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

一個是1920年初學生救國會所屬的一個組織發給無政府主義的南洋真社的通函。學生救國會原本是1918年為抗議中日軍事秘密協定發起的學生運動中成立起來的。平津參加的學生很多，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進一步擴大到了全國許多大學和中學中去。照理，這個組織並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它的主要企圖也應該集中在愛國和救國的民族主義目標上。但是這份通函卻宣稱：北京的學生運動受俄國事件的影響，學生們已經朝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方向邁進了一步。許多代表被派遣到各省，準備打倒南北方政府，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它說，如果南洋能夠發展一百萬救國十人團團員，那麼，“如果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也一定要進行一次無產階級的起義。”

可以肯定，這並不是所有學生救國會的一致看法。它能夠以學生救國會下屬組織的名義公開發函，也註定不是冒名弄假、虛張聲勢。我們只要注意到前述在蘇俄幫助下大同黨的黃介民、姚作賓，都曾是學生運動的骨幹，姚五四時還曾擔任過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就不難了解五四過後中國青年學生當中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激進的傾向。

這個時期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中，影響最大的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明確講，他這時就相信過無政府主義。在1919年他所發表的《民眾大聯合》的系列文章當中，他的無政府主義主張就表現得十分明顯。武漢早期共產黨人惲代英，入黨之前多年都是俄國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互助論”的信徒。周恩來等在天津組織覺悟社，首先接受的，也是稱之為無政府主義的各種主張。經歷過五四運動，後來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許多人，大都有過類似的經歷。

為什麼這些相信無政府主義者的青年學生，會和共產主義者走到一起去，很多人後來還轉變成共產主義者？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兩者都贊同用革命的方法推倒舊社會，都主張最後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因此有共同點。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俄國革命成功后，列寧領導的新政權積極促成了和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合作，共產國際亦要求各國共產黨與本國無政府主義者聯合。因此，俄共和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都努力接近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並做他們的工作。俄國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克魯泡特金，也一度公開支持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這種情況並沒有能夠延續太久的時間。下一個故事就是關於無政府主義者希望的破滅。

這個時候來華的俄國人中間，有一個非常激進的年輕人，叫斯托帕尼。他既擁護俄國布爾什維克，也信仰無政府主義。1919年來中國后，他一直熱心地服務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事業，在上海主辦新華學校，旗幟鮮明地鼓吹革命。最極端的例子，是他公開在租界里對中國輪船公司的僱員們講演資本家剝削的罪惡和俄國革命的好處，說“在俄國採用共產主義之前，該國的工人無異於奴隸，但現在他們的地位已經與原來的資本家和貴族不相上下了。”

辛亥革命前後，一些政黨在不同程度上關註上海工人運動，以求在工人中施加影響。以劉師復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曾在上海、廣州組織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在工人中進行無政府主義宣傳。

李丹陽還考察了五四運動前後在中國十分活躍的無政府主義組織的情況。注意到這些小組織多半與劉師復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有承繼關係，俄國十月革命后陸續在天津、上海、漳州、南洋等一些地方成為活躍的力量。創辦《勞動》、《進化》、《新生命》、《閩星》等雜誌，歡呼俄國革命，宣傳蘇俄“推翻私有財產制度，一切生產之機關均收回國有”，“實足為各國模範”。1919年，俄共黨員及共產國際人員相繼與他們建立了聯繫，並通過他們與京津高校學生密切接觸，還通過他們廣泛散布號召士兵革命的宣傳小冊子。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後來還組織過“支那共產黨”，一起參與過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活動。正是這些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或代言人，推動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後來轉向布爾什維主義，加入了陳獨秀領導的在各地的中共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