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應該是道德經濟。

美國模式，即“企業自主型”市場經濟模式，又稱“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它十分強調保障企業作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權利，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一般較少直接觸碰企業，而是指向市場。其體制與運行特徵主要有：

（1）企業享有比較充分的自主權。美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是自由企業制度。企業作為市場活動的獨立主體，擁有比較完整、充分的權利，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等微觀決策通常都是由企業自行決定。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重點是企業的自由。當然，企業的這種“自主性”是建立在較完備的法律基礎上的。因此，企業經營中一般都很重視法律方面的工作，較小的公司聘有專職律師，較大的公司一般都設立法律部。

（2）市場是經濟運行的中心環節，政府宏觀調控活動集中在市場上。美國政府比較強調市場的合理性，注重限制壟斷，保護競爭。美國通過了一系列的反托拉斯立法，以法律手段儘力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最早的反托拉斯法是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對托拉斯的行為作出了限制。其後100多年來，針對反托拉斯過程中的問題又通過了不少相關立法。另外，由於市場調節的有效與否取決於市場提供給企業的信號是否真實，美國政府把儘可能地使市場信號真實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職責，目標主要是反周期和反通貨膨脹。

（3）政府宏觀調控手段偏重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美國政府對經濟運行的介入和干預也是依法進行的，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依據對市場總需求的分析，採用或松或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其直接目的是為了擴大或壓縮市場上的有效需求，通過市場上供求總態勢的變動，引導企業對市場作出反應的形式進行決策調整。相對而言，美國政府宏觀調控手段不那麼強調具體功能以及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

（4）體制關係的透明度較高。美國模式中政府、市場和企業的相互關係以及各自地位，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作出規定。尤其是政府的行為，都要以立法為依據。政府的宏觀干預和調節，也必須落實到法律上，通過立法來貫徹執行，具有較高的公開性。

德國模式，即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實行的是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而是將個人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通過國家的有限干預實現“社會公正”。路德維希·艾哈德是社會市場經濟的主要奠基者，他把社會市場經濟概括為“自由加秩序”。其體制與經濟運行特徵主要有：

（1）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自由競爭，限制壟斷。市場競爭是推進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動力，也是社會最主要的支柱。壟斷和“不道德競爭”是市場機制有效性的最大威脅。政府干預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和維護合理的市場競爭秩序，消除有礙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因素。只要市場機制健全，就能合理引導企業，因此政府不必對企業進行“多餘”的直接干預。在市場自由的基礎上，企業也是自由的；企業的自主性，又是市場機制有效作用的必要條件。

（2）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是實現穩定與均衡。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取決於經濟環境的有序和經濟運行的穩定，其中主要是指價格穩定、貨幣穩定、增長穩定以及收入穩定。為此，宏觀調控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制度政策、穩定政策和社會政策。制度政策即保證充分、有效的市場競爭政策；穩定政策包括物價、貨幣、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穩定，具體手段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和結構政策等；社會政策包括收入再分配、社會保障等。

（3）有比較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德國市場經濟力爭經濟高效率又兼顧社會公平。為維護社會公平，德國通過立法推行監督、影響之下的僱主與職工“共向決定”制度。有關工人就業和收入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工人都有參與決定的權力。另外，德國進一步擴展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企業和職工(認保繳費)的“三方付費”制度，建立起了比較完備、具有較高水平的醫療、失業、退休和事故等各種各樣的保險，以及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制度。

（4）體制關係的透明度很高。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中，法律保障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通過各種立法建立和維護有序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競爭秩序。體制關係中透明度很高。

日本模式，即所謂政府指導型，又稱“社團市場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除近年有所停滯外，曾歷經幾十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在1950～1990年的40年問，年均增長率高達7．7%。日本非常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調控市場，也直接引導企業，並且將重點放在後者之上。日本市場經濟體制與運行的特點有：

（1）比較突出地強調政企合作。日本“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並不是指企業的自主發展必須充分考慮來自政府的各種信號，而主要是尋求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調一致。在這種體制關係中，十分強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共同參與決策，爾後分別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具體實施。企業仍然是獨立的微觀經濟主體，但受到政府有關經濟計劃的明顯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其自主程度相對較低。

（2）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把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發揮市場調節的同時，重視政府宏觀調控對社會資源配置的作用。日本的政企關係建立於市場與企業關係的基礎之上，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場調節，而是設法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彌補市場調節之不足。

