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權主義

男權制即男權主義，主要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

在一個社會中，無論在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教育、軍事、家庭領域中，所有權威的位置都保留給男性。用男性的標準評價女性，而不是相反。例如，在報紙上出現對總統的這樣一句評價：“我想知道他是否能夠像女性那樣做個好總統。”所有人都會覺得匪夷所思，根本沒有人會這樣說話的。與此同時，在報紙上對一位女性總統競選人做這樣的評價（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夠像男性那樣做個好總統）卻顯得那麼“自然而然”，司空見慣。這就表明，男尊女卑已經是一個深入人心的既定事實，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直到把一個常見的陳述中的男性換成女性，才能發現日常生活邏輯的觸目驚心的荒謬。

男權制強調男性統治的自然基礎，認為男女的差別是自然的，因此男性的統治也是自然的。男權制是一個控制女性的性別結構。男性對資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選擇。

社會的核心文化觀念對社會正態的、褒揚的、有價值的認定，總是與男性氣質相聯繫。從而導致了普遍認同的“男主外、女主內”的男女分工模式，把在公共領域的有報酬的、勞動視為勞動、事業，而社會普遍不認同主要由女性承擔的、無報酬的家務活。

核心文化觀念關於什麼是好的、值得嚮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總是同男性和男性氣質理想聯繫在一起的。例如，用“男人”的“他”代表兩性都在內的人類；男人在前台，女人是背景，使女性邊緣化，把女性變為規範之外的人和例外；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前提下，把掙錢的工作當作勞動和事業，不掙錢的家務不視為勞動和事業。

男權社會對男性氣質和理想男人的文化描繪與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十分接近，如下列特徵：有控制權，強大有力，有效率，有競爭性，有強迫性，愛拿主意，有理性，能自立自足，能控制情感等。女性氣質、理想女性同男性氣質、理想男性相比則是次等的。當然，女性的價值也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女性的美麗被視為男性性慾的對象，許多文化將女性浪漫化，尤其是將母性浪漫化。

在男性事務與交易中，女性成為客體，剝奪或限制女性獲得知識、提高認識、發揮創造力的權利。

在男性事務和交易中將女性用作客體。限制和阻礙女性的創造力。不讓女性接觸社會知識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領域。男權制社會的特徵之一是：否定女性的性；將男性的性強加於女性；統治和剝削女性的勞動力，控制其產品；控制兩性共同生育的孩子；肉體上限制女性，阻止女性的活動。社會上常見的文化意識形態和信息總是將女性擺在次等的地位，貶低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工作、產品和社會環境均低於男性。各類傳媒中的符號設計暗含對女性的貶低。社會結構安排從社會最高權力機制上排斥女性。

包括兩分思維，把男女對立起來；等級思維，認為世界萬物間存在等級，男性處在最高層，女性在其下。

其中包括兩分思維，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將所有的事物分為黑白兩極，忽略中間狀態。例如：陽剛與陰柔、主體與客體、淺膚色與深膚色、理智與感情、心靈與肉體、善與惡。線性思維：時間和歷史都依線性前進，忽略了循環。等級思維：忽略了只是不同沒有高低之分的事物。崇尚直線發展型模式：認為現 在永遠優於過去。由於社會的進化和選擇自有規律，如果採取社會行動、革命或改變社會秩序的行動，就會打斷進化進程，導致社會的不平衡。

一句話，男權制即男權主義社會認為男女間不但存在身體上的差異，在氣質上、理性認識深度上也有鴻溝，也正是這些差異（其實說的都是女性在各個方面都不如男性），使得女性只能處在被男性統治的地位，男權制把女性的被壓迫狀況看作一種自然現象。

