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庭

李顯庭，(1861—1943)，名顯庭，號老顯，河北省遷安縣李家窩鋪(現為西里鋪)人。他們弟兄三人，顯庭排行第二，後來東北人尊稱他為“顯二爺”。他出身中產階級，讀過幾年書，自幼聰明伶俐，父母對他極為龐愛。可是，久而久之，他被完全慣壞了，一度曾步入歧途，為鄉里人所鄙視。後來他竟出人意料地干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專研造紙技術，奪回了被外國紙佔據的東北市場。

李顯庭不喜歡種莊稼，終日遊手好閒，出入賭場，為一般人所輕視。在村人的規勸下，他對自己的所做所為，也感到痛心，終於回心轉意，走上正道。他二十多歲的時候，便與哥哥、弟弟合夥開了一支小作坊，抄起毛頭紙來。不到一年，李顯庭就學會了抄紙、下作(製漿)技術。一天，他乘船過了灤河，來到縣城的紙市上，發現有人在出售從朝鮮進口的高麗紙，使他大為驚異。這種高麗紙大約三尺二寸見方，比中國產的紙要大得多。年輕的李顯庭對這種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就地蹲下來，與賣紙的敘談起來。原來，高麗紙大量傾銷於中國東北市場，關內見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頓時，他心潮起伏，思緒萬千。造紙技術，是中國東漢蔡倫總結、推廣前人經驗發明的，先傳入朝鮮，又傳入其他各國。按常理來說，紙是中國發明的，就應該向外國輸出紙張，而現在正相反，產生了“倒流”現象，這無疑是腐敗的清政府不爭氣，忽視改良造紙技術所致。想到這兒，他的心情很沉重，辦完了事情，悶悶不樂地回到家裡。

當時，正值清末改良派提倡實業救國，各地都建立起倡導實業機構。如省城設立了勸業道，各縣成立了勸業所。在當時維新思想影響下，李老顯決計大幹一場，改良古老的造紙技術，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奪回東北市場。李顯庭是個硬漢子，話不說則已，一說就要算數。後來，這竟成了他一生拚命奮鬥的目標。他聽人說：欲制夷必先師夷，他覺得這話很有道理。於是，決定到朝鮮去學造紙技術。李顯庭在三十二歲那年，隻身跑出山海關，流落到朝鮮平壤，進了一家紙廠做小工。他努力學習，精心觀察，五年後，他回到了故鄉，開辦了一個小規模的造紙廠。這個小造紙廠就設在西里鋪，搞手抄高麗紙。朝鮮紙廠造紙用的原料是楮樹皮，因遷安缺乏這種原料，李顯庭的造紙廠沒有使用楮樹皮，而是使用遷安土生土長的桑樹皮造紙，也獲得了成功。

小紙廠辦得很興隆，但他沒有滿足現狀，因為造紙技術仍停留在笨重的手工抄制上，比以前並沒有多大的改進。而且他生產的高麗紙數量太少，還無力奪回朝鮮人所壟斷的東北市場。於是，李老顯決計二下朝鮮。

為了籌措去朝鮮的路費，他忍痛賣掉了二百畝地。臨行，妻子幫顯庭 把一千多塊大洋裝在一個褥套里，放在驢背上。李顯庭 辭別家人，騎上毛驢，輾轉月余，重來朝鮮平壤，通過重金賄賂，進到一家機器造紙廠。管事人曾事先警告他，只許參觀，不許用筆寫和繪圖。李顯庭只得邊看邊用心揣摩，記其奧妙。回到住所后，憑藉記憶，畫下機器的構造，寫下大概的數據。就這樣，一連幾天參觀使他基本掌握了機器造紙的特點和工藝流程。

李顯庭回到家后，特意備了厚禮，在朋友的幫助下，到天津玉聚成機器廠聯繫訂製造紙機器事宜。開始時，該廠不敢承擔這項業務，說恐怕造不好機器倒賠了錢。李顯庭求成心切，看到這種情況，便滿口許諾說：“這不要緊，咱們當面講清，還可以立下合同，你們要是搞成功了，我如數給錢，要是失敗了，一切損失由我來賠償。”廠主被李顯庭這種創業精神所感動，當即承擔了製造造紙機器的業務。這個廠子根據李顯庭所提供的數據，比較順利地為他制出一套造紙機器。李老顯從天津聘請了一位姓周的技師，回家蓋起一些簡易廠房，安裝了機器。當時搞的是火力發電，不知什麼緣故，一直發不出電來。沒有動力，機器不能運轉，紙也沒有造出來。雖經多次改裝和修理，也無濟於事。

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李老顯決定三下朝鮮，再去學藝。為了籌集路費，他把剩下的一百多畝地全賣光。經過半年周折，終於從朝鮮學來了水力發電和其他有關技術。

這時，李顯庭已是兩手空空，沒有力量修建大規模的廠房。怎麼辦，他顧不得自己的臉面了，騎上毛驢，到縣城幾家大商號去借款。經過到處奔走，終於借到一筆款，來建水力發電廠。