（3）有一套官民結合的嚴密而有效的經濟管理的組織體系。日本的“政府主導型”還表現在它的經濟組織制度上。從政府機構到半官方的經濟審議會，再到民間的行業團體和企業問內部的橫向聯繫，是一個政府主導、民問經濟界充分參與的多層次官民一體型體系。官與民相互聯繫，互通意見，有機結合。這樣既便於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切合實際，平衡各方利益，又有利於經濟政策得到企業和公眾的響應和自覺執行。

（4）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側重於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從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來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尤以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為佳。經濟計劃具有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等特點，主要任務是提出國民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和總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政策措施與手段。產業政策是由通產省主持制定的產業結構設想和產業組織政策，指明產業的發展目標，實行產業傾斜，並從稅收、金融等方面給這些產業以一定的優惠，以推動實現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和出口結構的優化，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5）體制關係的透明度較低。日本市場經濟模式強調政企合作，既有政府對企業大量的隨機監督與指導，又存在著企業經常尋求政府指導和扶持的現象。由於這種密切的聯繫，不可能時時處處訴諸法律程序，因此，日本市場經濟的公開性較差，透明度也較低。

分析西歐各國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歐洲國家連年戰爭不斷，內耗過大，15世紀末葉、16世紀初葉，歐洲直通印度新航線的開通和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環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國的對外貿易迅速增長。當時的英國王權較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位）即位時西班牙與英格蘭的戰爭還在繼續，詹姆士一世和議會之間因為撥款的問題產生的矛盾衝突非常嚴重，而議會主要由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控制。

詹姆士一世不關心英國的海上貿易，不重視建設海軍，這些政策大大阻礙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強烈不滿。另外詹姆士一世為了不背叛和荷蘭人的和約而不再允許英國對荷蘭的海盜行為，雖然劫掠荷蘭商船是英格蘭很久以來的獲利豐厚的合法海盜行為。

後來建立君主立憲制，限制了君主的權力，地主貴族為了生產肉類和商品糧以供應城市的需要，擴大投資，改善土地的生產能力，同時加速進行圈地。資產者則大力鼓勵圈地。政府通過議會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在革命之前，真正的機械化生產還沒有發展起來。英國是歐洲第一個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發源於英格蘭中部地區。西歐各國率先實現工業化，主要是因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新航線的開闢、王權相對較弱。所以在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控制下的議會容易取得對國家的控制權。

在市場經濟時代，隨著工業成為主導產業，廠商成為基本的經濟組織形式，農業和家庭雙雙發生了危機。

首先，就農業來講，其比較經濟效益顯著下降，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農民的貧困問題日漸突出，農民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土地湧入城市，成了社會上長期受到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社會上層對待農業和工業的態度，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地主貴族和資產階級都加速進行圈地運動，目的是為了供應城市的需求，社會經濟因為社會統治階層的變換而轉型，導致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發展過渡。挫傷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和社會地位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最初始的原因。

為了滿足工業化的需求，各種各樣的服務業隨之興起，甚至擁有比工業生產更高的社會地位和勞動報酬，而國家層面對農產品價格的限制比較嚴格，一旦農產品提價就會引起社會上非常強烈的不滿。自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就是工業和服務業的興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隨之不斷地由農業向工業、服務業流動。就象“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一樣，資源是由經濟效益低的行業向經濟效益高的行業流動。因此，伴隨著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必然是農業的比較經濟效益低於工業和服務業。

其次，世界性的家庭倫理危機日益嚴重。家庭的規模在不斷縮小，“三世同堂”式大家庭已基本成為過去，一對夫婦及其孩子組成的“核心家庭”已取而代之成為目前最普遍的家庭形式。但家庭規模的縮小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還在進一步縮小中，出現了大量非典型不完整家庭，如各種單親家庭、丁克家庭（Doubleincomenokids，DINK）、單身家庭等。與此同時，家庭的職能也在不斷剝離。

在農業時代，家庭可以說是全職全能的，包括生產經營、生活消費、兩性情愛、生育後代、撫養教育、贍養老人以及承擔社會義務等許多職能。進入工業時代以來，這些職能都開始相繼從家庭中分化獨立出來，程度不等地實現了市場化、社會化。

