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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
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導演
上海電影製片廠青年導演，是上海首屆“十大文化新人”。1990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進入上影后先後參加了影片《開天闢地》、《畫魂》、《青蛇》、《走出地平線》的攝製工作。1994年起開始導演生涯。曾先後參與了電影《走出西柏坡》及電視劇《孽債》、《奪子戰爭》、《我要結婚》的導演工作。影片《父親》是他獨立導演電影的處女作，獲得埃及開羅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兩項大獎。
2022年，執導電視劇《請對我說謊》。
《父親》2003
《狗小的自行車》2007
《愛情國界線》2008
《孽債》（導演之一）1994
《奪子戰爭》1997
《錯愛一生》2005
《婆婆來了》2010
《丈母娘來了》2011
《老媽的三國時代》2013
《請對我說謊》2022
| 榮譽獎項 |
▪2003年10月第27屆開羅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父親（獲獎） ▪2008年5月第8屆中國電視電影百合獎優秀導演獎狗小的自行車（獲獎） |
| 其他榮譽 |
▪2008年被評為“上海市領軍人才”（獲獎） ▪1998年首屆上海十大文化新人（獲獎） |
跟梁山導演的對話，有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他作為體制內的電影廠導演，說話很注重分寸得體，但也偶爾流露出來因身處體制而帶來的困窘處境。他基於自己的環境總結出了一條最適合自己走的道路，那就是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把工作做得最好。他真誠的創作態度不容懷疑，而他也始終相信在這世界上默默的付出總有人會看得到，“總有人會肯定你”。
我是做導演的
對很多學習電影導演專業的人來說，拿膠片拍電影才真正算是在搞藝術，搞創作，才真正對得起自己所學習的專業，實踐得起自己的藝術理想。但梁山導演對此並無所謂。在他看來，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無論是用膠片還是磁帶，都不會影響自己創作的本質，而他也從不介意自己拍攝的介質會是什麼。在他看來，自己並不是“做電影的”或者“做電視劇的”，他是——“做導演的”。查閱梁山導演的作品表，發現電視劇數量並不少於電影，並且他執導的《奪子戰爭》、《錯愛一生》等電視劇一度都是國內高收視的代表劇集。專門進行電影創作的人對電視劇總會持一定的保留態度，一些老藝術家就曾跟梁山說：“小夥子，不要再拍電視劇了！”而梁山顯然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來他現在拍電視劇就跟當年拍電影一樣，當年的電影全中國老百姓都能看；因為院線、體制的原因，現在他拍電影沒人能看到，但拍電視劇全中國的老百姓也都能看到。他覺得，對導演來說，重要的無非是他的想法能夠得到傳達，傳到更多人心靈中，而電視劇就能做到這一點。“真誠一點，在作品中能加入自己的想法，這就夠了，我堅持這一句話：我是做導演的，用我的作品講故事，傳達我對生活的看法，不管電視還是電影。”他這樣說。
被標籤化的無奈
如果當初沒有參加藝術考試，梁山現在可能是某位建築學專家。結果無心插柳的上戲考試，讓他經過層層篩選，成為了上戲歷史上唯一一屆電影導演專業班的學生之一。計劃經濟的分配下，水到渠成地進入上影廠。掐指算來，從1990年至今，梁山在上影已經工作了近二十年。體制內的這些年，多數作品都是交班任務，梁山沒有多少好自己選擇的餘地。
從梁山第一次作為執行導演參與《孽債》拍攝起，他的作品似乎形成了一定的樣式，題材內容呈現出不同程度上的相似性——關注人倫親情題材和當下的時代環境，如後來的《奪子戰爭》，電影《父親》、《狗小的自行車》都是如此，而且講的大都是父子關係。人總是很輕易地被認定位，就跟演員一樣，一旦某類角色演得多獲得大家肯定了，那麼很多導演在碰到類似的角色時都會去找他。而此種“標籤化”，在導演身上同樣適用。早期的一系列電視劇下來，梁山導演在處理“人倫親情”題材上的能力已經有目共睹，因此很多製片人都去找他拍此類片子。“其實，這並不是我的最愛，但是製片人喜歡找我拍這樣的片子，大家都來找你，這成就了同時也限制了你的戲路。這個片種來找你，而別的片種又不來找你，就只好繼續拍這樣的類型片了。體制之內，有這個體制賦予我的一些特點，使我選擇拍不了自己真正想要拍的東西。畢竟，拍電影不是寫小說，它不能一個人就能搞定。”
