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場上

《鄉場上》通過梨花屯鄉場上一場小風波，反映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變革中人們精神面貌的變化。選材小、開掘深。小說描寫的只不過是邊遠地區小小鄉場上，支書要老農民馮幺爸為兩個婦女作證、說明他們的兒子打架的情況這樣一件尋常的小事，但由於作者巧妙的藝術構思和刻畫，發掘出了某些社會底蘊，使讀者從中窺測到了它背後所包蘊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社會變革。

《鄉場上》的馮幺爸，是一個樸實而又有幾分韌性的典型農民形象，他憧憬美好未來的想法，“只要國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樣三天兩頭變，不再跟我們這些做莊稼的人過不去，我馮幺爸有的是力氣，怕哪樣”。與其說這是改革之初農民們的普遍心態，倒不如說是何士光本人從那時起已經開始對命運的思考。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這篇打上了時代烙印的《鄉場上》，被中央權威刊物《紅旗》雜誌破例轉載。

徠何士光是一位以“小”見大，善於從生活的細微平常處感受變革之風，發掘、發現不平常事物的作者。善於調動自己豐富的生活積累，在有限的篇幅里（這篇小說僅七千字），一瞬間集中了那樣多的生活，展示了鄉場上幾個人物迥然不同的性格歷程。寫小說譬如揉面，他很會掌握鬆緊、彈性、力度；譬如作曲，他頗會掌握節奏快慢疾徐、音調抑揚頓挫。讀這篇小說稿如欣賞一首樂曲，明顯地感覺，它是由壓抑、沉鬱、沉悶，漸進到開朗、昂奮、明快；由“烏雲四合”，演變到“雲散天開”。沒有對鄉場上層、底層諸種人物生活熟透、了解，不可能做到描寫時掌握恰當的分寸、火候；也不可能“一瞬間集中那樣多的生活”，並做到有節律，分輕重、疾徐，從容有致地展開。這正是寫小說的硬工夫、真工夫所在。何士光雖是從未見過面的陌生新作者，可是從《鄉場上》這篇看，他已是一位生活有較深功底，藝術有相當歷練的作者，可以期待他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讀他這篇小說，馬上聯想到50年代初期貴州一位善於描寫鄉土的作家石果，他的短篇小說《喜期》、《風波》、《官福店》，曾在《人民文學》以顯著地位發表。再自然是那位描寫四川鄉場的聖手，老作家沙汀。何士光的筆墨，明確地可以看出有這位老作家的影響。正在編的《人民文學》1980年第8期，恰好缺一篇頭條小說，編輯覺得何士光的《鄉場上》做這期小說的頭題當之無愧，很快獲得主編的首肯。次年春天，《鄉場上》沒有爭議地榮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鄉場上》這篇小說是何士光的成名作。它強烈的時代感，深刻的寓意性，以及生動真切的人物形象細緻入微的藝術手法都為1980年的文壇所矚目。1979年黨的三中全會的召開劃出了一個新的時代。農村新的經濟政策開始實施，農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有了相應的變化。深刻了解農民並對生活體察入微的何士光最先感受到了這種變化，並及時地通過文學形象給以表現。這不僅顯露了何士光的政治敏感和社會責任心，而且也表現了他獨特的藝術眼光。從這種變化中，他發現了生活前進的方向，發現了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人格的恢復，因此他通過鄉場上兩個女人的糾紛這一極小的生活事件，具體而形象地寫出了馮幺爸由怯到勇，由無聲到憤怒，從屈辱中站起來的精神變化過程，為農民的心靈解放唱出了一曲頌歌。何士光最善於洞幽燭微，從細小的事件中開掘深刻的主題，這篇小說正顯示和表露了他的這種風格與特色。馮幺爸在鄉場上是個不算人的人，作者選取他做主人公，讓他來為兩個女人的糾紛作見證，這就為展示人物的精神變化開拓出了較大的藝術空間，使人物具有了較大的文學性。作者先寫馮幺爸的怯，過去的窮日子使他連一句真話都不敢說，他伯得罪整個上層社會，怕春荒時支書不發給他回銷糧。因此，一開始他就處在了進退維谷的矛盾之中。曹支書的暗中壓力，羅二娘的步步緊逼以至於最後的謾罵，又使他做人的尊嚴喪失殆盡，他簡直像一個罪人一樣整個身子都矮下去。馮幺爸怯到了頂點，在人們都替他難受同情他的處境之時，何士光又筆鋒一轉，寫他突然爆發的勇，寫他的憤怒。在屈辱與難堪中馮幺爸算了一筆帳，由於新政策的實施，他家的糧也夠吃了，也不愁買不到東西了，現實的變化使他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並增添了勇氣與自信，於是他對著曹支書、羅二娘吼起來，替任老大家說了公道話。馮幺爸的怒吼，是對過去日子的控訴，是對曹支書、羅二娘的審判。他吼出了長期壓抑在心中的不平，也吼出了自己的尊嚴與人格。他在吼聲中挺直了腰桿，告別了自己貧窮屈辱的歷史。馮幺爸從怯到勇的精神變化過程，是當時整個農民精神變化的一種象徵，是農民告別歷史艱難歷程的形象縮寫。它寓意深刻地告訴人們，連馮幺爸這樣的農民都開始變化了，那麼別的農民的變化更在不言之中。何士光寫人物有一種魯迅式的白描手法，他往往在不動聲色之中抓住人物細微的表情、語言，動作進行刻畫，使其形神畢肖，活龍活現。他寫馮幺爸開始是咧著嘴笑著的調侃，接著是故作鎮靜的搪塞，繼而王顧左右而言它，後來想笑也笑不出來，換了一回腳，臉上熱得厲害，再後來是往旁邊走了幾步，在一處房檐下蹲下來，抱著雙手悶著，最後終於站起來，腳一跺，眼都紅了，對著曹支書、羅二娘怒吼。馮幺爸語言、表情、動作準確生動地表現了他內心矛盾及一系列的活動與變化。對於羅二娘、任老大家兩個女人的刻畫，何士光也是用最簡潔凝練的語言，把她們的家庭狀況，性格為人和盤托出。兩件燈芯絨疊在一起穿的羅二娘，罵人時一會兒雙手叉腰，一會兒又頓足拍腿，還不斷往馮幺爸面前吐口水的惡相，顯示了她在鄉場上的地位和她仗勢欺人的劣跡，而一身衣裳補綴不盡的任老大家，尖尖的下巴，黯淡無光的大眼睛，通篇只說了一句話，還是乞求的口氣，這整個寫出了她貧窮、孱弱和本分。對人物的這種典型化的肖像描寫，細節刻畫，不僅使人物性格鮮明突出，而且也具有生活深度與藝術深度。

