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模型

1953年，克魯格曼出生於一個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在紐約的郊區長大，從約翰·F·肯尼迪高中畢業后，他來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的克魯格曼似乎更偏好歷史，經濟學的專業課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歷史課。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魯格曼的一篇關於汽油的價格和消費的文章后，為他對經濟問題的深刻理解所打動，立即邀請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學畢業后，在諾德豪斯的推薦下，克魯格曼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期間，由於個人問題，他的情緒比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論文以後，他奔赴耶魯大學任教去了。

克魯格曼在耶魯大學也不得志，由於性格太強，他得罪了不少人，連研究獎學金也丟掉了。1978年，他去探訪著名經濟學家多恩布希（《宏觀經濟學》的作者），多恩布希的鼓勵使他找回了自信，他發現自己找到了打開成功之門的關鍵。他開始寫一篇關於壟斷競爭貿易模型的論文。

當年7月，他把這篇論文提交到國民經濟研究局的暑期研討會上，參加這個會議的都是當時國際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當他開始宣讀論文時，人們沒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談。漸漸地，大廳安靜了下來，人們停止交談，專心地傾聽克魯格曼的演講。克魯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魯格曼回憶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鐘。”

接下來的日子裡，榮譽和金錢接踵而未，克魯格曼開始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發表演說，參加研討會，會見各式各樣的人。但是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忙碌的應酬之餘，仍然潛心於學術研究。

1982年，克魯格曼剛從瑞典的一個國際會議回來就接到費爾德斯坦的電話，邀請他去華盛頓任職，擔任經濟顧問團國際經濟學首席經濟學家。華盛頓的經歷並不愉快，他發現，在這個地方，好的分析者並不受重用，馬屁精倒是如魚得水。很快，他就產生了厭倦，不過，在華盛頓他又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項才能：用簡明易懂的語言講述嚴肅的經濟學問題。198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就是由克魯格曼主筆的。

華盛頓的一年使克魯格曼身心俱疲。很長一段時間，他既不做學問，也不問政治。不過在外人看來，他混得很不錯：年紀輕輕就成為終身教授，拿著豐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參加各種會議，甚至還寫出了幾篇挺好的論文。不過，克魯格曼的內心極為失落，他說：“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沒什麼可抱怨的。但我的參照對象是同輩中最成功的經濟學家，我還沒有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1987年，克魯格曼開始重新恢復了創造力，他寫出了大量高質量的論文———第三世界債務減免、歐洲貨幣體系的作用、貿易集團化。這些文章獲得的好評打消了他對自己研究能力的懷疑，他開始開闢一個新的領域———新貿易理論。這些成就使他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1988年，克魯格曼出版了《期望減少的年代》一書，該書一出版即在美國引起轟動。他與奧伯斯法爾德合著的《國際經濟學》成為各大學和貿易公司的標準教材。各大公司的總裁在看到他所著的書之後紛紛找上門來，請克魯格曼為他們作商業諮詢。為此，克魯格曼專門雇了一名經紀人，不是為了拉更多的客戶，而是為了提高價格，使商人們望而卻步。這段時期克魯格曼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課題———經濟地理學。他雄心勃勃地想把這個課題發展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並在這個領域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1992年的總統選舉使克魯格曼在全美國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風頭，他在電視上的經濟演說給柯林頓極大的幫助，但是柯林頓在執政之後並沒有啟用他為總統經濟顧問，而是選擇了伯克利大學的女經濟學家泰森，原因在於克魯格曼的性格過於剛直，在華盛頓和學術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魯格曼自己也說：”從性格上來說，我不適合那種職位。你得會和人打交道，在人們說傻話時打哈哈。”

1996年克魯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驚，他出版的《流行國際主義》一書大膽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該書在短短兩年內重印了8次，總印數達120萬。同時，克魯格曼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經濟學界的許多人已經斷言：克魯格曼三年內必獲諾貝爾獎。

亞洲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克魯格曼成為焦點中的焦點，他與奧伯斯法爾德合著的《國際經濟學》第四版最近也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面對榮譽，克魯格曼是怎麼想的呢？他說：“我們都想得到權利，我們也渴望成功，但是對我來說，最好的回報就是理解帶來的快樂。”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克魯格曼模型，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於1979年提出的，它是西方關於貨幣危機的第一個比較成熟的模型。這一模型以小國開放經濟為分析框架，以釘住匯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為分析對象，分析了以放棄固定匯率為特定特徵的貨幣危機是如何發生的。克魯格曼認為，在一國貨幣需求處於穩定狀態的條件下，國內信貸擴張會帶來外匯儲備的流失，從而導致對固定匯率的衝擊而產生危機。但是，他在分析中採取的非線性形式導致了固定匯率崩潰的時間是難以確定的，後來弗拉德（R·Fload）和戈博（R·Garber）於1986年完成了這一工作，因此，這一模型又被稱為克魯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

