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冰

在革命形勢和進步老師的影響、教育下，周原冰於民國23年4月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先是在家鄉與人一起創辦《今天》《準備》等進步刊物，繼而又在上海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參加裕豐紗廠抗議日本工頭打死中國工人的罷工，以周剪秋筆名在《中日論壇》發表上海民眾抗日風潮的報道文章，參加“滬南青年救亡團”。抗日戰爭爆發后，返回天長投入抗日工作，帶領一批青年赴陝西雲陽參加由中國共產黨主辦的青年訓練班，結業后即參與組織天長戰時青年訓練班和天長青年救國會（任理事長）工作，推動創辦多種抗戰刊物，宣傳和發動民眾參加抗戰。當時，天長的青年抗日活動熱火朝天，影響及於毗鄰各縣。此時周原冰參加了地方武裝，並於民國28年5月找到新四軍挺進津浦路東的先遣部隊，同年10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翌年初奉命到新四軍第五支隊工作。

民國29年4月，周原冰受鄧子恢指令回天長找縣委組織成立天長民主政府，並任秘書長。民國29年7月調回新四軍五支隊政治部，在張勁夫主任領導下任宣傳股長，后又調任二師五旅任政治部統戰科長、民運科長。曾與十四團政治處主任胡少卿率部解放靈風縣澮南地區。民國32年3月調淮南根據地天高辦事處任秘書、黨組副書記、書記。民國33年9月任高郵縣民主政府縣長。民國34年3月至8月任淮南行政公署財經處副處長兼淮南路東專署財經處處長。民國34年8月至次年8月，任淮南路東專署（蘇皖邊區政府第三專署）副專員、代理專員，主要主持路東的財政稅收和支援路西的運糧工作。國民黨挑起內戰進攻淮南解放區，周原冰隨軍北撤，被委為蘇皖邊區政府行政幹部學校秘書長。民國36年，該校併入華東建設大學，任行政主任兼總支書記。后又帶一批專家教授、演員撤至大連，至民國37年濰坊解放后返回山東。

在大連期間，因不便公開身份，將周元斌改為同音的周原冰。又因工作需要，閱讀了不少馬列主義著作，撰著《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青年修養漫談》等書，從此，周原冰開始了理論研究。回山東后即被留任濟南市委宣傳部幹部教育科科長，並負責文化出版工作。

民國38年3月，周原冰任南下幹部縱隊濟南大隊大隊長，至丹陽即奉命準備進上海籌備市委黨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建立后，出任教育處處長兼秘書長，實際負責黨校工作。其間周原冰還擔任市級報告員，對全市幹部講授《社會發展史》，並協助市教育局舉辦教師政治思想訓練班和市政府的短訓班。1953年7月離開黨校任上海市行政幹部學校副校長兼黨委書記，至1956年該校停辦。是年9月，市委決定創辦《學術月刊》，委派周原冰為總編輯。1962年2月至196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合辦的《未定文稿》副總編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在“四人幫”張春橋的指使下，周原冰被誣為“叛徒”、“修正主義分子”，遭到嚴刑拷打，致使身心遭受嚴重摧殘。

粉碎了“四人幫”，周原冰才得以平反，並於1979年3月出任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在其任職期間，積極貫徹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制定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在校黨委的領導下，不僅為撥亂反正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其主管的文科教學和科研工作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並親臨教育科研第一線精心指導，使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得以迅速發展，在國內同類學科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的還處於領先地位。

周原冰文武相兼，自民國37年開始，就著力於理論研究，並將興趣逐漸集中到道德科學領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為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學科的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周原冰在全部學術生涯中留下了20種專著和近300篇的論文和雜文，其中1955年出版的《謙虛與驕傲》一書再版了8次，重印18次，發行量達300萬冊，並有俄文譯本和朝、蒙、藏、維吾爾等4種少數民族語的譯本，對黨的思想道德建設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影響很大。同年出版的《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一書，標誌著周原冰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系統地研究道德科學原理的開始。1964年出版的《道德問題論集》集中地反映了周原冰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對道德科學研究的成果，此書連印兩次，發行了21萬冊，對我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學科的建立產生了重要的作用。1986年出版的50萬字的《共產主義道德通論》一書，是周原冰教授自《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出版以來30年潛心研究道德學科的結晶。此書提出了一系列獨具創意的見解，把對共產主義道德學說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周原冰還十分關心倫理學研究隊伍的建設。正是他一手組建了華東師大倫理學碩士學位點和倫理學教研室，兼任教研室主任和研究生導師，與其他教授們一起培養了近20名碩士。1979年，他與周輔成、羅國傑共同倡議成立中國倫理學學會，並於1980年在無錫會議上促成了中國倫理學學會的成立。

周原冰的學歷僅為初二，他常說：“我是在革命隊伍中自學成才的土教授”。而正是在“文武相兼”、實際工作與理論研究並舉的革命實踐中，養成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學風，煉就了“探求真理，堅持真理”堅毅不拔的精神。作為一名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家，周原冰有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他說：“我只是一個經過風浪、不敢忘記時代要求和自己責任的小卒而已”。“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然而思考的權利是剝奪不了的。周原冰後來在《通論》自序中寫道：“正是這嚴酷的現實，使我一方面堅定了研究共產主義道德的信念；一方面發覺了以往許多關於共產主義道德的論述未必真的全符合客觀實際，也未必真的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他根據現實生活，重新思考以往的許多觀點，“逐步形成了一種似乎系統的看法”，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通論》的雛形。《通論》的出版，正是周原冰探求真理、堅持真理的豐碩成果，凝結了他在充滿荊棘和泥淖的學術生涯中的熱忱和勇毅。《通論》出版之時，周原冰已年逾古稀，身纏疾病離休了。但是他以“閑不住”自勉，仍沿著“探求真理，堅持真理”的路繼續在倫理學的領域中勤奮耕耘。1991年又出版了《當前道德理論上的困惑與探索》一書，並發表了《道德建設工程學論綱》一文，試圖開闢新的研究領域，還立志要寫一部30萬字的《社會主義時期的道德問題》專著，然而無情的病魔毀滅了他的晚年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