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

1901年6月1日(農曆4月15日)，林惠祥出生於福建晉江縣的一個小商之家。自幼聰穎好學，特別喜歡聽大人們講神話、傳說之類的故事。九歲入私塾，即能熟讀所學詩文。1926年畢業於廈門大學。1927年秋，林惠祥考入了菲律賓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並跟從美國教授拜耶（H·O·BEYER）作人類學的研究工作，1928年畢業，獲人類學碩士學位。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特約編輯員，后參加該院民族學組研究工作。1931年任廈門大學歷史社會學系主任、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廈門大學歷史系主任、人類博物館（我國第一個人類博物館）館長、南洋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由廈門大學校黨委書記兼任）。他從事東南亞和中國東南地區考古發掘和民族調查研究，是中國對台灣省高山族最早進行調查研究的學者，著有《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他對民族文化和中國民族的來源及劃分系統等問題，頗多創見。他的《文化人類學》一書確立了中國人類學體系，受到當時學術界的普遍重視與歡迎；另一著作《中國民族史》獲得國內外學者好評。他還先後參加調查和發現武平、龍岩、長汀、閩侯等地的新石器，並撰寫了有關台灣新石器、福建古民族、中國與東南亞古民族的關係等方面的論文。1929年和1935年他兩次冒險隻身深入日本侵佔下的台灣，調查高山族(當時稱番族)，獲得圓山新石器和高山族文物。1934年，為普及人類學知識，他運用自己搜集、發現的考古和民族文物，創辦了廈門市人類博物館籌備處。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攜帶文物避難南洋，繼續從事東南亞的考古和民族研究。

曾祖父在台灣經商，事業發達，至父親林毓鑒時家道已衰落，僅經營小商業。惠祥自幼隨父在台灣生活，至宣統元年(1909年)回故鄉蚶江入私塾讀書。民國元年，考入福州東瀛學堂，學業成績全班第一。畢業后，因家貧不能升學，在家自修，經過兩年刻苦攻讀，中英文都達到中學畢業程度，還能翻譯英文小說。民國8年(1919年)，惠祥隨父回台灣，又轉往菲律賓，在一家米廠任書記員，因對商業不感興趣，工余仍自學詩文不輟。

民國10年（1921年），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惠祥以同等學歷考取文科社會學系，為廈門大學招收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在廈學習期間，成績優良，連獲甲等獎學金2次，並在廈門中華中學兼任史地和社會科教員。民國15年，獲文學士學位，為廈門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先在該校預科任教1年，然後到菲律賓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跟隨美國導師拜爾教授學習人類學，僅1年時間，就取得人類學碩士學位。

民國17年(1928年)5月回國，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致力於人類學(包括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和博物館學等)的研究，除了撰寫專著，還深入台灣等地作民族學和考古學的野外調查工作。民國18年，受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之託，冒著生命危險，到日本佔據下的台灣調查台北圓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和高山族文化遺俗，后寫成《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書，由中央研究院出版，為國內系統調查研究台灣高山族第一人。他把在台北基隆圓山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貝冢和高山族地區所發現的新石器等民族文物都帶回大陸，分別收藏於南京博物院和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籌備處。

民國19年(1930年)9月，惠祥回到廈門大學，擔任文學歷史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民國24年(1935年)，再次冒險到台灣高山族聚居地區調查，又帶回一批高山族文物，並將兩次到台灣調查所搜集的考古、民族文物，陳列於校中人類博物館。民國19～26年抗日戰爭爆發這段期間，致力於人類學專著的寫作和出版，其中《文化人類學》一書，對人類學總論、略史以及物質文化、社會組織、宗教藝術、語言文字等，都有精闢的論述；對於中國原始社會組織、婚姻制度等問題，也有獨到的見解，民國23年(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大學叢書”之一。同期，他又撰著《中國民族史》(上、下兩冊)，對中華民族的來源、歷史發展、分類系統等問題，頗多創見，民國25年(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當時中國民族學專著中最完整詳盡的一部。後來該書被日本學者中村、大石合譯成日文，受到國內外民族學界的重視與引用。此外，他還先後出版《民俗學》、《世界人種志》、《神話論》等專著，為奠定中國研究人類學有關分科基礎作出重要貢獻。

民國23年(1934年)，惠祥在廈門大學西側頂澳仔住家二樓，創辦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籌備處，將自己歷年搜集的考古、民族、民俗等文物，連同華僑、熱心人士捐贈的文物一起陳列，供校內師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參觀，為中國第一家人類學專科博物館。

民國26年(1937年)暑假，惠祥自費到閩西考察，發現武平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印紋陶等文物。這是中國東南地區最先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他從武平新石器時代文物的研究中，認為石錛、有段石錛和印紋陶，是東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遺物，是中國東南地區古文化的特徵。這些創見，為他後來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得到其他考古學家的承認。

