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濟學

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L.Simon)認為，人口經濟學是地地道道的經濟學科，該學科要分析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即表現為人口增長對經濟條件的影響、經濟條件對生育率的影響以及人口增長的經濟決策等。他在《人口增長經濟學》中，就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展開詳細論述。日本人口學界的泰斗南亮三郎指出：“人口經濟學理論是研究人口與經濟的關係”，“人口經濟學的內容極其廣泛，根據研究者的不同而存在著若干差異。”日本人口經濟學家大淵寬則認為，人口經濟學是研究“人口變數群和經濟變數群的多元的相互依存關係的體系。”各變數的內部也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果將人口自變數作為第1次變數，將因變數作為第2次變數，這樣從自變數到因變數之間的關係構成了所謂形式人口學(formalDemography)研究的對象。同樣經濟學也要研究經濟變數間的關係，也可以找到從自變數到因變數之間的關聯作用。而人口經濟學作為應用經濟學正是橫跨在人口學和經濟學之間，研究人口變數群與經濟變數群的一種學科體系。

中國學者張純元認為：“人口經濟學研究人口與經濟的關係，闡明人口經濟運動過程中人口與經濟相互關係及其變化的客觀規律，即人口經濟規律。”

由於對這門學科研究的視野不同，在歐美又有經濟人口學（economicsdemography)和人口經濟學（populationeconomics)的不同提法，有的學者認為，人口經濟學本質上屬於經濟學的範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人口問題。經濟人口學則屬於人口學的範疇，是從人口學的角度研究經濟問題。而古什（B.N.Ghosh)則認為：“經濟人口學或者人口經濟學是面向人口學方向的經濟學範疇。經濟人口學是人口學的經濟側面或者是經濟學的人口側面的研究。經濟人口學也稱為人口經濟學。”兩者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事實上，人口經濟學作為一門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本身是在經濟學和人口學的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結合的。然而就其形態而言，人口經濟學是站在經濟學的立場，把人口學納入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的；而經濟人口學則站在人口學的立場把人口學綜合化之後，將經濟學的納入其理論體系中的。前者屬於應用經濟學的一門分學科，後者則屬於作為綜合科學的人口學的一門分學科。

人口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是在1970年代初誕生的。但是，由於人口經濟問題的歷史久遠性，經濟學家對人口與經濟相互關係的探討，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下半葉。古典經濟學派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AdamSmith)提出，經濟發展的動因是人口絕對水準的增長，通過“分工的利益”影響勞動生產性。即經濟發展導致人口增長和必要勞動力的僱用增大，而人口與勞動力的增長促進生產量的增產。與此同時擴大了對增加的生產物需要量，其結果擴大了“分工的利益”，使勞動生產率提高。他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中曾明確地指出：“一國的繁榮而言，最明確的標識是居民人數的增長，”人口增長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說，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而言，以收穫遞減法則（lawofdecreasingreturn)的作用為前提，隨著投入一定土地的人口增加，由土地集約的耕作和優良地向劣等地的移轉，因而增加資本並不能提高生產率，反而使報酬呈現減退的傾向。即使說生產超過人口的增長，也是不能永遠持續穩定地增長。“是因為人口增長常常是持續的，而土地的數量有限，質量又有差異，在土地上按照比例關係投入資本的各種增加部分使生產率減退”，從而產生了人口壓力。總之，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家，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人口問題，從而使人口論在經濟學中開始獲得一定地位。古典經濟學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RobertMalthus)則最早正式開展人口經濟研究，他在1798年發表《人口論》，把人口與經濟的關係歸結為人口與生活資料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人口增長和生活資料增長的兩個級數的假說，把人口過剩的原因歸結為食物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而食物增長落後於人口增長是由於收穫遞減規律的作用，主張對人口增殖加以抑制，對後來的人口經濟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古典學派的巨匠阿弗里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在18世紀末就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言進行了研究頗引人注目。他在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中指出：“人口增加一般以增加率以上的高比率引起集合的能率提高”和由此引來人口增加與產業組織發達，獲得“大規模生產的利益”，由於總生產額大幅度地增大使產業發展。其結果這樣的經濟起因隨著總生產量的增加促進了外部經濟（產業的全面發展）和內部經濟（這些從事個別企業的資源及其組織和經營效率）的發展。他強調，在人口與經濟的關係上人口有積極作用的一面。