生產經營差不多已經完全由各類廠商所包辦，生活消費遠遠超出了家庭範圍，“天倫之樂”已讓位於“天涯之樂”，孩子的撫養教育不再由家庭大包大攬，而是由各類託兒所、幼兒園、學校承擔了相當大一部分，老人的贍養也不再完全由子女承擔，而是由各類托老組織承擔了一部分。最叫人難以接受的是，夫妻感情日漸淡化，婚外戀大量湧現，非法色情交易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發展至今，除了生育職能基本上完全由家庭承擔以外，其它職能都已經全部或部分越出了家庭的範圍。

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內部不安定因素不斷擴散、不斷激化，比如失業現象嚴重、社會內部欺詐行為難以控制、對勞動的剝削變本加厲、社會人口遷徙和流動加劇，這一切導致社會內部信任不斷被破壞，連家庭內部的信任都難以保證，而資產階級革命前的農民只要有土地，就不會失業，不需要不斷遷徙，也不需要用上夜班來實現更多的生產，因為農作物的生長必需遵守自然規律。另外，人的生活壓力變大，女權運動使女性和男性一樣開始在社會上工作、參政議政，這樣，對下一代和上一代的撫養和照顧就不得不盡量交給社會承擔了。

市場經濟（Marketeconomy）時代最基本的特徵是，工業取代農業佔據了社會經濟的決定性地位，市場營銷成為最普遍的經營形式，由此導致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

市徠場營銷要求根據市場需求，廣泛利用各種市場資源，在極其廣闊的時空範圍內進行生產，而不是像傳統小農那樣局限在一個家庭範圍內，使用家庭資源，為滿足家庭需要而進行生產，市場營銷強調“廣泛利用市場資源”。但是這種“廣泛利用市場資源”的觀念必須“立足於當地實際，從當地實際出發”，否則容易造成當地各種資源的嚴重流失，使當地經濟發展居於劣勢。

從歷史發展來看，世界各地小農經濟統治數千年間並不曾發明過任何一台最簡單的機器，而15世紀末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人們便開始嘗試發明這樣那樣的機器，特別是自18世紀下半葉以來短短二三百年時間，人們便便發明了無數精巧絕倫、神通廣大的機器，各行各業都普遍實現了機械化。機械化是社會上層重視工業生產的必然。

從理論上來分析，首先，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手工生產是無法滿足的，必須大量應用機器生產；其次，在市場經濟背景下，資本家擁有大量財力去支持用於生產的發明創造，為各種機器的發明和製造提供了充分的現實可行條件。於是，經過人們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實現了機器大生產，其主要特點是：以煤炭、石油等非生物能源為動力，能夠大功率、高效率、長時間連續作業。雖然機械化是在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工業化，就沒有機械化，而工業化當然會加速機械化的進程。

由於面向市場經營，使用機器大生產，這就要求人們改變以往小農經濟狀態下那種憑經驗靠估計的做法，而代之以科學的定量測試、計算和分析。這裡“科學化”並不簡單地局限於科學技術成果在生產中的應用，而包括人們觀察和分析問題時的思維方式的科學化。但是這種對科學性的要求往往被惡性競爭嚴重扭曲。

面對規模化的工業生產，僅靠家庭勞動力顯然是無法滿足的，必須大 量引入家庭外勞動力。使用家庭外勞動力，可以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強迫一些人當自己的奴隸；另一個是通過支付工資來雇傭他人為自己工作。但是，大量強迫奴隸勞動，只能限於簡單的、不容易被破壞的勞動環境，比如種植園，即便是種植園，也難以阻止奴隸破壞和反抗力量的爆發，奴役制度必然滅亡。

規模化的工業生產只能通過支付工資的辦法來雇傭本國自由民從事生產勞動，而出於對技術和本地人口就業的保護，雇傭外國公民不是明智的選擇。

大量機器的應用及由此導致的技術分工，雖然要求工人融合為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共同完成生產過程，但是由於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下工業生產內部管理失控的現象難以避免，所以這種“融合為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的願望和努力常常面臨各種困難。

整個的機械化大生產和僱工經營是在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的大環境和工業生產內部管理失控的情況下進行的，由於外部環境中惡性競爭嚴重，風險很高，商業機密很多，內部管理常常失控，導致社會分工變得越來越細，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特點，理論上說，社會成員應該普遍養成分工協作的習慣和理念，但是社會經濟的專業化和社會化並沒有降低風險、解決內部管理失控的狀態，這也是社會內部信任的破壞程度一直非常嚴重、社會生產的整體效率難以提高的原因。

