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義

一種哲學學說，也是一種理論學說。

從總體上說非理性主義是精神危機的哲學，但它把人作為研究的主體和主要內容，高揚主題性，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現代人的意義和精神，具有積極的意義。

非理性主義演變線索：意志主義－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弗洛伊德主義－法蘭克福學派。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強調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種非理性因素，同時誇大理性的局限和缺陷，它否認理性具有認識世界的能力，同時指出存在本身就具有非理性和非邏輯的性質。非理性主義在本體論上否認世界是一個合乎理性的和諧的整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無序的、偶然的、不可理解、甚至荒誕的世界。它在認識論上片面強調內心體驗、直覺洞察。叔本華最先開始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建立了意志主義的思想體系，他認為“世界是我的表象。”獨立於人的表象之外的自在世界，就是意志。意志無處不在，不僅人有意志，動物有意志，植物甚至無機物也有意志，任何物體都是意志的客體化。叔本華斷言意志高於認識，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因素，認識只不過是後來才附加的。叔本華的唯意志論開創了西方非理性主義之先河。深受叔本華思想影響的尼采更是把叔本華的生命意志發展為強力意志，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哲學理論。他認為生命的本質就是意志，是一種貪得無厭的慾望和創造的本能，並以此做為估量一切價值和確立新價值的標準，提出“上帝死了”的口號，抨擊希臘以來的理性主義。同時，尼采極力推崇體現阿波羅精神和狄奧尼修斯精神相結合的希臘悲劇精神，認為它全憑直覺，與理性無關。他把我欲做為道德的基礎，指出人的本性就是自我創造和摧毀的酒神精神，尼採的哲學對非理性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非理性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他第一次細緻地運用儘可能科學的方法考察人類意識的深層次結構，提出了非理性本能在整個人類精神生活的深層次根據，為非理性主義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基礎。

從 20 世紀開始，非理性主義成了風靡西方的思潮，在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社會、政治等領域廣泛流傳。在這當中，除了弗洛伊德以外，尤以海德格爾、薩特等人的存在主義影響最大。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非理性主義研究的視野。

非理性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於西方的哲學思潮，其後成為20世紀上半葉西方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理論基礎。至少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非理性主義隨著西方文化思潮的湧入，就進入了國內文學及其研究現場，並且受到某些學者的大力推崇。這種文學傾向發展到極致，就是以本能與身體為核心，鼓吹野性和縱慾，反對道德倫理、褻瀆崇高、消解歷史。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它甚至還引發了那場曠日持久的“理性—非理性”大討論。

進入21世紀，非理性主義思潮再次在國內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中掀起波瀾，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國文學版圖上的“非理性”戰火越燒越猛，甚至到了嚴重危及文學健康發展的地步。一些作家推崇“快樂的牲口”原則，大膽地宣洩著他（她）們的本能慾望，大篇幅的色情描寫、無遮攔的情慾展示，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毫不謙虛地登台亮相。這些本能狂歡的書寫，廣泛地滲入了文學的各個層面，包括受眾廣泛的影視劇作品。針對這種不良的文學態勢，理論界也表現出高度和強烈的關注。一場關於“理性—非理性”的爭論在21世紀的文學研究領域又重新開幕。

黨聖元等學者尖銳地指出，除了熱衷於本能癲狂，沉溺在下半身狂歡，迷戀於叢林法則外，敘事空轉、語言粗鄙、邏輯混亂、意義懸空和敘述失禁等，也是當下文學領域非理性主義的另一副面孔，而肆意篡改歷史與褻瀆崇高則是當下文學領域非理性主義的顯著特徵。針對這種非常態的文學逆流，諸多學者立足於文學的理性精神，從道德論、人性論、歷史觀、新理性精神等方面對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鞭撻。