總之，《鄉場上》是一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佳作。它是對農民精神變化的抒寫，是對時代精神的張揚，是對現實變革的呼喚，是對農民新素質的發現，也是對新型農民的催生與助產。何士光深刻細膩觀察與理性之光的照耀使這篇作品開了新時期文學表現農民精神變化的先河，後來的文壇曾湧現出大量描寫農民個體戶專業戶的作品。同時也給自己的創作開闢了一條道路，後來他又接連寫出了《喜悅》、《將進酒》、《種包穀的老人》等一系列表現農民新生活的作品，歌頌了由改革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人的心靈的解放。並由此進入了《苦寒行》對農民劣根性的批判。因此，說《鄉場上》對於當時的文壇有革路藍縷的開拓作用，也啟開了何士光自己源源不斷的農村題材創作。

馮幺爸

本性善良，卻是個出了名的醉鬼，一個破了產的沒有有價值的庄稼人，在鄉場上不值一提。他家有大小六個娃兒，但他無心做活路，因為收的糧食又少，攤派又重，又因為好喝一口，於是就走上纏著要回銷糧、厚著臉皮找人接濟、幫人跑腿這樣一條末路，喪失了作為一個勤勞誠實農民的尊嚴感。而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在經濟上獲得自主權的他也開始恢復人的尊嚴。

羅二娘

她的男人是食品購銷店的會計、賣肉的，這讓她彷彿成了鄉場上的“貴婦人”，橫行無忌，盛氣凌人，作威作福，嘴快心狠，不屑於裝腔作勢，處處爭勝要強，隨時都在蔑視別人，又從不實地掂掂自己有多少分量。她可以動輒整治人，因為誰得罪了她一家就是得罪了梨花屯整個上層。

曹福貴

大隊支書，掌握著發放回銷糧的大權。開口“向人民負責”，閉口“實事求是”，卻一肚子鬼名堂。在處理羅、任兩家糾紛時，他看似公正，實則偏袒羅二娘，同時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斷向馮幺爸施壓、威脅。

任老大的女人

民辦教師的妻子，在鄉場上從來都做不起人。她一身衣裳補綴不盡，一張憔悴悴得只剩下一個尖尖的下巴，大眼睛黯淡無光。面對羅二娘的喝罵，她不敢辯駁，只敢怯生生求馮幺爸說句公道話。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研究員曾鎮南：小說極其敏銳地捕捉到新的農村經濟政策在農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造成的轉機，在深刻揭示“四人幫”造成中國農民生活悲劇的同時，以愛撫的筆意，歌頌了農村中“陽光透射灰霧，正在一刻刻改變模樣”的新生活的歡樂和美。……小說不但以現實主義的生動細節、人物描寫，使讀者覺得真實可信，而且，它以其對新與舊、明與暗交織、轉機紛呈的現實生活的深刻概括，反映了生活的本質，經受得住讀者對社會生活的科學的分析的印證。

《鄉場上》發表當年即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轉載。1981年，獲得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根據其改編的同名連環畫出版，由胡振宇作畫，胡廷楣改編。

貴州貴陽人。中共黨員。1964年畢業於貴州大學中文系。歷任琊川中學教師，貴州省作協專業作家、副主席、主席，《山花》雜誌主編，省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全國第六、七屆政協委員，貴州省第八屆政協委員，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第五、六屆全委會委員。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創作一級。著有長篇小說《似水流年》，散文集《在神秘的茅台》、《雨霖》、《何士光散文選》、《煩惱與菩提》，中篇小說集《草青青》，中短篇小說集《蒿里行》、《相愛在明天》、《梨花屯客店一夜》，短篇小說集《故鄉事》，長篇紀實文學《如是我聞》等。作品分別獲1980年、1982年、1985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7年優秀中篇小說獎，1981年《雨花》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