機械化大生產和僱工經營，必然突破家庭經營的局限，使廠商成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形式。與小農家庭簡單的內部結構相對比，廠商內部結構要複雜得多，其中包含了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分工精細的各種生產要素，是一個巨大複雜的經濟系統，而這樣複雜的經濟系統在管理上也非常複雜、非常困難，本身就容易出現失控的狀態。

廠商成為基本經濟組織形式以後，私有制的範圍就擴大了，雖然名義上仍然是私有制，但在實際經營和管理層面上，所有者已經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地支配和處分自己名下的財產了。

這與封建農業時期的個體私有制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這是一種“擴大的私有制”，其內部正在孕育產生新興公有制萌芽，而這樣的公有制萌芽對工業化生產的約束力量遠遠不夠，私有化廠商的生產在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環境下，容易出現失控狀態，雇傭工人、消費者或者供應商的利益常常被侵犯。

由於在極其廣闊的時空範圍內組織市場經營，廠商生產的目的不再象小農經濟那樣以獲取產品為直接目標，而是以利潤為直接生產目的，產品的生產變成了獲取利潤的手段。在這裡，利潤是泛指一切價值增值。在這樣的目的驅使下，產品質量難以保證，雇傭工人、消費者或者供應商的利益難以保證，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常常被污染，我們的地球資源面臨枯竭的威脅，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野生動物也在這樣的目的驅使下，面臨滅絕的命運。

人的社會性註定人天生願意遵守信用、善待他人，但是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容易出現惡性競爭的狀態，市場經濟是一個由千千萬萬的廠商和個人參與的過程，因此必然要求對人們的行為作出嚴格的規範，包括國家法律制度、廠商內部的管理制度、各種技術性操作規範以及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標準等。

這就好比，在鄉間小道上，一個人或很少的幾個人走路，無需特別制定交通規則，人們也不會隨便故意相互碰撞，但在大城市，數以萬計的行人、車輛一起上路，而每個人都急於達到自己的目的地，就必須制定嚴格的交通規則了。

總之，規範化是市場化所面臨的艱巨的任務和挑戰，沒有市場化，人們就不會感到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對社會規範的衝擊。

17世紀中期，英國爆發的革命，建立了限制王權的君主立憲制，加速了工業化的進程，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賺到更多的錢，但是工業的迅速發展，勢必加劇國家內部的矛盾，他們必須迅速將產品賣出去，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生產、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否則他們將會負債纍纍、將會破產，這種壓力使資產階級殖民擴張成為他們唯一的出路，而殖民擴張的成功又會使他們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使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工業生產在全球範圍不斷擴張，殖民戰爭結束后，所有的國家都希望走工業化的道路，因此市場經濟的擴張性並沒有因為殖民戰爭的結束而消失，反而從舊殖民主義順利轉化為新殖民主義。

市場經濟試圖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但是這樣的努力在帶有侵略性的自由競爭環境下往往是非常脆弱的。

隨著利潤成為直接的生產目的，一切生產要素都相應地變成了賺取利潤的手段，即通常所謂“資本”。整個社會經濟從此都置於資本的支配之下，受資本統治。

在整個社會管理失控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國家也走上工業化道路，它們同樣面臨社會管理失控的狀態。冷戰之後，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幾乎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而一旦資本能得到社會有效的管理，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就會直接轉化為接受社會管理的經濟模式。

市場經濟是一個由千千萬萬的廠商和個人自主參與交易形式，在市場經濟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指揮。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的價值規律。假定廠商打算做長久的生產經營和銷售，商品的價格就會受供求關係影響，沿著自身價值上下波動，在交易過程中，我們常能看到同一種商品在不同時期價格不同，沒有打算做長久的生產經營和銷售的廠商，雖然很快被淘汰的風險很大，但是他們的獲利也會非常可觀。

市場的局限性的具體表現：

①、當漲價時，賣方會自發的加大生產投入；當減價時，賣方會自發的減少生產投入，這就是市場的一個特點：自發性。

②、市場的範圍之大使得誰也無法客觀宏觀的去分析觀察，參與者們大多以價格的增幅程度來決定是否參與，與參與程度，這就體現了市場的第二個特點：盲目性。

③、參與者盲目自發的投入生產，而生產是一個相對於價格變動耗時較長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常能看到一種商品降價后，它的供應量卻在上升，這就是市場的第三個性質：滯后性。