在當前的文學領域中，本能與身體成為兩個重要的關鍵詞，所謂的“身體獨白”、“下半身書寫”廣泛地滲入了文學創作的各個層面。“全面的慾望釋放，堅決的形下姿態，貼肉的文學爬行，追求肉體的在場感以及以下半身為圭臬等寫作倫理合謀架空了文學所應該秉有的精、理、氣、神，而只剩下一曲雜亂的肉體交響樂在當前的文壇上施虐、遊走。”

而謳歌叢林法則，倡導動物獸性，鼓吹“野性”和宣揚“奴性”，也是當下文學領域一股典型的非理性主義傾向。2004年的《狼圖騰》、2005年的《藏獒》以及2007年的《刺蝟歌》，都是推崇、謳歌動物獸性，鼓吹“動物哲學”的代表性作品。評論家李建軍在談到《狼圖騰》時說：“在一個王綱解紐、價值混亂的時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顛倒過來，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擰巴’。無恥便是榮耀，下流等於高雅，‘流氓’成為‘英雄’。”《狼圖騰》將對狼的精神的仰慕提升到中華民族復興的高度，視其為“20年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但是縱觀人類歷史，如果一個民族的復興以狼的精神為圖騰，那麼，這個民族離滅頂之災也就近在咫尺——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就是活生生的例證。

篡改歷史和褻瀆崇高是當下文學領域非理性主義的另一個顯著特徵。例如，盲目歌頌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把它描寫得陽光普照、充滿生機，卻不顧當時清政府閉關鎖國、遠離現代文明、危機重重的歷史真實；打著“人性化描寫”的旗號，給慈禧太后“翻案”，為李鴻章“昭雪”，對歷史進行仿擬、戲說；官渡之戰成了曹操和袁紹爭奪小寡婦的戰爭，歷史的血腥被塗抹成一出曖昧的鬧劇；經典被隨意消解，《阿Q正傳》、《葯》和《孔乙己》在影視作品中被“改編”成阿Q賣人血饅頭並和孔乙己的女兒結了婚。

此外，在當下的文學版圖上，還能感受到非理性主義的文學敘事空轉、語言粗鄙、邏輯混亂等特徵。按照黨聖元的歸納：非理性主義過分追求語言的個人化，打破語言常規，導致了語言鏈條的斷裂；拒絕理解，認為通俗易懂對文學來說是不道德的；倡導“三還原”（感覺還原、意識還原、語言還原）、“三逃避”（逃避知識、逃避思想、逃避意義）、“三超越”（超越邏輯、超越語法、超越理性）；推崇“不及物寫作”；任憑“隨意性”、“即興性”、“零亂性”、“拼湊性”和反邏輯、反理解、反完整性、反元意義等無限度溢出，造成了文本的碎片化，普遍性、規律性的逃逸以及非理性的泛濫。

針對這一文學創作的傾向，諸多批評家表現出了極大的憂慮和深切的關注，他們呼喚文學的理性精神，從道德論、人性論、歷史觀、新理性精神等方面對非理性文學思潮展開批判。

批評家們倡導理性寫作，反對當下文學中以表現本能、慾望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傾向。有人認為，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女性的性慾、生育、流產等生命經驗被許多作家不厭其煩地描寫，沉浸於“一個人的戰爭”與“私人生活”的私人性表達，陷入了題材和主題等的低水準重複。排斥“理性”的結果只會導致意義的嚴重混亂，新的美學原則應該是“以身體為準繩”與“以理念為準繩”的融構，作家必須讓自己的心靈不斷強大起來。有人則將當前文學中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蔓延稱之為當代文學的“第三次轉型”，並且稱“慾望是人的本能慾望，當慾望受到壓抑的時候，人是不完整的，是異化的；但是如果一味讓慾望無限膨脹，則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強烈反對這個所謂的“第三次轉型”，認為21世紀文學的這個轉型是以犧牲理性為代價的，並對此表示憂慮。

