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馮·魯登道夫

1865年4月9日出生在波森（現波蘭波茲南）附近的一個小鎮克魯謝維亞，父親是沒落的普魯士地主。

1877年進入了陸軍幼年學校。

1881年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1882年入伍，被授予少尉軍銜。

1883年在第三十九明火槍團服役。

1890年進入柏林陸軍軍事學院。1893年畢業。

1894年進入總參謀部工作，頗受施利芬賞識，參與了施利芬計劃的歷次修訂。

1904年開始，在負責訓練和動員的第二處任職，並在1908年升任該處處長。

1912年提出擴充常備軍30萬的方案，受到德皇重視。在與陸軍大臣黑林根發生爭吵后，於1913年調任第三十九明火槍團指揮官，年末任駐斯特拉斯堡的第85步兵旅旅長。

1914年晉陞為少將，任馮·貝洛的第二集團軍的副參謀長。大戰爆發后，在圍攻比利時列日要塞的戰鬥中，接管了第14步兵旅的指揮權。德軍取得馬祖里湖區之戰（9月10日-9月13日）和波蘭中部戰役（9月17日-12月初）勝利的作戰計劃是由他制訂的。德軍在1914年11月21日開始的羅斯之戰中更是達到勝利的頂點。魯登道夫計劃並取得了第二次馬祖里湖會戰（1915年1月31日-2月21日）的勝利，雖然其大部分成果被隨後3月份奧軍在加利西亞損失慘重的攻勢所抵消。他隨後計劃了1915年5月開始的戈爾利采-塔爾諾夫夏季攻勢，攻佔了波蘭大部，但是由於法爾肯海因的短視，沒能充分消滅俄軍。經過一年多的激戰，德軍獲得了巨大勝利。俄軍被從東普魯士驅逐出去，而且還被迫放棄了波蘭、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倫地區，人員損失超過170萬人。由於這一連串的輝煌勝利，魯登道夫和興登堡成為德國民眾心中的偶像人物。

1916年被任命為第一軍需總監（相當於副總參謀長）；同年晉陞步兵上將。在1916年9月迫使奧匈軍隊接受德國的統一指揮中，進一步提出要改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結構，以加強德國對奧地利政治事務的影響；要求改變政府無能為力的狀態，加強政府部門軍事化，並且迫使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終於在1917年1月8日同意實行無限制的潛艇戰。這一搭檔的實力日益增強，最後迫使貝特曼·霍爾維格於1917年7月19日去職。

以魯登道夫為首的軍方在國內實行軍事專政，嚴格限制集會。他們動用武器鎮壓罷工，認為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才能避免社會革命的發生。在比利時召開的軍政首腦會議上，魯登道夫堅持要求佔領比利時、洛林和摩塞爾河谷鐵礦區，建立新的海軍基地，佔有非洲廣大殖民地。

德軍雖然在對俄作戰中取得巨大勝利，但在西線馬恩地區卻遭到失敗，從而表明了他參與修訂的施里芬計劃的破產。

1916年凡爾登之役后，德皇為了在東、西兩線同時發起進攻，委任興登堡為總參謀長，魯登道夫擔任軍需總監。他們追求所謂“光榮的和平”，企圖孤注一擲，動員大後方全部力量實施總體戰。

1917年批准對英國進行無限制的潛艇戰，結果導致美國參戰。

1917年9月策劃成立了祖國黨。該黨的政治綱領是反對任何的和平決議和任何改革，支持對外兼并政策。祖國黨得到了興登堡、鋼鐵協會和其它壟斷組織的支持，它的黨員人數不斷增加，到1918年9月已經超過社會民主黨。10月指揮奧德聯軍發動了卡波雷托攻勢。同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簽訂中發揮關鍵作用，該條約讓俄國人付出高昂代價。魯登道由於在戰爭中的卓越表現，被封為貴族，成為埃里希·馮·夫。

隨著1918年的到來，魯登道夫和興登堡決心在美國作好戰爭準備之前，在西線取得決定性勝利。他採用包括風暴部隊滲透戰術在內的一系列新型戰術，接連發動了三次攻勢—3月21日開始的索姆河攻勢、4月9日開始的利斯河攻勢、5月27日開始的埃納河攻勢。這些攻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都沒能達成摧毀英軍的目的。他繼續發動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勢—6月9日-6月13日間的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勢和7月15日-7月17日香檳-馬恩河攻勢，這兩次攻勢都迅即被協約國軍所遏止。這些攻勢消耗了德軍的力量，使其難以抵擋協約國軍在7月10日-10月28日間實施的反攻。魯登道夫對於這一反攻的規模和能力極為震驚，驚呼7月18日是德軍的“黑日”。就在這個“黑日”，魯登道夫和興登堡發生了公開爭吵，雖然破裂的關係得到修復，但兩人逐漸離心。

1918年在西線發動總攻遭到失敗，他力主頑抗到底，但政府人士掣肘，乃憤而辭職，德國十一月革命時避居瑞典。

1918年9月28日總參謀部召開例行會議，為德國的處境，責備除他以外的任何一個人。

1918年9月29日和興登堡正式發表聲明，必須簽訂停戰協定，成立一個協約國可以接受的政府。但是魯登道夫拒絕接受美方提出的“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在笨拙的企圖干涉巴登和麥克斯親王的和平談判后；10月26日被迫辭職。

