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

1948年，掌握軍政大權的李主任義無反顧地以愛囚禁了她，使她遊走過充斥著靡靡之音的百樂門舞廳，陪伴李主任出入於槍林彈雨，而她亦心甘情願地以他為終身伴侶。她樂意相信這第一個男人會是最後一個男人。李主任為什麼再沒有出現，王琦瑤只知道他生死未卜，這種事在那段日子的上海不是不經常發生的。

1956年，王琦瑤蛻了層皮，過著小戶人家的生活。她響應那個時代人人節約的意識形態，甚至精神上也只限於跟已婚的程先生作適可而止的交往。這段風平浪靜不久被富家子康明遜攪亂了。

康明遜在她眼中就是缺乏了那麼一點軒昂、一點氣概，到王琦瑤心甘情願跟他過一輩子，他卻要跟家裡去香港繼續做他們的生意了。王琦瑤懷著孩子繼續留在上海，她拿著積蓄換了一段名正言順的婚姻，跟一個身患絕症的人辦了結婚手續，這事情只有程先生明白她是為了要挽回自尊。

1970年，王琦瑤最渴望與離了婚的程先生邁進一步，是在文革期間，她無聲地感激他多年不渝的等待，只是程先生因應社會的風向，要去雲南一個小鎮支援邊疆。二人不知不覺已走過了漫長的日子，這次暫別總應是轉眼便又重逢。

這一別卻是十年，十年過後，王琦瑤再遇程先生，程先生介紹了一位跟琦瑤女兒年齡相仿的男孩，老克臘。程先生沒想過，王琦瑤居然會因為老克臘的衝動之情而陷入一段矚目驚心的忘年戀。

王琦瑤孤注一擲地愛老克臘，甚至顧不上這個男孩到底是迷惑於自己身上殘餘的舊日上海風情，還是有不可測知的理由。王琦瑤猛然崩潰的剎那，是這個八十年代的年青人跟她說要出國了，原來沒有人象她那麼堅守上海城市，這個成就了她一生的城市。

（以上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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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來源）

影片中梁家輝把一個深愛王琦瑤，卻得不到她的男子那份隱忍、欲罷不能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年老時望著愛人的屍體，老淚縱橫的那一瞬間的那份愛的深沉和無奈。胡軍把一個國民黨高官李主任的風光和落魄表現得恰如其分。鄭秀文把王琦瑤這位上海小姐演繹得還算到位，無論年少時失去感情寄託悲天呼地，還是淚水充盈眼中未曾流出，通過個個細微動作、眼神，把一個骨子裡依附男人而活的女人呈現在觀眾面前。

雖說，電影用字幕生硬地將人物與城市扯上關係。但是也就是在大上海那個地方，才能繁衍出這樣輝煌與哀婉相結合的故事。《長恨歌》里的王琦瑤，咖啡、首飾、舞會，做派十足，證明的卻是她如何生活優渥。也是那個時代和上海這個城市載體，才給王琦瑤們留下狹窄的生活縫隙，能在這樣的縫隙里騰挪，固守在繁華的城市中，獨守留下的那份情感，關錦鵬用大跨度和細膩相結合的手段，讓王琦瑤們在內心懷舊中，體會著生活滄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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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煙視媚行的上海女子，鄭秀文無論是收或放，都沒有踩到點，簡直是她硬著頭皮演，觀眾硬著頭皮看。特別是片中一處王琦瑤對程先生呼天搶地以及一處對女兒發飆的戲，表現超越了常情的閾值，須知上海女人再到如何極致的境地，也是給自己留有一分餘地的（這也是這個城市的安身立命之道）。

影片在簡潔利落的開場之後完全淪陷於一種自說自話的境地。影片將小說里王琦瑤生命中的一個男人程先生提升為影片的旁觀敘事者。於是這樣一來，小說全景呈現的一個女子與一個城市關係就平白隔出了一重視點，觀眾不得不通過程先生的觀看和解說再進行觀看，硬生生要穿越他絮叨乾癟的“夫子自道”。更多餘的是，小說中僅有一節的文革部分被毫無必要地添枝加葉拖沓放大，給自己增加了審查上的麻煩，而這種刻意的添加毫無章法，還破壞了影片勉強說得過去的前半段節奏。影片本身由於傾泄的訴求過於強烈，造成氣息不暢，人物的語言也直白到痕迹遍布，本欲作斷腸句竟引發嘻笑聲。

（以上為騰訊娛樂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