廠子設在什麼地方好呢？首要的條件就是必須具備水力資源，但地勢還要妥當。在縣城東三里處有條三里河，這條河冬不結冰，夏不泛濫，水流穩定，適合建電站。於是，李顯庭就選擇三里河畔，買下了一塊地皮，做為廠址。李顯庭通過三下朝鮮學藝，也成了一個能工巧匠。在周技師的協助下，他親自設計，親自施工，製成了一個大鐵輪子，親自勘測，親自指揮，挖溝築壩，把三里河水引入發電機房裡，水的流量和落差也都合乎要求，一次試車成功，解決了動力問題，為機械造紙闖過了第一道難關。接著，他與周技師一道，安裝上了打漿機、抄紙機、烘乾機等各個環節機器設備。民國二年(1913年)初夏，生產出了第一批機制大力紙(紅辛紙)。這就是我國北方第一座機械造紙廠，命名為“顯記紙廠”。

紙廠雇傭工人七十多名，有廠房八十餘間。大型設備有：水塔二座、抄紙機一部、打漿機五部(一大四小)、機動碾兩部、鍋爐四台(立式一台、卧式三台)、烘缸一個、蒸汽機三部、發電機一部、鐵車兩輛、消防水車兩輛。

顯記紙廠一出現，一下子轟動了河北，轟動了半個中國。當時，這個廠生產的紙有兩種，一為“紅辛”，一為“油衫”，統稱之為“高麗紙”。為何稱之為“油衫紙”呢？起初，這種紙生產出來后，幅面寬大，質地厚實，拉力極強。一次，兩個工人拉著一張“油衫”紙的四角，把一個三歲的孩子放在上面，居然走出幾十步而紙完好無損，說明紙質量極好。又有一次，一個工人把這種紙塗上一層桐油，可以當雨布披著，後來許多無雨衣的工人紛紛效仿。從此，便給這種紙起個名字，叫做“油衫”。

顯記紙廠出的紙質量好、價格低，很快就創出了牌子，打開了銷路，在東北和平、津等地十分暢銷。當時東北人宣稱：只要是顯二爺的紙，來多少要多少。

顯記紙廠的建立對遷安造紙業的發展影響很大。老顯為了扶持鄉親們的造紙廠，幫助他們解決產品銷路問題，他常常把別人的紙蓋上顯記字型大小。有的紙廠出了難題，往往請老顯幫助解決，而老顯也樂於出馬。當時，北京的一些朋友也邀請老顯前去幫助籌建紙廠，老顯立刻前往。朋友見了無不驚訝，問他：“你來幫我們建紙廠，你不怕擠了你的買賣嗎?”他回答說：“沒關係，紙廠越多越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奪回東北市場。”

在李老顯的帶動下，遷安縣的造紙業大發展，到民國十九年(1930年)，全縣大紙廠有二十多處，毛頭紙坊六百多處，海紙坊一百多處。實際上，全縣紙廠、紙坊的數字遠比記載的多。那時，“灤河左右，比比皆然。”就大紙廠來說，光是縣城附近的就有二十多家。有些紙廠規模很大。遷安的造紙業在顯記紙廠的影響和推動下，發展很快，紙張成了縣內的大宗產品。

顯記紙廠在革命戰爭年代里，曾與共產黨合作，發展生產，供應解放區軍、政、民用紙。老顯的侄兒李維唐曾回憶說：“日本投降以前，有一位叫宋佑的八路軍幹部來到顯記紙廠，他給我們講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動員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我們說，我們廠有紙，我們出紙。我們背著日本人將紙運到解放區，供政府印製邊區票子和報紙。”運紙的事全由李維唐負責辦理的。日本投降后，顯記紙廠與解放區的紙業公司(冀東紙業公司)經理諶厚慈共同商定，由解放區政府撥給紙廠一筆小米，作為紙業公司的投資，生產的紙由公司調撥。

1946年8月，遷安縣城被國民黨反動派控制后，諶厚慈等人轉移到遷安西部山區太平寨(現歸遷西縣管轄)，顯記紙廠的工人也都回家了。諶厚慈得知這一情況后，說服動員該廠主事人，把工人重新找回來，開工生產。當時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也為解放區輸送了一些紙張。

1947年春，國民黨反動派逃跑后，李家已無人在廠。當時，該廠由國家經營，更名為“華豐造紙廠”。1948年秋後，當唐山剛剛解放，平(北平)津(天津)正待解放之際，冀東行署通知華豐造紙廠找回原廠主，落實黨的民族工商業政策，把廠子歸還原主。當時李顯庭之子李志和提出他已無力繼續經營紙廠，願交給國家。縣政府接受了這項要求，於是公私雙方簽訂了合同，作為租賃關係，租期四十年，年租金為五千斤小米。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華豐紙廠(實為顯記紙廠)未實行公私合營，租金一直付到1966年底，即“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80年，對顯記紙廠按公私合營處理，取消了原來的租賃關係，同時落實了有關政策。

李顯庭曾多次說過：“一個人，假如他有一分能力，就要治理好自己；他有二分能力，就要治理好本村；他有五分能力，就要治理好全縣；他有十分能力，就要治理好全國。”他從“實業救國”的理想出發，歷盡千辛，創建了顯記機器造紙廠。窮畢生之精力，終於奪回了被外國紙佔據的東北市場。他對造紙業的貢獻，為世人所敬重。1943年，他82歲病逝時，遷安紙業界同仁為了緬懷他的功績，集資在縣城南關的關帝廟里，為他建立了祠堂，祠堂里懸掛起他的全身畫像。民國年間編纂出版的《遷安縣誌》，多處記載了他的突出事迹。邑人張太符還為他寫了專文，予以頌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