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秧歌

關於大秧歌的起源，有兩種近似的說法。其一，北宋時，著名文學家蘇軾謫官知定州，見城北黑龍泉附近的蘇泉、東板、西板等村農民在稻田裡勞動很苦，便即興為他們編了一些歌曲，教他們插秧時詠唱，故亦稱“蘇秧歌”。其二，遠在宋朝以前，定縣黑龍泉附近幾村就流傳著一種民間小曲，北宋年間，蘇軾在定州任上，曾為其填詞正曲，故稱“秧歌”。自清朝以來，當地勞動人民和民間藝人逐步利用“秧歌”這一曲調以說唱的形式演唱有人物有故事情節的曲目。清代晚期，秧歌受其它地方劇種的影響，民間藝人開始把有人物有情節的故事編成唱本，利用秧歌曲調，並配上板鼓、鑼、鑔等打擊樂，以初級的戲曲形式搬上農村戲台，逐漸形成了大秧歌。

1935年8月，經營地毯木行的安國人鄭信卿曾組織定縣一帶農村的一個“同樂秧歌戲劇社”進天津南市第一舞台演出。演員有秦志素、鄭桂芳、趙鳳岐、趙玉屏、張風樓等30餘人，攜帶劇目《打經堂》(又名安安送米)、《藍橋會》、《連環計》、《空棺計》、《劈靈棺》、《四大勸》、《雙鎖櫃》、《送京娘》、《武家坡》、《慶陽城》、《南陽城》、《慶沙馬》、《紅燈記》、《描金櫃》(張九成私訪)、《金牛寺》、《鬧龍山》、《借女弔孝》、《老少換妻》、《郭巨埋兒》、《王景川賣妻》、《借當》、《跑沙灘》、《楊福錄投親》、《楊二舍化緣》、《王定保借當》、《佘太君觀星》、《黃氏女降香》、《劉玉蘭趕會》、《反堂劈華山》(沉香救母)等近百出。據1929年編印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載：“從前秧歌比較文雅，自前清以來，秧歌的腔調、詞句和表演日趨粗俗淫蕩。官府曾禁止演唱，但始終無效。”直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戲曲改革政策的指導下，經過不斷地推陳出新，大秧歌這一富有鄉土氣息的戲曲劇種才真正健康地發展起來。

大秧歌演唱的劇目，多是當地民間生活故事題材。當地群眾又稱秧歌戲是“栓老婆樁子”(以多演婆婆媽媽的家庭戲為主)。內容雖多傾向於封建禮教、嚮往婚姻自由，抨擊忘恩負義、損人利己，但卻往往和封建性的糟粕及一些不健康的東西夾雜在一起。后經戲曲改革工作，去蕪存菁，不但整理保留了相當多的傳統劇目，而且還移植了一批其它劇種的優秀劇目。傳統戲有《雙鎖櫃》、《老少換》、《王小趕腳》、《借鬢鬢》、《借女弔孝》、《王媽媽說媒》、《楊文討飯》、《楊八姐游春》、《天仙配》、《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以及《白水灘》、《打焦贊》、《蜈蚣嶺》等一些武打戲，並上演了《血淚仇》、《奪印》等現代戲。

大秧歌的藝術特點多是一生一旦為主的生活小戲。念白生活化，以方言為主，有時根據戲的需要也用些韻白。演出時以唱見長，善於敘事。唱詞口語化，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氣息，聽來親切感人。唱詞的結構也很自由，不受七、十字句的限制，有的少到三、五字，有的多達二三十字，而且多用襯字，但都押韻腳；還有時為了強調某一情節或某種情緒用“疊句”的唱法反覆，故又有“九番秧歌”之說。大秧歌的伴奏，解放前沒有弦樂，只有打擊樂，即板鼓、大鑼、水鑔、手鑼。開始六鑼，上句唱完兩鑼，下句唱完用六鑼，故又稱“大鑼腔”。大鑼腔沒有固定的調高，演員根據自己嗓子的高低自由演唱。

1952年，第一次給秧歌配上弦樂。開始時試用一把京胡和一把二胡伴奏，1954年將京胡改為板胡，後來又先後加上了低音胡、秦琴、笛子、笙、三弦、大提。大秧歌的演員行當，也如其它大戲，有青衣、老生、老旦、小生、小丑等。唱腔為“板腔體”結構。基本曲調由尾腔不同的上下兩句構成。傳統的板式有起腔、慢板、流水、垛板、快板，板上起唱。解放后又創造了寸板、散板，同時還吸收了(河西調) (絲弦)、(混芽兒)(絲弦)、(蓮花落)等其它劇種的曲調以及(走四方)(民歌)等民間小調。

定州大秧歌早期的名藝人有李雙貴(藝名大貴子，三花臉)、趙鳳岐(藝名小貴子，青衣)、宋文川(花旦)、楊福慶(老生)等。解放前無專業演出團體，只有半農半藝的季節性班社。1952年成立了定縣秧歌職業劇團。1957年定縣戲校為秧歌劇種培養了20名男女學員，改變了過去婦女不進秧歌班的舊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