1918年11月停戰後旅居瑞典，撰寫文章和回憶錄，包括於1919年出版的《魯登道夫的個人故事》與1920年出版的《我對1914-1918年戰爭的回憶》和《總參謀部及其問題》。他宣稱，在戰場不敗的德國軍隊是被左翼政客“從背後插了一刀”。

1919年返回德國，擁護極右翼的政策，信奉異乎尋常的北歐日爾曼民族的宗教，並極端敵視現有政權。參加了所謂的“民族俱樂部”，計劃消滅魏瑪共和國和建立軍事獨裁，參與組織了1920年3月的卡普暴動。在隨後的審判中，發表煽動性的演說，攻擊魏瑪共和國，最後被無罪釋放。

1924年5月成為了魏瑪共和國國會中的納粹成員。

1924年～1928年為國家社會黨的國會議員。

1925年為納粹黨總統候選人。

1925年4月代表右翼的民族人民黨和巴伐利亞人民黨出馬競選，結果僅獲得1.1%的選票。

20世紀20年代之後基本上退出了政壇，致力於撰寫關於戰略和總體戰的著作，這就是後來在1935年出版的《總體戰》一書。這本書系統闡述了總體戰理論，認為戰爭凌駕於政治之上，要求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平時就應服從戰爭準備的需要，主張採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極端殘暴的手段進行戰爭。

1937年12月20日死於巴伐利亞的圖青，希特勒等納粹黨中堅分子參加葬禮。

魯登道夫創立了“總體戰”理論，並於1935年著《總體戰》傳世。他反對克勞塞維茨的關於戰爭是政治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一論點，認為政治從屬於戰爭，一個國家要動員全部物質和精神力量來進行戰爭，和平只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間歇。

總的來說，這一理論建立在軍國主義的基礎上，要求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平時經濟戰時化，建立獨裁式的戰爭指揮體制，集中全民族的物質和精神力量打一場速決戰。雖然這一理論基於一個錯誤的出發點，但是魯登道夫是根據新的時代背景第一個集中論述總體戰的精神理論家，對很多問題的探討是有價值的。

我並不想撰寫一本戰爭理論的書。戰爭理論對我是陌生的。我早已多次說過，我是一切理論的敵人。戰爭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是一個民族生活中最為嚴肅的現實。我要講的正是這個問題，但並不準備重複那些眾所周知的東西；此書是寫給人民和人民中的每一個成員的，因此我將深入論述在這個問題上人民所不熟悉的方方面面。人民必須了解民族生存鬥爭的本質。他們得到這些知識，並不需要藉助浩瀚的戰爭教科書，而是要通過簡明易懂的解說。我在這方面所講述的東西，是我個人的、最為重要的戰爭經驗，並非象國外可能臆斷的那樣，是什麼官方言論。

大約一百年前，戰爭理論大師馮·克勞塞維茨根據弗里德里希大帝[譯者註：舊譯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時代的戰爭經驗，寫成了《戰爭論》一書。書中認為，戰爭是一個國家迫使另一個國家屈從於自己意志的暴力行為。這是完全正確的。在研究為達此目的而採取的手段時。他只考慮了通過會戰和戰鬥殲滅敵人的武裝力量。這成了進行戰爭的毋庸置疑的原則，也成了總體戰領導者的首要任務。由此，克勞塞維茨關於在戰場上殲滅敵人的思想，將永遠具有深遠的意義。馮·施利芬伯爵將軍在1905年《戰爭論》再版前言中，對克勞塞維茨的這一思想作了中肯貼切的闡述。對此，我只能表示贊同。但從另一方面說，這部著作是過去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已遠遠落後於今天，甚至可以說，克勞塞維茨的研究成果會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將人們引入歧途。

克勞塞維茨所描述的關於“戰爭的多種多樣性”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關於“戰爭的多種多樣性”，他寫道：“戰爭的動機越大、越強，戰爭同整個民族生存的關係越大，戰前的局勢越緊張，戰爭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態，一切就越是為了打垮敵人，政治目的和戰爭目標就越加一致，戰爭看來就越是純軍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戰爭的動機越弱，局勢越不緊張，政治規定的方向同戰爭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趨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戰爭離開它的自然趨向就越遠，政治目的同抽象戰爭的目標之間的差別就越大，戰爭看來就越是政治的。”

緊接著，克勞塞維茨又進一步分析了形成戰爭新的特性的原因：“的確，戰爭本身在本質上和形式上也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已經使戰爭更接近其絕對形態，但是，這些變化並不是因為法國政府已擺脫了政治的羈絆而產生的，而是因為法國革命在法國和全歐洲引起了政治的改變而產生的。改變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而使戰爭產生了在其他情況下難以想象的威力。在克勞塞維茨那個時代，國家首腦不顧人民的意願而發動的所謂“內閣戰爭”，也就是政府以其軍隊進行的戰爭，已經不復存在了，當時所謂人民參與戰事，一般只是交納稅款，或是由於軍隊的行軍、宿營、作戰而直接受到傷害。

極盛時期的魯登道夫無疑是一戰中最好的陸軍指揮官，擁有出類拔萃的戰略眼光、組織能力和戰術手腕。他的缺點主要在於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而且其精神因素缺乏穩定，面對困境容易陷入沮喪和失望。他是第一個系統探討總體戰爭的人，雖然其理論甚多謬誤且為人詬病，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歷史影響和理論意義。