隨後，凱恩斯學派的創始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1937年發表的《人口縮減的若干經濟後果》一文中展開了短期的運態分析，他認為人口增長由於促進投資而促使經濟成長，把人口增長率視為通過有效需要源泉的資本需要對經濟發展貢獻的。後來，凱恩斯學派的後繼者們把他的這種理論長期化、動態化，討論人口增長的變化對經濟發展所產的影響。其主要代表人力羅伊·福布斯·哈羅德（RoyForbesHarrod)。他在《論動態經濟學》中論證了長期動態理論，人口增長不僅僅是擴大了消費，還增大僱用，使投資規模擴大。現實的成長率顯著地越過適度成長率，由此產生長期的景氣。換句話說投資和消費的增大作為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是人口經濟學的創建時期。英國經濟學家W·布賴恩·雷德韋(W.BrianReddaway)在1939年提出了人口經濟學的命題，發表了《減少人口經濟學》，對降低人口增長率所產生的經濟效果進行了分析。1947年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J·斯彭格勒（JosephJ.Spengler)發表《人口增長經濟學概論》一文，也正式使用人口經濟學的命題。從此一批專門研究人口與經濟之間關係的學術論文和論著相繼問世。從50年代到60年代後期，歐美大多數經濟學家從宏觀人的經濟學（macro-economicsofpopulation)角度考察人口和經濟的相互關係。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在1952年撰寫的《人口增長及有關經濟變數的長期波動》一文，把人口變動和經濟增長的波動關係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在對美國經濟增長波動和人口變動長期趨勢的分析中，他斷家，美國經濟增長波動的節律是由人口變動中的國外移民的遷入引起的。後來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yA.Easterlin)依據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長波理論來研究美國的人口經濟增長長波。他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如《美國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長波：論歷史格局的一些發現》（1965年）、《人口、勞動力和經濟增長的長波：美國的經驗》（1968年）等等。在分析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長波時，研究了非農業人口變動與國民生產總值、建築業總產值以及勞動市場條件等變數之間的關係，並通過分析人口總量和經濟總量變動的長期趨勢，尋找人口波動的經濟根據源。此外，一些經濟學者從人口增長以外的其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如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在1961年發表了《人力資本投資》一文，提出人力資本的投資就是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口質量的投資，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資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開創性。愛德華·富爾頓·丹尼森(EdwardFultondenison)在1962年撰寫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和人們面臨的選擇》，則從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考查問題，他的觀點也頗有創新性，對人口經濟學的發展有效大的影響。

在微觀人口經濟學（micro-economicsofpopulation)方面，哈維。萊本斯坦（HarveyLeibenstein)在1957年發表的《經濟落後和經濟增長》一書，首先提出了家庭規模的成本-效益理論，建立了生育的微觀經濟模型，並考察了家庭的生育決策，為人口經濟學的研究開闢了一條途經。此後，加里。斯坦利。貝克爾（GaryStanleyBecker)在1960年發表了一篇見辟獨到的論文《生育率的經濟分析》。在該文中，他從傳統的微觀經濟學視野出發，運用消費者選擇理論來分析家庭的生育決策，把孩子看作耐用消費品，並論證了孩子的數量成本與質量成本的可替代性，以及家庭收入和父母行為對生育子女數量的影響。這一理論就其研究方法而言並不新穎，而是因為它被用於生育率的分析，引起許多經濟學者的關注。1965年，貝克爾又發表了一篇嶄新的論文《時間分配理論》。這是不同於傳統觀念的另一種家庭經濟行為選擇的理論，它開闢了生育率研究的新領域。貝克爾的這些理論在近30多年間被廣泛運用於經濟理論的研究和實踐，作為人口經濟學一領域的生育率經濟學（theeconomicsoffertility)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70年代初到80年代是人口經濟學的體系化時期。1972年，斯彭格勒出版《人口經濟學》一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人口經濟學的概念和內容，使其成為較完整的理論體系。1977年，西蒙撰寫的《人口增長經濟學》一書，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闡述了人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口與經濟諸方面的關係，如對人口與工農業的發展、人口與國民收入、人口與自然資源等關係進行了定量分析，並說明了發展中國家節制生育計劃的成本-收益的決策問題。1981年，保羅。舒爾茨（PaulSchultz)發表了《人口經濟學》一書，使人口經濟學領域進一步趨向體系化。此外，國際人口學會在1973年的列日大會和1978年的赫爾辛基專門會議上設置了以人口經濟學命名的部門會議，進行了實質性的研究，人口經濟學作為體系化的新興學科正式被認可。