但是，貨幣危機是如何發生的？或者說，信用擴張政策與外匯儲備和貨幣危機之間究竟是如何相互聯繫的？就信用擴張與外匯儲備的關係而言，如果我們假設一國在一段時間內執行了信用擴張政策，比如一年，從而導致外匯儲備的有限流失，那麼這一結論無疑具有較大的可信性。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該國必然會發生貨幣危機，因為在這裡貨幣危機的爆發是以外匯儲備消耗乾淨、從而使政府失去調控匯率的能力為條件的。為了滿足這一條件，如果我們又假設，一國因“持續”採取了信用擴張政策，從而“直接”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流失並最終下降為零，最後迫使該國政府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聽任本國貨幣隨市場供求而貶值，那麼，這一假設顯然太簡單化了，也缺乏現實性。

實際的機制過程通常是這樣的。當一國最初採取信用擴張政策時一般能夠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這種政策效應通常會持續一段時間。在這一時期，該國經濟增長的加快會吸引外資不斷流入，它們中一部分被用於擴大進口，一部分增加了該國的外匯儲備。這也意味著加快了信用膨脹的進程，因為央行以收購外匯形式投放的貨幣是基礎貨幣，它在流通中將發揮乘數效應。當緣於國內信貸擴張和外資流入這雙重原因的信用膨脹持續一段時間后，會使該國經濟走向畸形發展，泡沫經濟和虛假繁榮紛紛登場，並且越演越烈。這不僅會使該國的基本經濟面不斷惡化，也會使該國的經常項目收支從實質上開始發生逆轉。即使在這個時候，只要泡沫的空氣尚未逸出，信用膨脹就會繼續下去，有問題的投資看起來也是好的。但是，泡沫就是泡沫，當這種狀態持續一段時間后，經濟開始呈現疲憊之態，問題浮出水面，一些企業開始倒閉或面臨倒閉，一些金融機構也因此陷入困境。這會引起外資的警覺，外資流入減慢，甚至開始出現外流。與此同時，該國基本經濟惡化和泡沫經濟造成的經常項目逆差已開始加速消耗該國的外匯儲備。就是在這個時候，如果該國政府認為經濟的疲憊和經濟過程的銀根短缺是由於貨幣供應不足，因而繼續採用信用擴長政策，其結果只能是加速外匯儲備的流失，所表示的那樣。最後，當泡沫經濟開始全面崩潰的時，經常項目逆差和外資的流出會加快該國外匯儲備的流失，這在客觀上會對該國經濟形成緊縮效應，從而迫使該國央行把賣出外匯而回籠的貨幣再次投入流通——如果它不想讓信用緊縮導致經濟衰退而保持貨幣供給量不變的話。但是在這裡外匯儲備的流失是原因，而不是結果。也就說，不是通過信貸形式提供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導致外匯儲備的流失，而是外匯儲備的流失迫使信貸補足相應的貨幣供應量。

長期推行或縱容信用膨脹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已使經濟的崩潰和衰退不可避免，它或遲或早都會使該國外匯儲備消耗殆盡。當有跡象表明政府已無法控制局面，本幣貶值即將變成現實，投機者就會加入到衝擊外匯儲備的隊伍中。他們不只是把自己手中已有的本幣兌換成外幣，並且開始借入本幣，購進外幣，以便在本幣貶值后獲利。這種投機傾向甚至會演化成公眾行為，投機性國際投資基金更會趁火打劫。到了這個時候，外匯儲備完全喪失，政府不得不宣布實施浮動匯率制度，聽任本幣隨市場貶值，已是必然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它認為貨幣危機的發生是由於宏觀經濟政策與固定匯率制度的不一致引起的，並認為持續的信用擴張政策所導致的基本經濟的惡化是貨幣危機發生的基本原因。

第二，在危機發生機制上，它一方面強調信用擴張導致外匯儲備流失，另一方面又把投機攻擊導致的儲備下降至最低限看成是貨幣危機發生的一般過程。但是，在信用擴張、外匯儲備流失和貨幣危機之間的相互關係上，有些過份公式化和簡單化了。

第三，把政府的行為過於簡單化，實際上，貨幣危機的發生過程通常是政府與其它經濟主體之間的博弈過程，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對此重視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