是年，抗日戰爭爆發，惠祥攜帶文物、圖書避往南洋。民國27年(1938年)1月，他在參加新加坡遠東史前學家第三屆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時代遺址》論文，受到與會各國教授專家的重視。在新加坡期間，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員和《星外》半月刊編輯，雖然生活環境困苦，仍堅持考古和民族問題研究，先後撰寫《馬來人與中國東南方人同源說》、《南洋人種總論》、《南洋民族與華南古民族的關係》等論文，還編譯《菲律賓民族志》、《婆羅洲民族志》、《蘇門答臘民族志》等專著，成為中國研究南洋問題，尤其是研究南洋和南洋考古的開拓者和倡導者之一。年底，他陪同菲律賓僑領李俊承到印度遊歷，同時作考古和民族調查，從恆河流域到尼泊爾邊境，歷時兩個多月，獲取大量印度考古和民族文物等資料。

民國28年(1939年)冬，擔任檳榔嶼鍾靈中學校長，積極提倡、參與捐資籌賑活動，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民國30年(1941年)，他發現馬來亞吉打史前洞穴遺址，挖掘出一批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日本侵略軍侵佔南洋后，他避居後港務農，生活極其艱苦，仍千方百計保存文物圖書。當時，外國學者要用高價收購他所藏的文物圖書，他始終拒絕，不為金錢名利所動。有一次，日本憲兵無理搜查他的住宅，他家裡收藏有一箱古武器(內有日本刀槍)，若被查出，將有生命危險。在搜查中，他面對強暴，毫無懼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結果未被查出，僥倖逃脫劫難。

民國34年(1945年)秋至民國36年(1947年)夏，在新加坡參加陳嘉庚主持的有關南洋華僑籌賑會活動資料的整理編輯工作，協助整理出版刊物，參加《南僑回憶錄》一書的編輯出版工作。

民國36年(1947年)夏，重返祖國，仍到廈門大學任教，擔任歷史系教授。任教期間，因積極支持進步學生運動，反對內戰，並在他主持歷史系舉辦的人類學標本展覽會中，傳播進步刊物，掩護進步學生活動，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民國38年(1949年)，廈門國民黨當局在潰敗撤退前夕，將惠祥拘捕入獄。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廈門，方倖免於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惠祥任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並被選為廈門市人民代表、廈門市僑聯副主席。他以滿腔熱情參加社會主義建設。1951年，他將搜集的人類學珍貴文物圖書捐獻給廈門大學。同時，積極倡導、主持建立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並任館長。1955年惠祥當選為福建省政協委員。195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1年，惠祥在參加惠(惠安)東土地改革中，根據調查採訪和搜集的實物資料，撰寫《長住娘家風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過渡》，論證惠安“長住娘家”(不落夫家)婚俗的特點及起源。他又應廈門市有關部門的要求，調查廈門港漁民(疍民)的習俗。他還經常到福建各地進行考古調查，先後發現龍岩、惠安、永春、閩侯、長汀等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除了撰寫各地遺址研究論文外，經過宏觀研究，撰寫並發表《中國東南區新石器文化特徵之一：有段石□》等多篇重要考古論文，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

為了豐富人類博物館陳列內容，惠祥親自和技術人員一道，塑造原始社會與古人類大模型，編寫人類博物館陳列品說明書，利用考古發現、民族調查、社會搜集各種途徑，增添陳列品。

惠祥生活非常儉樸，經常利用廢紙作稿紙，一張紙要兩面都利用。為了節約公家開支，出差不坐軟卧只坐硬卧；住旅館也不住大旅社，而住小客店，經常是三四人擠在一間。他常將家中物品拿到館中使用。1956年，惠祥接受國家高教部委託，培養考古學副博士研究生。他一生培養的學生遍布國內外，其中不少人已成為教授、專家。同年10月以後，惠祥發現自己患有高血壓病症，仍帶病工作，白天到人類博物館上班，晚上堅持撰寫書稿論文。1958年，還把自己僅有的1幢樓房捐贈給廈門大學。他愛好武術，經常在學校運動會上表演，屢獲獎狀。

他一生留下專著18種，論文和譯文70～80篇。

1958年2月13日晚上，猝然腦溢血逝世。骨灰安葬在廈大校園內。

在人類學教學上，惠祥積極倡議在廈門大學成立人類學系和人類學研究所。由於當時國內人類學正處於分科發展階段，他的倡議未被採納(直到他逝世后的1984年4月，國家教育部才批准廈門大學成立人類學研究所；同年9月，廈門大學增置人類學本科，招收人類學研究生)。為了教學需要，他編著《考古通論》教材，把考古學的內容歸納為古迹與古物兩大類；又把古物分為石器、銅器、陶瓷器、玉器、明器、骨角器等類，分析說明考古學的發掘技術和研究方法。內容簡練，分類明晰，獨樹一幟，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惠祥授課，深入淺出，很受學生歡迎。先後開設的課程有《社會發展史》、《人類學通論》、《中國民族史》、《亞洲各國史》、《南洋史》、《考古學通論》等20多種。

著有《文化人類學》、《中國民族史》、《蘇門答臘民族志》、《婆羅洲民族志》、《民俗學》、《世界人種志》、《神話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