而這種男權制在歷史上的思想家那兒有很明顯的體現，有不少著名的哲學家對女性的評價是有貶義的和歧視性色彩。如亞里斯多德就認為，男性高於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發展不完備的形態，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男人天生高貴，女性天生低賤；男人統治，女人被統治”；而提出“人生而平等”、攻擊所有的社會不公正的法國思想家盧梭也忽視了男女之間巨大的不平等狀況，反倒認為女人是為男人而生的，是依賴男人而活的，沒有男人女人難以生存。可以說，男權制思想已經深深地滲透進這些思想家的精神骨髓之中。激進女性主義對男權制現象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沒有任何生物學、生理心理學、人類學的證據證明男權制的合理性；而相反，男權制所具有的以上四個特點都是男性思想家自己虛構的神話。基於對傳統家庭制如此的認定，即認為它是進行性別壓迫的工具，所以，激進女性主義者號召要打破家庭制。

作為家庭中較為弱勢的婦女和兒童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後往往自動選擇逆來順受。究其原因，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在作怪。中國素有“家醜不可外揚”的傳統，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行為隱蔽性高，很難被發現，發現之後也往往面臨取證難等問題。而“男尊女卑”的男權主義和夫權思想統治貫穿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三從四德”一直被傳統社會視為婦女的優良品德。雖然男權主義和夫權思想在當代中國已經沒有法律上的支持，但傳統是一種慣性勢力，其影響遠比我們想象的深遠。在大多數家庭中，男性依然處於中心地位，在家庭生活中擁有絕對的權力，從而使干涉和侵害婦女兒童的人身權利的行為合理合法化，從而造成“受害者不維權”的悖論。

凡是研究中國傳統家庭中的男權制的中外學者們都知道，家庭中的男權包括父權和夫權兩個維度。但鮮有學者同時從這兩層權力層面考察家中兩性權力關係的變化。眾所周知，雖然父權和夫權均指家中的男性權威，但當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時，她在家的地位權力也會隨著上升。那麼，婆婆權是否僅限於婆媳之間，她對兒子是否有約束力？再進一步說，家長在運用父權或婆婆權時，對兒子的夫權有何影響？他們會助長夫權還是削弱夫權？它和父權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在歷史的長河中，大部分婦女一直屈從於男權主義。“我們如何看待婦女的屈從地位？”“婦女自己又怎樣看待這一問題呢？”Kandiyoti在研究非洲婦女時曾發現年長婦女在現代化的社會轉型中積極維護家庭中的男權制度。她起初認為，這是婦女們對男權的一種消極抵制甚至是與男權的共謀。她們這樣做是與男權討價還價（patriarchy bargain），即用她們的屈從來換取男權對她們的保護。但10年之後，她糾正了自己的說法。她認為上述觀點假設男權制度對所有的婦女都是桎梏，卻忽略了年長婦女在其中的利益所在。她注意到男權文化賦予婆婆權力並保障她們的利益。因此，她建議在夫妻權力分析方面要注重雙方在制度內各自的利害關係所在，他/她們出於利害關係在權力運用方面制定的策略，以及夫妻的權力態勢和自身利益是如何從家庭制度產生出來並在一生中發生變化的。

自古以男權邏輯治國治家，都是那種“我負責征戰天下，你負責貌美如花”的男權色彩。儘管近些年來呼籲男女平等，但是女性在職場抑或家庭分工上依舊處於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如溫嵐所說，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男尊女卑”的價值觀根深蒂固，成就了讓男性擔當領袖人物、一家之主的“男權主義”。他們彷彿與生俱來就是被擁戴的，從不對女性表達順從，也不對女性討要關心。

研究結果表明，在家庭內部，男性作為富餘勞動力首先從農業中轉移出去，農業生產呈現女性化的趨勢，農業生產的女性化直接影響著土地流轉的發生。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女性的決策權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傷；婚姻流動時，女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受到剝奪；在父母將自己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給子女的過程中，女性的繼承權時常得不到保障。對於女性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權益被損的現象，女性應當與男性一樣被賦予同樣的權利。