環境不容樂觀，但梁山導演也有自己的夢——他一直想拍一個關於軍閥大帥的故事：“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山西某高牆大院。鏡頭升起過牆，往裡探，一片黑色，出現祖宗祠堂，裡面一個老地主打扮、撅著屁股的男人跪在地上敲木魚。牆上掛著無數祖宗像，每個祖宗長得都差不多。老地主戴著瓜皮帽，我們看到他的臉，他也長得這個樣。隨著一聲鑼響，僕人大喊：“老爺——大太太生了！——”，然後又一聲“老爺，二太太生了！——”佛珠散落一地，老爺朝外狂奔……外面掃馬廄的長工一抬頭，天上兩顆掃帚星呼呼飛過。兩個潑皮出世了！……”談到這些，梁山導演興奮之情難以形容，幾乎是手舞足蹈地為筆者講起了電影的開頭。很明顯，這是他心中勾勒已久的畫面，不是關於現實主義，不是親情倫理，而是一個喜劇色彩濃郁的作品。
由於始終整合不了資源，梁山導演無法把它拍攝出來。但他並不覺自己是心懷遺憾，反而很堅定地說“我是肯定要拍那種片子的，但時間沒到急也急不來”。事實上，國內很多導演都身處這樣的困境，對各導演而言不能實現的夢想也太多太多，而梁山的理念是“既然如此也不用沮喪，先一步步做好現在的事，五十年後，你拍得好的作品自然有人會記住。實際上，我們也只能走這條路，因為沒有別的路好走。”
默默努力中等待知音
幾年前，梁山接到上頭任務——帶《父親》去參加位列國際十個A級電影節之一的開羅電影節。對於向來不關注電影節的他而言，這實屬意外，梁山很興奮，不是對獎項有任何期待，而是因為可以去看金字塔。無心插柳柳成蔭，結果“糊裡糊塗”地抱回了兩個大獎：“最佳導演”和“最佳男演員”。上海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的國際A級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當時特別開心，心裡想象著是不是回國來能多一點拍片的機會。結果，沒有。梁山也沒有失落，經過這次旅行卻讓他領悟到：如果世界上無數種人，只要你真誠和努力，那麼總有些人會被你打動，因為總有些人是和你一樣的。
前幾天，梁山參加了中國電影百合獎，其數字電影《狗小的自行車》獲得了多項提名，最後奪得了包括“最佳導演”、“最佳演員”、“最佳兒童片獎”在內的三項大獎。在上台領獎時，他這樣說：“只要你默默耕耘，總有人會看見的。”
在梁山眼裡，《狗小的自行車》與《父親》有相同的地方，想著得獎，獎是想不來的，評委都有他的良心和眼光，但只要是你真誠做的東西，能引起別人的共鳴。世界上總有人看到它喜歡它，這也是這兩部影片能夠得獎的原因。《狗小的自行車》是他的第二部電影，也讓他拿到了第二座“最佳導演”獎盃。但如果要說最真誠的作品，梁山覺得還是那部《奪子戰爭》，當時上海收視率38.7%的十集電視劇。“說它真誠是因為整個片子沒有任何假話，是根據真人真事編的。當時聽了故事特別感動，簡直是‘上帝編的劇’，而且不是任務，是我自己想拍的。”他自認為這樣的作品完全可以經受時間的考驗。“你們可以五十年後再看這個片子”。果然，這兩天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主席論壇上，《奪子戰爭》被大畫家陳丹青津津樂道。
正是堅守著這樣的信念，梁山始終兢兢業業，在默默地付出和努力著。在他看來，他就是做導演的，只要有好本子都願意拍，即便是拍電視劇也有點拍電影的感覺，相當認真。在梁山眼裡，好的電影只有一個標準——撥動人的心弦！哪怕一個電影讓人心動之處只有那麼一處，電影就成功了。所以梁山更關注電影內涵本身，對技術不糾結。如果說畫家擺弄顏料，音樂家擺弄音符，那麼他覺得電影人擺弄的不是鏡頭不是膠片，不是演員的表演，而是人性。“說不完的東西就是人性，技巧再高總有被濫用而讓觀眾厭倦的那一天，唯有人性是永恆的題目，人有不同的性格而同一個人的性格在不同的環境下又有不同的反應和變數，這是永遠可以表現的，沒有窮盡，歷久彌新，是探知不絕的。”正因為如此，當初他拿到《父親》劇本就傻了，“下崗——98年拍，會有新意有人關注；但到了2003年這個話題已經過時很久了，我就改動，聚焦於父子之情，從矛盾到理解而下崗只成為了一個背景。”
梁山理解中的好導演最關鍵的是，“他必須是懷疑主義者，對自己和他人有著深刻的了解，知道一切的人和機構都帶著面具，而偉大的故事，就在面具背後”。導演就是要有能力讓觀眾在看似平常的描述中，洞察出人的內心。最後當觀眾看完作品走出影院時，會多出一種對世界的看法。
我看上海電影
上海，對梁山而言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見證著它的變遷，感受著它的繁華。畢業后就一直在上影廠工作，體制之內不斷耕耘，茶餘飯後的同仁探討，他對於整個上海電影發展的現狀考慮得很多，相對是比較清楚的。
在梁山看來，上海電影發展的疲態之勢並不是由於人才的斷裂，而主要是環境緣故。一方面，上海現代化建設進程的突飛猛進，使得整個城市過於商業化；另一方面，上海的電影往往只有一個通道，生存餘地太狹窄。“這兒依舊有很多優秀的導演，鯨魚就潛在水中”。
梁山在談話中數次提到老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電影作品，可見他對那個年代的上海電影有其熱誠和執迷。他說，“風水輪流轉”，話里暗自隱藏著他對上海電影執著的期待和留守。那是一個不滅的海上之夢，而當下他所做的只是默默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