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遣

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

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來明日愁。

⑴得：指得到高歌機會。失：指失去這個機會。

⑵悠悠：悠閑自在的樣子。

⑶今朝：今日。

一有機會便唱否則即罷休，

愁恨全然不理照樣樂悠悠。

今天有酒就喝個酩配大醉，

明日有憂慮就等明天再愁。

羅隱由於生活在政治極端腐敗的晚唐社會，又加上他仕途坎坷，十舉進士而不第，便化進取為憤怒，視功名如煙雲，常常以激憤的心情、銳利的筆鋒揭露現實的醜惡，批判政治的腐敗，抒發胸中的憤懣。《自遣》就是其中較有名的詩作。

該詩成功地塑造一個活脫脫的呼之欲出的縱酒高歌的曠士形象。這個形象雖有政治上失意后頹唐的一面，而其中憤世嫉俗的品格頗得人們讚歎。他除了反映舊時代知識分子一種變態的心理外，而通過人物的形象也狀寫出了晚唐社會的黑暗現實。

這首詩先表現在詩歌形象性的追求上。乍看來此詩無一景語而全屬率直的抒情。但詩中所有情語都不是抽象的抒情，而能夠給人一個具體完整的印象。如首句說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說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寫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種半是自白、半是勸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態，則給人以一種生動形象的感受。情而有“態”，便形象化。次句不說“多愁多恨”太無聊，而說“亦悠悠”。也就收到具體生動之效，不特是趁韻而已。同樣，不說得過且過而說“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更將“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語具體化，一個放歌縱酒的曠士形象呼之欲出。

先看第三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此句是膾炙人口的名句，詩人在此告訴世人：失意無法排解時，可以以醉解愁。其實以酒消愁古已有之，曹操便有“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句。但這樣的話從詩人的口中說出來就別有一番滋味了：如果真的時時刻刻有酒解愁，一輩子沉醉不醒也未嘗不可。可詩人是一位窮愁潦倒的文人，他不能天天有酒，兩個“今朝”的重複，道出了所謂的解憂，也只是暫時的排解而已。看來面對人世間紛至沓來的憂患與失意，詩人也沒有畢其功一役的解決辦法。“明日愁來明日愁”，此句明顯地流露出了窮愁潦倒的詩人的無奈與傷心，正因為“醉”的時間是有限的，酒醒之後又如何，尚未排遣的舊愁加上明日的新愁，那是更愁了。由此可見，正在勸解世人凡事看開些的詩人其實自己也沒有解決“失即休”這個難題，雖然他對明日之愁採取的是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但這恰恰體現了他以酒澆愁，得過且過、無可奈何的凄酸、潦倒。古之文人，生活在那爭名奪利的官場社會之中，沒有幾個能達到如此境界。這，也就是此詩造成的總的形象了。僅指出這一點還不夠，還要看到這一形象具有獨特個性。只要將此詩與同含“及時行樂”意蘊的杜秋娘所歌《金縷衣》相比較，便不難看到。那裡說的是花兒與少年，所以“莫待無花空折枝”，頗有不負青春、及時努力的意味；而這裡取象於放歌縱酒，更帶遲暮的頹喪，“今朝有酒今朝醉”總使人感到一種內在的凄涼、憤嫉之情。二詩彼此並不雷同。此詩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個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義。

此詩藝術表現上更其成功之處，則在於重疊中求變化，從而形成絕妙的詠嘆調。一是情感上的重疊變化。首句先括盡題意，說得時誠可高興失時亦不必悲傷；次句則是首句的補充，從反面說同一意思：倘不這樣，“多愁多恨”，是有害無益的；三、四句則又回到正面立意上來，分別推進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覆與推進，“明日愁來明日愁”則是“失即休”的進一步闡發。總之，從頭至尾，詩情有一個迴旋和升騰。二是音響即字詞上的重疊變化。首句前四字與后三字意義相對，而二、六字（“即”）重疊；次句是緊縮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覆。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兩字重疊，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疊，但前“愁”字屬名詞，后“愁”字乃動詞，詞性亦有變化。可以說，每一句都是重疊與變化手牽手走，而每一句具體表現又各各不同。把重疊與變化統一的手法運用得盡情盡致，在小詩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於上述兩個方面的獨到，宜乎千年以來一些窮愁潦倒的人沉飲“自遣”，陶冶情操時，於古人偌多解愁詩句中，惟獨最容易記起“今朝有酒今朝醉”來。

詩名《自遣》，是自行排遣寬慰的意思。解讀此詩，關鍵全在於詩人將“愁’和“恨”排遣掉了沒有。而詩人之“愁”和“恨”是社會之愁，家國之愁，這種愁是詩人自己難以解決的。上書，皇帝不聽；勸說，皇帝不理；諷諫，皇帝會惱怒。那詩人怎樣排遣，是採取了不理、不採、不合作、不發言的態度。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雖帶有一定的消積成分，然而大多的知識分子都不發言，都不合作，那“此時無聲勝有聲”擁有很大的力量。

《帶經堂詩話》：“惡詩相傳，流為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二為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羅隱（833-909），字昭諫，新城（今浙江富陽市新登鎮）人，唐代詩人。生於公元833年（太和七年），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師，應進士試，歷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編其文為《讒書》，益為統治階級所憎惡，所以羅袞贈詩說：“讒書雖勝一名休”。後來又斷斷續續考了幾年，總共考了十多次，自稱“十二三年就試期”，最終還是鎩羽而歸，史稱“十上不第”。黃巢起義后，避亂隱居九華山，光啟三年（公元887年），55歲時歸鄉依吳越王錢鏐，歷任錢塘令、司勛郎中、給事中等職。公元909年（五代後梁開平三年）去世，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