文化形塑說認為，導致土地流轉過程中女性權益損傷的主要原因是男權主義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村規民約以及傳統婚嫁文化等方式發揮作用。制度誘因說認為，土地流轉中女性權益被侵害的制度根源在於土地權益的身份化。由於土地權益和成員身份相關聯，女性身份的改變（例如出嫁、離婚等）會影響到其土地權益的獲取。法律缺陷說認為，雖然從表面上看土地政策是中性的，不含有歧視女性的條款，但由於缺少必要的社會性別視角，這些法律條文實際上把土地的分配權和再分配權給了男性，使法律在執行過程中給女性帶來了不利。在素質制約說的學者看來，除了上述文化、制度與法律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外，由於女性受教育程度有限，她們對自身權益認識不足、維權意識薄弱，因而在土地流轉權益受到損傷后無法及時通過合法途徑獲得有效保障。

社會專家認為，姓名只是人的一個社會標籤。數千年來，中國人在這個標籤中注入了血緣、族譜、宗法等內涵，尤其是老一輩人，有強烈的“承祖”意識，認為孩子的姓氏是“香火傳承”的標誌。隨著時代進步，現代女性越來越追求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但父系社會、男權主義等思想在中國部分地區仍根深蒂固。於是，每個家庭唯一的孩子到底跟誰姓就引發了兩種觀念的強烈碰撞，這正是社會進步、女性地位提高的體現。

由“身份”衝突引起的翻譯不確定性受到了后殖民翻譯理論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高度重視。當一個西方人以殖民者身份蒞臨東方的時候，他/她的其它身份都不再重要了，無論他/她是記者、教士、遊記作家、職業譯者、人類學家、地理學家、商人、軍人、還是官員，他理解東方的方式，將“西方”文本翻譯到“東方”或將“東方”文本翻譯到“西方”的策略，最後都是由他的殖民者身份決定的，都是由殖民者統治東方領地和民族的意願決定的。同樣，當一個男性主義者在從事翻譯的時候，無論他是什麼職業，什麼階級，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什麼宗教，他都會有意強化語言中的“男性標記”。

技術因為可以被認為是紮根於長期沿襲的父權體制、性別歧視關係和身份政治認同而不斷增長，從而被賦予了“男性氣質”或“男性文化”特質。澳大利亞女權主義理論家瓦克曼(Wajcman)認為，“男子氣”的意識形態意味著男人與機械之間的密切聯繫，意味著男人就是機械或機械象徵男性力量，因此“技術作為男性文化”意味著“男性技術”總是優越於“婦女技術”（如園藝、廚藝和保育等）137。這種技術批判源於傳統偏見框架中的男性/女性二分方法或二元論方法，也源於男性主義的“全能之夢”。按照這種批判，甚至恐怖主義發動的“飛機撞毀世貿大樓”以及各種“人肉炸彈”，都可歸於某種極端男性主義的“死亡夢幻”。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都曾存在男權主宰社會和家庭的歷史現象。男權的實質就是個人專制，是對兩性自然關係的壓迫。在一個男權社會中，男女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雖然男權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在現代社會仍未絕跡，但畢竟失去了合法性，喪失了曾包裹於其外的各種偽道德的遮羞布。然而，冷靜地觀察人們的現實生活，可以發現男權主義意識藉助某些日漸合法的兩性權益（比如新《婚姻法》中增加的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的男性生育權），正悄悄地滋生、膨脹起來，以致於家庭離婚率上升、婦女合法權益受損等社會問題日益嚴重。

身體倫理學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女性主義的理論和行動。作為自己被輕視的回應，女性主義者建立了本體論、認識論尤其是倫理學的可以選擇的模型。這既挑戰了普遍的男性主義的主體優先權，也挑戰了主體生存的傳統模式，對普遍主義假定的中立性進行了批判，特別關注特殊群體的性別、種族和階級，以盡量避免在進行抽象的同時損害涉身和情感的特殊性。

男權主義（男權制）在歷史上針對女權主義發起反女權主義的反撲運動。

男權運動分為保守男權運動和進步男性運動，前者較後者發端早。嚴格來說，社會歷史並不存在真正的男權運動，因為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大多數文化都形成了男權制，並持續了數千年之久，而全球沒有跨文化的女尊男卑制。