隨著人口經濟學的體系化，人口經濟學科的內容主要包括：人口經濟學說的諸理論，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人口的數量、質量、結構、分佈以及人口投資與經濟發展，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適度人口理論，家庭規模的一般經濟理論及家庭規模的成本-效用分析，人口經濟發展趨勢的未來展望等。

人口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口經濟過程中人口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即人口經濟關係。一方面考察經濟對人口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對經濟的影響作用。通過這兩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及其運動的規律性。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人口與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及其變化規律；人口與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人口與資源，人口與生態平衡；人口投資與經濟投資；兒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主要是：

①調查和統計分析。即通過調查收集大量人口經濟資料，經過統計分組和綜合，加以整理分析，從中找出人口經濟運動的內在聯繫。

②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相結合。這種方法既對某一時點上的人口經濟關係作橫向解剖，又對一定時期的人口經濟關係變化作縱向刻畫，既可以考察時點上人口經濟發展的水平、狀況和特點，也可以考察人口經濟變化的速度、方向和趨勢。

③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前者是對人口經濟關係的質的規定的分析，後者是確定人口經濟現象的數量界限。前者可以揭示不同生產方式下人口經濟現象的性質和特點，後者可以揭示其數量表現、數量關係和數量變化。二者相輔相成，統一運用於人口經濟學的研究之中。

④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相結合。前者從社會總體上研究社會經濟因素和人口的相互作用，後者從個人或家庭角度出發研究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的相互關係。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就能全面地揭示人口因素和經濟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繫。

人口經濟學是介於經濟學和人口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人口經濟學和人口學、人口社會學、人口地理學、人口心理學、人口生態學一樣，是人口科學體系的組成部分。由於經濟是制約人口過程的決定性因素，人口的自然變動、遷移變動和社會變動，無一不受經濟發展的決定和制約，都是在經濟的影響和支配下發展的。研究人口與經濟的相互關係，對於認識人口現象，揭示人口過程的本質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人口經濟學是人口科學體系的重要分支，在人口科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人口經濟學與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生態經濟學、技術經濟學等具有相同的性質和特點，是經濟科學的組成部分。由於人口是生產力的構成要素和體現生產關係的生命實體，人口對經濟運動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它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的發展，因此，人口經濟學在經濟科學體系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對於人口經濟的研究是1980年代初展開的。在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陸續有一些人口經濟研究專著問世，比較有影響的是張純元等主編的《人口經濟學》（1983年），它系統地闡述了人口經濟的基本理論，然後論述了人口與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相互關係及其規律性，考察人口和經濟增長的比例關係、人口和環境與資源以及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等宏觀人口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並創造性地提出了“最優人口經濟效益”的概念，以此來探討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問題。此後，彭松建編著的《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1987年）和胡鞍鋼撰寫的《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的系統研究》（1989年）比較引人注目。前者系統地論述了人口經濟學的形成過程、各種流派的主要人口經濟學說，以及西方宏觀人口經濟學和微觀人口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後者則對人口與勞動力就業、消費、資源等進行系統工程的分析，並探討了發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問題。

進入1990年代，又出現了一些有關人口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蔣正華在1993年發表的《中國家庭生育行為轉變的經濟學解釋理論模型》一文，從微觀人口經濟學的視野出發，運用孩子生產的供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理論模型，對生育轉變作了實證的研究，富有創新性。鄭志曉在1994年撰寫了《人口經濟》一書，概括地闡釋了人口與人口經濟的涵義，論述了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人口分布的狀況、人口轉變以及人口投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並展望了將來的人口經濟問題。此外，張世晴出版的《人口-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1994年）、田雪原發表的《人口、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1996年）以及李競能撰寫的《人口經濟理論研究》(2000年）等學術成果比較引人注目。總的來說，綜合宏觀和微觀的比較系統的人口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內容和相關理論的研究，在中國由於還處於初創階段，與日益趨向成熟化的西方人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相比尚有差距，中國學者應大膽借鑒西方某些科學的現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擴大人口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使其理論體系進一步完善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