④、我們在購買時只能先付款后消費，由於商品種類繁多，我們並不是每次都能在購買時直接看到消費的效果，而事後使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利益的代價很大，所以市場還具有第四個性質：欺詐性。

理論上說，市場分配成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包括各種市場資源和勞動產品，都通過市場交換來進行分配，實行“各增其值、等價交換”原則，即個人向廠商提供生產要素，按系統論觀點，每一種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都實現增值，並得到各自的報酬，形成個人收入，個人再以其收入按等價交換的原則向廠商購買各種消費品。但事實上，等價交換根本沒有具體評估的標準，只能在可選的範圍內，按照自己的需求進行“自願交換”的狀態。

由於市場分配成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一切生產要素和產品都要通過市場來分配，於是千千萬萬的廠商和個人便在市場上圍繞有限的市場資源展開了廣泛而激烈的市場競爭，使每一個人和每一家廠商都隨時面臨嚴酷的市場壓力，從而推動市場經濟不斷向前發展。而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極力避免嚴酷的市場壓力給自己帶來的風險，造成了巨大的自然資源的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犯罪率也會因此大大提高。

首先，眾所周知，在傳統意義上的自然經濟條件下，每一個生產者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直接生產自己需要的絕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取得，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地方，有人比喻，這就“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相互間除了簡單的地域聯繫之外，“再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係”與經濟交往。

在經濟交往層面，這個比喻可以成立，但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風俗文化上的交往比商品經濟條件下豐富得多。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確不會在交換問題上存在大範圍的、劇烈的利益分化與利害衝突，也不會因為在交換問題上頻繁出現利益衝突而感到不自由、不平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情況則完全兩樣。在這裡，“交換的主體生產各種不同的商品，以適應各種不同的需要，如果說每個人依賴於一切人的生產，那麼一切人則依賴於每個人的生產，他們由此而互相補充”。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就不可避免了。

與此同時，由於“交換過程的各主體表現為商品的所有者”，隨之而來的就必然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間在交換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利害衝突，他們在這種利害衝突過程中對實現社會平等和個人自由的願望會非常強烈。這種現象，用馬克思的話來概括，便是：個人之間以及他們的商品之間的這種差別，既是使這些個人結合在一起的動因，亦是使他們作為交換者發生他們“被假定被證明為”平等的人與自由的人的那種社會關係的動因。

其次，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乃至法治原則的實現，只有在市場經濟關係中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然而這一切並不會自然實現。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每一個生產與消費單位之間是不存在積極意義上的經濟交往的。然而這並不排斥各個單位內部的交往。問題在於，由於小農處在對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承受著後者的超經濟強制，這種交往也就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市場經濟雖然不存在明文規定的超經濟強制，但是交換關係本身註定人們必然依附他人而生存，所謂商品交換純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間的按照彼此的需求自願按照協商價格交換，在協商的過程中極力在社會中樹立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

再次，民主政治是貫穿於市場經濟關係始終的自由原則與平等原則在觀念上層建築與制度上層建築之間的鬥爭衝突中的反映。

革命限制王權或者推翻王位世襲的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這一切表現在上層建築上，便是民主觀念與民主制度的確立。作為民主的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民主的制度，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關係上發展了的東西”：一方面，民主意味著自由，意味著為法律、政治和社會制度所保障的種種公民權利；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平等，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

雖然平等自由的民主政治被寫入法律，但事實上自然經濟時期的等級制度和人身控制關係只是以另外一些方式繼續存在，不過只要在法律上明確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是公民的權利，這一切就有不斷鬥爭和爭取的合法依據，自由平等的實現並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不斷發現和解決人們面臨的各種嚴峻的問題。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是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和陽光。

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表現為極端的專制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情況有所變化，雖然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從表面上來看，雙方一開始就是作為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出現的，他們通過自由競爭和等價交換，最後又確證了自身的平等和自由“，然而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關係和雇傭關係註定人們必然依靠他人才能生存。平等和自由的實現並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須建立對交換價值和交換行為的合理原則，而建立對交換價值和交換行為的合理原則長期以來一直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圍繞市場經濟問題存在兩種理論傳統：

一種是強調市場機制絕對合理的傳統。這是由斯密、薩伊到馬歇爾、哈耶克所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或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他們認為，認為市場經濟是內在完滿，具備自我均衡機制的完善體系，市場機制在本質上是沒有缺陷的，市場本身的均衡調整機制足以保證經濟長期均衡運行，並可以導致資源的最佳配置。周期性危機是非必然的，是可以避免的。