從學術意義上講，進步男性運動雖是分裂自男權運動，但它並不完全屬於男權運動，保守的男權運動是反對女性主義的人類平等觀點的保守勢力反撲，保守男權運動認為：“婦女平等應為婦女乃至社會的不幸負責。”而進步的男性運動是支持女性主義進行反對性別歧視，進步男性運動認為：“如果男女不平等，不僅是女性受壓迫，男性更加受壓迫。”進步男性運動可以說是男權運動，也可以說不是男權運動。

傳統的男性運動是反對女性主義的保守的男權運動。自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起，與女權運動的立場和主張針鋒相對，新右派的立場是：讚賞家庭價值，反對墮胎，反對婦女解放，反對非傳統家庭，反對青少年性活動，反對福利國家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其中最主要的目標是反對女性主義和女同性戀。

到了80年代，在美國是保守的里根政府上台，在英國是保守的撒切爾夫人執政，女性主義的樂觀主義情緒退潮，回復到男女不平等的狀態。女性運動在80年代以後進入低潮，西方各國出現反女性主義回潮。法盧迪(Susan Faludi)在1991年出版《回潮》(Backlash)一書，在《紐約時報》排行榜上連續數周位居榜首，為保守的男性運動點了題。這個保守的男性運動在學術領域的表現是男性研究，在社會上的表現是男性覺悟群體的出現。

保守的男性運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西方社會出現了一種越來越仇視女性主義的政治文化氣氛，它將女性主義思想變成嘲笑的對象，說它是過時的（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已經結束了，女性現 在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事情），有心理問題的（歇斯底里，反應過度，沒有幽默感），或者是不正確的（不客觀的）。它直接攻擊女性主義，說它是反家庭的，無幽默感的，憤怒的，無趣的，憎恨男人的，所有的女性主義者全都是女同性戀等等。雖然在社會現實中的確有許多女同性戀者是女性主義者，也有許多女性主義者是女同性戀者，但是有些女同性戀者不是女性主義者，有些女性主義者不是女同性戀者。保守的男性運動把女性主義者與女同性戀者等同起來，只是表明它對女性主義的仇視。

其次，保守的男性運動力爭在現實生活中奪回女性已經爭得的權利，如合法墮胎的權利；限制女性升遷，如“玻璃天花板”；推動以壓制女性為目標的運動，如原教旨主義；對女性施暴；將女嬰流產掉等等。在英美和歐洲國家的回潮時代，很多女性以為已經永遠獲得的權利又重新受到攻擊，比如合法墮胎的權利，離婚的權利，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權利等。

一時間，一種“女人回家”的思潮甚囂塵上，希望女人能夠回歸傳統女性角色。這種觀點認為，女人在公領域與男人的競爭造成了雙重的傷害：一方面她們把男人逼成了工作狂，以便能夠留住自己的好工作，如腦力勞動的職位；另一方面使男人更容易接受壞工作，如體力勞動的職位。由於控制人口的計劃生育運動的普遍展開，女人騰出了許多時間進入勞動市場，從而改變了男性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也改變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這時，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女人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男人了。女人不管怎樣都是被人所需要的，因為只有女人能生育，而男人卻沒有這種不可或缺的功能。然而，男人也需要被別人需要的感覺。保守的男性運動因此指責女人進入社會生產勞動是“使男人失業，給女人增加負擔”。(Dench, 5)

第三，保守的男性運動大搞男性權利遊說活動，其男權制性質暴露無遺。男性運動的一個代表人物威特康(Roger Whitcomb)提出，要反擊女性主義運動的浪潮，維護男權制家庭，反對單親母親家庭，並且將社會的弊病全部歸咎於單身媽媽，抗議英國上院1991年批准的婚內強姦法案，反對“撫養兒童法案”，認為父親成了沒有權利的簽署支票的機器。他們認為，離婚時母親得到撫養權，男性支付撫養費，這是對男性的歧視。他們還提出了男性氣質和男性權力的問題，爭取由男性輔導員來輔導少年罪犯，特別是針對女性和兒童的犯罪當事人。