重新呼喚道德在文學中的回歸，是學者們針對文學的道德屬性面臨的危機所作的努力。文學是作用於人的心靈和精神、關懷人生價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因此必然肩負一定的道德理想。應該重視文藝道德在影響作品生產、作品傳播中的作用，重視文學中的道德理想對文學作品內涵和格調的影響，我們很需要“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針對某些作家反對在人性表現上追求真善美，大力挖掘粗鄙的人性並且肯定它的合理存在，以粗鄙為深刻，把紅色變成桃紅色，文學評論家王干指出：“下半身寫作”將身體寫作推向極端，文學被剝離了廣闊的社會內容，潛意識被狹義地理解為赤裸裸的性意識、性內容，這種打著身體至上、性至上的口號而取消文學豐富性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批評說，這種把“獸性”當人性來寫的創作，其“精神上的狹窄和淺薄一目了然”。

20世紀末，倡導非理性主義的論者曾提出過非理性是中國文學“埋葬古典主義、走向現代主義的必要環節”，認為應該把是否具有非理性傾向作為判斷中國文學是否具備現代性的準繩。他們認為20世紀末的中國文學尚處於近代階段，不具備現代性，因為它“還缺乏非理性精神”。針對這種觀點，中國作家協會雷達指出：現代性充滿了運動、變化，是與進步、發展相關聯的一個概念，但同時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它代表了理性，另一方面，它把精神焦慮植入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但是據此認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則是荒謬的，如果人的覺醒與反封建不算現代性，人道主義不算現代性，工具理性與人文理性不算現代性，那麼現代性到底是什麼？那種認為非理性主義居於主導地位的文學才能叫具有現代性的文學的觀點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針對當下文學寫作中對於歷史的非理性處理，理論界倡導歷史題材寫作的理性主義精神。時下一些戲說歷史的作品中，出現了一些完全不顧史實的改編，這些作品以娛樂性、時尚性、消費性、世俗性消解了歷史內容和思想深度。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陸貴山指出，這一現象的本質是用主觀虛構的文本決定論和語言決定論來代替歷史決定論。“不違背所表現的歷史對象的基本性質，尊重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和規律性，是藝術創作應當恪守的一條底線。那些輕狂和嬉戲的歷史題材作品，消解了民族精神，玷污了人們純潔的思想情感和正直的倫理道德情操，不利於培養和提升青年一代的正義、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也有意見認為，歷史小說更應該能顯示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要求歷史小說的作者具備進取的歷史精神，以新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來平衡、抵禦粗俗與精神沉淪，又提出“用新理性精神來重建文學創作的價值和精神”，使其“成為文學藝術的靈魂”。

有學者指出，當下是一個慾望敘事充斥文本的時代，消費主義製造的慾望膨脹正像一個惡性腫瘤在慢慢吞噬文學的神性、理性和詩意精神。

針對當下文學尊嚴失落的問題，學者們呼籲要積極應對，弘揚嚴肅的創作態度，創造一種良好的文學環境，從而使文學重歸人的精神家園、情感棲息地，重歸“更高的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領域”。在當前的文學領域，把堅持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放棄那種宣揚非理性主義的錯誤文學傾向，已成為許多評論家的共識。而自覺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緊緊把握健康的審美脈搏，用高質量的作品去感染讀者，同時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則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事實上，近現代來大多數作家都能堅持文學創作的“二為”方向，密切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把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出人民群眾需要和滿意的好作品當做衡量自己創作成敗的基本標準，抵制不良趣味，追求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堅持“雙百”方針要以堅持“二為”方向為前提，在此基礎上繼續為廣大作家營造寬鬆的創作環境。許多學者表示，堅決抵制打著“非理性主義”標記的“垃圾文學”，反對低俗之風，以優秀的作品陶冶讀者、鼓舞讀者、慰藉讀者；以理性的態度介入社會，加強自身道德修養，關注時代、關注民生，正確認識非理性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才能進一步繁榮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