另一種是認為市場機制有缺陷的傳統。以馬克思和凱恩斯為代表，馬克思認為，近代的歷史是由小市場經濟走向大市場經濟，即由民族市場走向世界市場經濟的進程。這其實就是今天常講的“全球化”。馬克思認為這個進程是不可阻擋的，在世界市場經濟已統治全世界的時候，周期性的世界經濟危機最終會產生破壞世界市場的力量，從而撕毀這一體制。他把這種全面危及世界統一市場的危機，稱作“普遍危機”或“總危機”。

凱恩斯最早信奉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但30年代大蕭條，卻使他最終轉向了對自由市場經濟危機機制的分析。但是凱恩斯和馬克思的立場不同。馬克思認為，市場體制中的危機機制是不可救的。而凱恩斯則相信，可以通過政府對經濟作宏觀干預的方法，補救市場機制的缺陷。

但是馬克思與凱恩斯都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有缺陷的，周期性危機就表明這種缺陷。這可以稱做糾正市場幻想的一種理論傳統。

對市場機制的上述兩種對立的傳統，實際上形成了近代經濟學中對於市場經濟的兩種不同理論傳統。

在工業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各發達國家曾對外發動了持續數百年的殖民擴張活動，在世界各地到處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在其內部則由於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貧富分化愈益加劇，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在少數富人手裡。這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受到了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指責。

但儘管如此，在工業時代，人類的生活狀況，整個來說，還是大大改善了。歐美日等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到了21世紀，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爭相效仿的榜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致力於推進國家的工業化。

而正是這種爭相效仿的行為，使發達國家從舊殖民主義順利過渡到新殖民主義，這裡的秘密就是不等價交換，不僅僅是高科技工業產品，歐美日等工業化國家的一切都具有更高的交換價值。

新古典經濟學是21世紀在中國流行、並被主流經濟學奉為聖經。其著名的市場調節原理即所謂“看不見的手”的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在理想的市場制度中，供給和需求通過價格漲落機製得到靈活調節和自動平衡。當供給不足時，商品價格上漲，高利潤通過價格信號刺激投資者，促使其將資源、勞動力、技術轉入短缺部門，於是供給增多，使需求得到滿足。當供給超過需求時，商品價格下跌，低利潤及低價格信號促使投資都轉移資源、勞動力和技術，減少生產，於是供求恢復平衡。

同時，在供給趨向滿足的進程中，市場競爭激烈化，進而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資者，自然調整經濟結構，從而保持生產的高效率。在這隻看不見的市場之“手”的調整下，經濟結構和制度自動得到調整和運轉，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遠不會有生產過剩和供給不足的長期情況發生。

但危機的發生，即經濟周期波動和震蕩的發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直接關連著。只要是市場經濟，就無法擺脫這個周期性危機的機制。

這個市場自動調節理論看起來是一個非常美妙的經濟“模型”。實際上，這個模型如果想要成立，至少必須藉助於三個假定條件：

一是生產者要根據價格信號及時進行投資的靈活轉移是無需成本的。

二是既成社會生產力結構是彈性的。

三是保證投資轉移和生產力改造可能性的資源、技術資源可以無限量地供應的。

首先，即使市場需求通過價格和利潤給投資者以有誘惑力的巨大信號，他是否可能立即拋棄或改造他原已擁有的全部設備、技術，拋棄其現有工人，而把資金轉向另一個有利所圖的生產部門？這種轉移在經濟上要支付的代價有多大？是否可以保證投資轉移者必定獲利？

其次，投資轉移是需要時間的。事實是生產能力的改造總是落後於需求變化的，從投資到收回投資和利潤的時間，往往長於需求旺盛的時間.