1993年底，英國的男性運動不斷在報刊上寫文章，攻擊女性主義。到了1997年，英國的男性運動變得更加有組織，他們攻擊“平等權利委員會”，反對所有的平等權利立法，主張墮胎刑事化（非法化，認定為女性謀殺），對強姦危機救助中心發起直接的攻擊。

保守的男性運動抱怨所謂“顛倒的性別歧視”，專指那些保護女性的法律。而實際情況是：美國男性白人在總人口中只佔39.2%，但是在福布斯財富排行榜（擁有265,000,000美元以上財產者）的人當中卻佔到82.5%，在議會中佔到77%，在州長中佔到92%，在大學終身教授中佔到70%，在日報編輯中佔到90%，在電影新聞導播中佔到77%。(Wood, 97)女性對男性不但談不上有什麼性別歧視，就連起碼的平等地位也還遠遠沒有爭取到。

第四，強調家庭價值，倡導回歸家庭。布雷(Robert Bly)版本的“男性運動”具有極為強烈的本質主義傾向。保守觀點認為：男性和男性氣質從本質上不同於女性和女性氣質。它依賴生理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希望恢復傳統的男性統治的核心家庭，讓女性重回家庭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發起反墮胎運動。

這一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於1990年春天出現的所謂“承諾運動”，該運動由比爾·麥卡尼(Bill McCartney)發起，他是一位基督教保守派人士，他在運動中大聲疾呼，號召那些主張回歸家庭價值的男人們承諾作個好丈夫，好父親，好社區成員。

承諾運動在1991年有4300男性參加;1993年增加至5萬人;1994年278000人;1995年727000人;1996年增至100萬人以上。運動號召男人做虔誠的基督徒；反對男性不負責任，拋棄家庭和不忠。

美國全國婦女組織批評這個運動中的人是“對男尊女卑感覺良好的人，是一股危險的政治潛流”。(Nelson, et al., 509)因為承諾運動始終在強調：男性是一家之主。當夫妻達不成共識時，男人要負起責任，而所謂“負起責任”被批評為壓抑女性的聲音和權利。這些新好男人還認為同性戀是罪惡，堅決不能接受，因此他們被批評為保守政治運動，而不是一個代表著社會的健康精神的運動。

第五，提倡男性價值，表現形式之一是神話時代運動。以布雷為首的這個運動倡導回歸神話時代的價值，重新去發現男性思維和感覺的深刻的神秘根源，認為這樣會重塑男性的精神、情感和智力的健康肌體，使男性變得自信、強大，在情感方面既活躍又敏感。

倡導男性價值的《鋼鐵約翰》一書在30周的時段名列美國出版物排行榜首。這些男性舉辦大規模的讀書活動，倡導男性與自然在一起，擺脫女性與文明，恢復他們的兄弟情誼，尋找男性的獨特感覺，擺脫工業化和女性主義的壓迫，在回歸自然的活動中，男人們集體到森林裡去擊鼓、放歌，聆聽詩歌和神話故事，接近狩獵祖先，宣洩男性想同另一男性建立深刻的精神愛侶的渴望。

對保守的男性運動的批評是：它不能面對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狀，不願意承認性別不平等的客觀存在，其實質是希望保持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在中國，男性主義形成大致經歷了周代到漢代的過程，賤視女性的思想在周時形成的儒家重要經典《易經》中已初見端倪。它率先提出“乾道為男，坤道為女”，先乾后坤，這就改變了殷商時代《歸藏》“先坤后乾”的主張。這種乾坤定位就明顯貶低了女性的地位。《周禮·郊特性》說：“男率女，女從男，……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春秋·梁傳》：“婦女不專行，必有從也。”漢代董仲舒更明確提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強調妻子對丈夫的絕對服從，繼后，班固對“三綱”中的“夫婦”作了診釋，“夫婦者，何為也？夫者扶也，一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進而認為婦人不應有爵，“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這樣，在漢代時封建禮教就已定型化了。此後中國社會基本都認為男尊女卑，直到近代社會，西方男女平等的資產階級觀念的不斷傳入以及清末民初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男尊女卑的觀念才逐漸被打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