市場需求總是千變萬化。當投資者購置設備，雇傭工人，引進技術建造新的生產線，形成了新的生產能力時，原來在市場上閃現高利潤的需求可能已經滿足而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的整個生產配置、生產能力將再度成為過剩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已配置巨大資源、勞動力的生產線，就會成為社會性的浪費。

因此，市場經濟根據其天性天然地存在宏觀失控即發生生產力過剩的可能性。

市場調節經濟在微觀角度（對個別消費者）似乎是有效率的。在宏觀角度（對全社會）往往是低效率的，並且必然發生供求失衡與周期性經濟危機。實際上，這種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那種理想市場模型中已經隱含。即，當供給大於需求時，價格下跌，利潤率下降，甚至無利潤，導致投資必須自動退出這個部門的生產領域。

但是這種投資過旺、生產力過剩，即所謂“結構調整”，在現實中卻是隱含著嚴重可怕的社會代價的。

商品積壓、工廠破產、銀行倒閉、工人失業下崗，就是經濟學中所謂價格信號下落，利潤率下降自動調節供給的必然結果。在自由市場經濟中，要使資本離開一個工業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去，就必須經過危機。

市場無形之手，即價格，價格決定了資源分配，供需影響價格，市場參與者決定了供需，參與者是大多數人，因此自由市場由多數人做決策；市場有形之手，即政府或壟斷企業，是少數人做決策。市場經濟就是左右手互博，此消彼長，缺一不可。誰擁有話語權和定價權，誰就掌控了市場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製造了公平的不平等，壟斷企業製造了不公平的不平等，政府要製造公平的平等。因此市場經濟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打壓壟斷，保護市場無形之手，並彌補它的缺陷。價格政策、利率政策、稅收政策以及補貼政策是政府的通常手段。

市場經濟政府的四大職能：打壓壟斷、鼓勵競爭、規範市場以及激勵生產。政府應該是理性的，社會應該是民主的，經濟應該是自由的，公平和效率那是必須的。然而政府在實現這些職能的過程中依然面臨巨大的壓力，期待新的突破。

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開放性、有序性

理論上，市場經濟是法制的社會，人們會不斷完善立法，因此在有條件控制的情況下，一定會從法律層面直接做好過程式控制制，沒有條件控制，那隻能用法律來做事後威脅。

一旦嚴格立法，自主經營、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只能是違法的，因為市場經濟會面臨所有權不清晰的問題：

——法律原則不應該有漏洞，而市場經濟在法律上的漏洞表現為：

1)國家不保證員工的就業；

2)企業可以決定員工的崗位、任免、工資；

3)企業運營的信息管理權掌握在企業管理者手中；

4)企業員工和企業管理者之間在法律上是平等交換勞動的關係，人身控制屬於違法行為。

——這個漏洞可能導致的結果是：

在社會競爭壓力巨大的情況下，企業管理者可以讓員工做傷害社會的事、企業管理者可以傷害員工的利益，員工要麼失業、要麼聽從企業管理者的指令，而企業管理者和員工可以一起將問題掩蓋起來，使問題在對社會和消費者造成嚴重傷害的時候才暴露出來。

如果信息管理權在企業管理者手中，國家法律就無法做到過程式控制制，國家法律就只能靠事後威脅的方式保障企業的生產，造成所有權不清晰的後果幾乎是必然的，因為企業管理者會為了方便盈利決定生產、決定員工的勞動行為、崗位和應得的報酬。而事實上員工不屬於企業主、產品最終只能屬於消費者。只有當企業的信息管理權直接掌握在國家手中，法律才能做到有效的過程式控制制。

既然有這樣一個漏洞，法律一定會試圖彌補。如果嚴格立法，那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國家不掌握企業的信息管理權就屬於違法。一定有相關的法律原則能支持“國家掌握企業的信息管理權”這一點。一旦國家開始直接掌握企業信息管理權，市場經濟最終一定會直接轉變為計劃經濟。

學界從自發性與嵌入性層面，對市場經濟的本質展開論戰。自發性觀點主張，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發秩序，能生成一種高效的資源配置機制，進而滿足個人和社會的需求。這種視角突出個人權利、個體理性與自由，反對政府對市場行為的干預。嵌入性視角則主張，市場經濟嵌入在政治權力、社會制度和公民社會中，是國家和社會推動的結果，它應當積極為實現社會平等和公民的社會權利服務。兩種視角由於固守自身的理論邊界，形成了對市場經濟認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現象，曲解了經濟行為的本質。

絕大多數人認為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各種社會變革要實現自己的目標，一方面必須通過市場經濟這個載體來實現，另一方面必須將自己的意志施加於市場經濟並使其向符合自身目標的方向發生變革。20世紀下半葉以來頻繁發生的倫理與制度變革，促使傳統市場經濟日益向生態市場經濟蛻變，生態市場經濟則強烈地改變現有世界，這種相互促進的變革是當今世界最顯著的特徵，對任何國家都是不可抗拒的趨勢。無論是國內外環境還是國際義務等，都要求我國加強生態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